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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世纪的《白氏文集》 《宋史》中的日本国传中曾详细记录雍熙元年(984)①东大寺的僧人奝然入宋谒帝一事②；“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渡海，献上所携礼物“铜器”十余个以及日本国的“职员令”③，还有记载从神话时代到今上圆融天皇王统的《王年代记》等。 因奝然不通华语，以笔谈形式介绍了历代天皇情况以及日本的产业、气候和郡、驿站、成年男子人口数等。其中，关于日本流通的书籍，“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④，这是了解当时日本知识阶层读书倾向的极为重要资料。 在文人墨客辈出的中国古代，白居易诗文集得与经书、佛典为伍，而且唯有白居易诗文集享此殊荣，今日看来不能不说是奇异景象。可以肯定，日本僧人的说法决非井蛙之见⑤。笔者认为上引奝然的一段话，表明当时日本对中国本土文学的了解程度，不在周边诸国之下。值得注意的是，《白氏文集》是中国当时知识分子必备必读的第一文学书。在9世纪，大中十二年(858)进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中，白居易被称为“广大教化主”，居第一位⑥。另外，吴融《贯休弹月集序》光化二年(899)也充分肯定张为的主张⑦。到10世纪的五代后韦榖撰《才调集》长卷的开头及卷五，共抄录白居易诗27首。更明显的是，几乎与奝然来朝同时开始编辑的《文苑英华》一千卷，由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开始，雍熙三年(986)完成，收白作品七百余首，大大超过其他文人所收之数。奝然的谈话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状况的反映，而且，北宋第二代皇帝太宗为嘉奖异邦佛僧的朝觐，赐给他一套刚完成的敕版大藏经⑧，还给他去五台山巡礼的种种方便。《白氏文集》深得重视这一倾向，在当时渤海和新罗以及接下来的高丽王朝等近邻诸国也同样如此。“鸡林(即新罗)贾人”在市场求购白诗一事，已见《白氏长庆集》⑨；关于这一点，还有渤海大使裴颋评定日本国菅原道真(845-903)的话为证，“礼部侍郎道真得白氏之体”⑩，同时这也表明白诗已成为跨越海域的一种文学标准；而后10世纪日本大江维时(888-963)编的《千载佳句》，与此相前后，新罗末高丽初时，收录朝鲜半岛唐新罗诗人崔致远等30家各10首七律的《名贤十抄诗》书也编就(11)。这两部书都只抄录七言诗，而且都包含与唐诗名家一起以崔致远(858-？)为首的新罗诗人若干名。像这样的类似点很多，其抄录重点诗人也都是以白居易《白氏文集》及其周围诗人为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二者应是同时代产物。从9世纪到10世纪环支那海、环日本海一带有着超出今日想象的紧密文化交流。可以说，其最重要纽带正是《白氏文集》，而且从11世纪开始，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平安朝文学作品得以产生，《源氏物语》频繁引用白诗诗句(12)，从东亚地域文化潮流角度看，这也是很自然的趋势。 二、藤原定家与《白氏文集》 本节以藤原定家(1162-1241)为中心，考察一下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前半叶有关情况。据诸位先学研究表明，藤原定家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也是位诗论与典故的忠实研究者，很有成绩。他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精读《白氏文集》者，笔者想从这一角度(13)，考察一下定家的活动，定家的诸多著作，便是很好的资料，从中可以窥知，13世纪的日本是怎样读《白氏文集》的，以及其所读文本原文是怎样的。了解定家与《白氏文集》的关系，莫过于他的日记《明月记》治承四年(1180)九月条(14)中“世上虽满耳追讨乱逆，并不关注，红旗征戍非吾事”一节，原文为汉文，后五个汉字“征戍非吾事”源自《白氏文集》卷十七《刘十九同宿时淮寇初破》诗开头句：“红旗破贼非吾事”(15)。定家这条所记是指日本治承四年(1180)五月发生以仁王之乱，八月，源赖朝就奉以仁王之命起兵，进军石桥山，九月，兵败，源赖朝逃向关东，被平维盛率军追讨一事。当时定家19岁。这就表明，最早可上溯到10世纪末他已得见《白氏文集》。 另外，《白氏文集》晚年常置他的座右。《明月记》宽喜二年(1230)十二月三十日(16)，即定家69岁除夕，列记了他的家族中70岁以上长寿祖先46名，有句“抑白氏文集中多有此句，人生七十稀”(原文为汉文)。其中“七十古稀”一语，今日我们已知是典出杜甫诗，定家当时认为这是《白氏文集》的习见语。(白氏也是根据杜诗之典(17)。) 还有一部应注目的著作，是建保六年(1228)，定家57岁时创作的百首文集句题和歌《文集百首》(18)，文集即《白氏文集》(19)，选白诗佳句百题，各以和歌应对。共百题，前五十题为春夏秋冬，后五十题则涉及恋情、山家、旧里，附怀旧、闲居抒怀、无常、法门等。这一作法原是慈元僧正(1155-1225)发端，定家追随模仿(20)，但也并不是机械模仿，如其六十《山家》，慈元的句题和歌： 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 何时能入居此山之想，一直占居我心。 而定家的第十六句题： 山秋云物冷。 枕秋山之云看云轻飘。 上述两则，正如佐藤恒雄氏和隽雪艳氏所说(21)，定家熟悉慈元句题的出典即《白氏文集》卷五《秋山》诗全文，并揭示了与慈元原题相近的另外部分，(即慈元最终联的第十三、十四句，定家第十三句)(22)，足见定家对《白氏文集》的关切程度(23)。 这里还有一个《文集百首》中所涉及慈元、定家所依据的文本的版本问题。正如神鹰德治氏所探明那样(24)，当时为慈元、定家所依据白居易诗集，并非中国宋代出版刊本(即宋刊本、所谓折本文集)，而是在这以前的中国唐代书写的旧抄本(即唐抄本)。如《文集百首》其六十七(闲居)句题： 山林太寂寞，朝阙苦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25) 这是《白氏文集》卷八《郡亭》诗结尾四句。但现行一般流行的《白氏文集》刊版本系统诸如宋绍兴本、那波本、马本汪本是： 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其中第二句一作“苦”一作“空”，大不相同。看一下现存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本(现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26)，这四句： 山林太寂寞，朝阙苦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与慈元、定家所引文本一致(27)，依据上述事例(28)，神鹰氏认为，慈元、定家所见系唐代以来《白氏文集》的旧抄本(29)。不避蛇足之嫌，笔者再补一例，《文集百首》其三十二《秋》的句题： 残影灯闪墙，斜光月穿牖。 这是《白氏文集》卷十《与李七庾三十二同访元九》诗第十九、二十句，诸刊本都作： 残灯影闪墙，斜月光穿牖。 二者优劣难以辨明，在定家死后的约在建长元年(1249)至建长四年(1252)年笔抄本宗胜《白氏文集要文抄》(东大寺图书馆藏)中这一部分依然是：“残影灯闪墙，斜光月穿牖。”与慈元、定家抄出的文本一致。可以确定，《文集百首》所引白诗的文本是日本承和以来所传承的旧抄本(30)。 三、李奎报与《白氏文集》 与定家生卒年大体相当的高丽王朝后期文人官僚李奎报(1168-1241)，有诗文集称《东国李相国集》。李奎报晚年(高宗二十八年)奉敕命编辑《集》四十一卷，死后在箱底发现嗣子李涵的序，同年十二月急补《后集》十二卷上呈，现存有五十三卷。现已作为《国文集丛刊》第一册、第二册影印出版(景仁文化社，1990)。 与定家一样，李奎报对白诗也极为关注，他耽读《白氏文集》的情况，现今已由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卿东介绍到日本(31)。关于李奎报创作活动及其对白乐天的关注形式，笔者将另稿详论。本文仅就李奎报所依据《白氏文集》文本情况作一简介。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四十一卷，后集十二卷)所受白诗影响主要特征就是有三十四首次韵诗。现据金卿东氏研究成果(32)，将白居易原唱诗题与李之次韵列表如下： 李：访卢秀才永祺用白乐天韵同赋、复和——全集卷七 白：归履道宅——后集卷五十七 李：六月十七日访金先达轼用白公诗韵赋之——全集卷八 白：曲江感秋二首其二——卷十一[感伤] 李：金君乞赋所饮绿瓷杯用白公诗韵同赋——全集卷八 白：对酒——卷十[感伤] 李：初秋又与文长老访金辙用白公诗韵各赋早秋诗——全集卷八 白：江楼月——卷十四[杂律] 李：又用白公韵赋文长老草履——全集卷八 白：宿清源寺——卷八[闲适] 李：白天院贲华家赋海棠用乐天诗韵[李秀才同赋]——全集卷十三 白：以诗代书寄户部杨侍郎劝买东邻王家宅——后集卷六十一 李：次韵文长老朴还古论槿花并序——全集卷十四 白：梦与李七庾三十二同房访元九——卷十[感伤] 李：次韵赋和白乐天病中十五首并序——后集卷二 白：病中诗十五首并序——后集卷六十八 李：又和乐天心身问答三首——后集卷二 白：自戏三绝句——后集卷六十八 李：又和假满百日停官自喜—后集卷六十八 白：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后集卷六十八 李：次韵白乐天—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后集卷二 白：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后集卷六十九 李：观白乐天集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妻侄等劝令少饮之诗——后集卷二 白：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后集卷六十四卷六十九 李：次韵白乐天老来生计诗——后集卷二 白：老来生计——后集卷二十二 李：次韵白乐天负春诗——后集卷三 白：负春——后集卷六十四 李：次韵白乐天春日闲居[三月二十日作]——后集卷三 白：春日闲居三首其一——后集卷六十九 李：次韵白乐天在家出家及诗——后集卷三 白：在家出家——后集 李：看汁酒用乐天韵——后集卷三 白：会昌元年春五绝句——后集卷六十八 次韵，即押已咏作品的韵(偶数句末，有时也含第一句句末)，是近体汉诗的一种全新创作。其吟咏对象，不仅有如白居易那样古人名作，也有与眼前对方相赠答，确为即席应酬之作。中唐元稹、白居易曾尝试此道，以后宋代大为流行。李奎报的次韵诗或许就是模仿宋代这一风习(33)。笔者从下面李奎报一例次韵诗中可以窥见他所读的《白氏文集》文本系统所在。 初秋与文长老访金辙用白公诗韵各赋早秋诗 银箭初惊漏箭迟，撑林朱实灿离离。 轻希宠簿身先团扇恩疏手始知。 碧树露寒蝉嘒晓。画梁泥尽燕归时。 要看词客偏多感，宋玉悲辞吏部诗。 下面是李奎报次韵原唱《白氏文集》卷十四《江楼月》：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押韵的字，虽偶数句末“离、知、时、诗”韵字一致，但白诗第一句末“池”(上平声支韵)字，李诗以“迟”(上平声脂韵)字代，这也可能是因为李奎报没考虑白诗第一句押韵，看一下《白氏文集》诸刊本字句异同，可知其所用宋刊本文本，即宋刊本(宋绍兴本、那波本)白诗第一联，两本相同作“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可以断定：第一，李奎报是依据系统宋刊本《白氏文集》次韵，“迟”为误字，“池”为正字。这是唐长安城东南隅著名行乐之地。第二，明清时刊本马本、汪本都已订正为“池”字，第三、北宋初期所编《文苑英华》卷一五二《天部杂题月》收录该诗，诗题为《江楼望月》，诗中也作“池”字，足以证明“迟”字是宋刊本固有的一时误刻。 关于这一不同，还有更有趣的校勘资料。金泽文库旧藏《白氏文集》(现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卷十四，第一次转写时，无疑是“嘉陵江曲曲江池”，嘉祯二年(1236)第二次校勘时(34)，在右旁也有‘迟折本’校注。由此可以确认，13世纪高丽的文人李奎报等所见《白氏文集》，无疑是从当时中国流入的宋刊本。 四、日本的抄本与朝鲜的刊本 13世纪前半，日本与高丽两国文坛，都有《白氏文集》可读。但其文本明显不同，日本所传读的是9、10世纪以来的古抄本，高丽传读的是新的中国宋代开版的宋刊本(35)。笔者无意在此夸示日本抄本原文之优，但却可以从这一小差异中窥见当时中朝日三地文化形成过程中一大分界点。 日本藤原定家类的知识分子在尊重承和以来旧抄本这一背景之下，具有独特文化受容姿态。众所周知，日本文学作品，虽然由于纪贯之(872？-946)以来以日本假名创作增加，那也是因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技术引入受阻的结果，即13世纪时与当时中国、高丽的写本与刊本并存情况相比，日本大部分还是抄写书籍流通；但另一面，却起到保护日本国旧抄本作用。另外，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那就是由于现存的神田本新题乐府和上述的金泽文库旧藏本中所见的训点笔迹，因此旧字抄本也被后世称作“管家点”或“江家点”训诂，这训点的笔迹在字行密而且行间有黑黑枢线的宋刊本上是难有如此便利条件的。此外，本稿第二节曾提到《源氏物语》11世纪和文学也令人注目。正如“旧枕旧衾谁与共”(源氏·葵)一节所代表的那样，对定家而言，紫式部和藤原公任所依据的原文正是最有声望的《白氏文集》，可以想象，面对当时新引进的中国“折本”，与前此的“旧抄本”相比，包含许多异文，他是多么惊讶(36)，就这样，在日本国，其后一直看重平安朝时期的旧抄本，大力保存、转写。 另外一方面，高丽文坛情况则是，由于地理上与中国邻近，时值宋朝，宋刊本流入较容易，而且数量也大。结果，像日本《源氏物语》、《和汉朗咏集》那样的靠本国古典典籍使其文本固定化可能性就较少，对高丽、朝鲜来说，从唐抄本过渡到宋刊本之际的方便，几乎没有给它留下细微误刻和随意改变的时间，这一点是可以推测出来的。这就造成了13世纪日本与朝鲜半岛双方流传的《白氏文集》在文本方面系统的不同(37)。但由于印刷技术的流行，高丽文坛全面接受容纳中国文学，很快就确立了独自的汉文学传统，接下来至李氏王朝由徐居正(1420-1486)编述《东文选》、《东国通鉴》、诗文评论《东人诗话》等问世。朝鲜半岛的汉文学，在李奎报以后慢慢地得以壮大发展；而在日本，的确如所见藤原定家那样典型，从中国典籍中所得到的知识和感悟，其中有的部分和片断则很快被大和文学所吸纳。这就与学白诗自己也成为汉文化诗人的9世纪的菅原道真们形成了一个对照。本文中数次提及的《文集百首》其五十五[恋]的定家句题歌： 旧枕古衾谁与共 床头旧枕边何曾有此梦 基于旧抄本《长恨歌》句题和歌，已经超越白诗原作范畴，达到新创作的领域，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容纳，以藤原定家为代表的13世纪(即镰仓初期)是一个很关键时期。 (《中国文学论集》第三十四号2005年2月25日) 注释： ①这一纪年据原文(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正确的说法应是前年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到达京城，雍熙三年(986)归国。可参照笠井章介《东亚西亚的往返：汉诗与外交》(朝日新闻社，1995)，以及上川通夫《奝然入宋的历史意义》(《爱知县立大学文学部论集》第五十号，日本文化学科编第四号，2001年)。 ②参照石原道博编译的译注《新订旧唐书倭国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元史日本传》(岩波文库，1986)。另外，关于奝然记事，宋初文人杨亿(974-1020)口述的《杨文公谈苑》中也有抄录。参照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③原文误为“职员今”，今从中华书局本校注及石原道博译注。 ④《杨文公谈苑》中也有“国中有五经及释氏经教，并得于中国，有白居易集七十卷”。 ⑤日本最早记录《白氏文集》的传入与流行情况的，是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存二十五卷)中转抄若干卷的天台僧慧萼“会昌四年笔写”字样，会昌四年即844年，进而奝然的这言论也是确实的证据。还有宽平三年(891)以前所编辑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鳖甲集》中“白氏文集卷七十元氏长庆集廿九卷”，也不能错过，值得注意。另外，入宋之际，奝然对宋朝的图书和出版情况也是所知甚详。《宋史》中所记奝然献上的书目中，有以金镂红罗裱装、水晶为轴的《郑氏孝经注》以及《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唐太宗之子越王贞撰，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新义)一卷。这些都是《宋史》日本传编述者所记“其国多有中国典籍”的证据。 ⑥清乾隆李调元辑《函海》所收。张为的经历，参照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90)。 ⑦《四部丛刊初编》所收，原文为：“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美风刺之道焉。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白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 ⑧《蜀版大藏经》(所谓开宝藏)宋开宝五年(972)开始雕版，太平兴国二年(977)完成。参照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第二部分(宋元版大藏经的谱系)。 ⑨《白氏文集》序卷以及《元稹集》卷五十一所收。 ⑩见《菅家文集》卷二，《余近叙情诗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长句二首偶然见酬，更以本韵答谢》其二的自注。原文：“来章曰，苍蝇就  元台辨，白体新诗大使裁。注云，近来有闻，裴颋云，礼部侍郎得白氏之体。余读此二句，感上句之不欺，兼下文之多诈。酬和之次，聊述本情。余心无一德，身有三官，总而言之，事缘恩奖更披敕旨。假号礼部侍郎，与渤海入觐大使裴颋相唱和诗九首，追以惭愧。故有此四句。”(11)关于《名贤十抄诗》及其注释书《夹注名贤诗十抄诗》，可以参照芳村弘道《朝鲜本〈夹注名贤十抄诗〉的基础考察》，(立命馆大学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第三十九号，2004年)，以及查屏球《新补全唐诗一百首——高丽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所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特别是关于《十抄诗》成书年代，查氏从序文中“东都”这一名称着眼，从高丽初期987年至1011年间庆州即以此称呼，推断此书成于1000年前后。 (12)新间—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的文学》、同氏《平安朝文学与汉诗文》(和泉书院，2003)可供参考。 (13)定家的和歌论著《每月抄》中有“白氏文集的第一第二帙中大要部份，常披览”，另外《咏歌大概》中也有“白氏文集第一第二帙，常可把玩，深通和歌之心”。 (14)定家自书的这一部分，现藏天理图书馆。可参照辻彦三郎《藤原定家明月记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77)。 (15)白诗原文如下：“红旗破贼非我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 (16)冷泉家时雨亭丛书《明月记》全五册，(朝日新闻社，1993-2003)的自笔本影印可供参考。 (17)参照拙著《白居易讽喻诗研究》(勉诚社，2000)上编第一章“白居易与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句”。 (18)见《新编国歌大观——私家集编》(角川书店，1985)所收《拾遗愚草员外》。另外，研究书可参考浅野春江《定家与白氏文集》》(教育出版中心，1993)、佐藤恒雄《藤原定家研究》(风间书房，2001)、隽雪艳《藤原定家与白氏文集的比较文学研究》(汲古书院，2002)。 (19)《文集》并非“白氏文集略称”，原本只称《文集》，后为与其他别集区别而称《白氏文集》，照太田次男《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原文研究》(勉诚社，1997)上卷第二章第一节“绕其受容的诸问题”。 (20)慈元作品见《编国歌大观——私家集编I》收《拾玉集》。另外，多贺宗隼《校本拾玉集》(吉川弘文馆，1971)、石川一《慈元〈文集百首〉考》《和汉文学比较丛书13新学》所收古今集与汉文(汲古书院，1992)可供参考。 (21)参照注册18。 (22)白诗全文如下：“久病旷心赏，今朝一登山。山秋云物冷，称我清嬴颜。白石卧可枕。青萝行可搫。意中如有得，尽日不欲还。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 (23)另外，慈元以白诗句对句部分，定家单句题咏之例百首中有十二例(10、13、17、19、20、27、33、37、50、51、58、63)，定家将慈元题四句改作二句题吟咏有三例(65、71、73)，改作一句题有一例(95)。这些并非慈元原题的略记。附带说一下，寂身的四十题与慈元句题同文。 (24)神鹰德治《关于国书所载汉籍文集本——以文集百首为中心》(《中国读书人的政治与文学》所收。创文社，2002)。 (25)其异同的慈元、定家、寂身的《文集百首》中，因后世转写之际而产生的疏忽笔误、异文很多。情况佐藤恒雄氏著书《藤原定家研究》329—340页有《文集百首校异表》一目了然。 (26)《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贵重典籍丛书》文学篇第二十一卷(临川书店，2001)所收。 (27)历博本“苦”字右旁有“八十八夕”、左旁有“夕儿”训注。另外，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所藏那波本《白氏文集》中，诸刊本通行印作“空”字，在其右侧写入“八十八夕”。明显不是“空”字训读。可以推测是直接见到金泽文库旧藏本(现历博本)的人所转写。 (28)神鹰氏论文[见注24]中，从《文集百首》第21句题“青苔地上消残雨，绿树荫前逐晚凉”及从《长恨歌》中所引5题，论证慈元、定家所见原文应是旧抄本系统。下面是从《长恨歌》摘录句题。31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52夕殿萤飞思悄然，秋灯挑尽未成眠，53行宫见月伤心色，[与刊本不同]，54夜雨闻猿断肠声，55旧枕古衾谁与共。 (29)天台僧慧萼《白氏文集》抄写于唐会昌四年，相当于日本仁明天皇的承和十四年七月。参照桥本进吉《慧萼和尚年谱》(著作集12《传记——典籍研究》所收，岩波书店，1972)。 (30)定家所见旧抄本《白氏文集》，除本稿上述外，从残留手抄本的源氏物语古注释《注释者》所引白诗文本系统东京书籍高本也可以得到验证。参照神鹰德治《源氏物语注释者所引长恨歌的文本系统》，《高校通信东书国语》第265号，1986年9月，尤其注释者所引《长恨歌》作为《源氏·葵》的出典(旧枕故衾谁与共)，也同样是旧抄本。本稿后述。 (31)金卿东《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日译者丸山茂)《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勉诚社，1994)。同氏，《高丽朝诗人李奎报对白诗的受容》，九州大学COE国际专题《〈东亚中白乐天〉》研讨会文稿集2004年11月13日，同稿又录入《和汉比较文学会》三十四号，2005年2月。 (32)注31中所说专题会时金氏所发资料。 (33)关于高丽文人中流行宋诗风，可参照郑墡謨《高丽朝杜诗收容——以李奎报为中心》(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六十九册，2005年4月)。 (34)参照《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贵重典籍丛书》文学篇21第68页。另外，该书后记中有四种记述：a.宽喜三年(1231)正月廿八日书之，但马房书写之。b.同二月二日加点了，左金吾校尉原奉重。c.嘉祯二年(1236)三月十一日比较唐本了。d.建长四年(1251)正月三日贵所御本了本稿采用第三说。另外，现今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所藏那波本《白氏文集》有江户初期天海僧正(？-1643)珍贵校本，这天海本卷十四有下述两行：a.保安二年(1121)六月十四日以平祐俊之本拭汗自点了，腾宗重。b.元亨三年(1323)九月廿四日以△本点了(△处字不明，谣？)。其中《江楼月》诗第一行上栏外，可见有“池”字校记。 (35)另外，9世纪即印刷本《白氏文集》流入朝鲜半岛以前，其所读的是与日本同为旧抄本的文本，这从前面所谓“鸡林贾人”一事可以推定。 (36)作为一个例证，可以举出金泽文库旧藏本的校订者丰原奉重的多次校订工作为例证。在后记中，奉重说明：宽喜三年(1231)-贞永元年(1232)，嘉贞二年(1236)及建长四年(1252)三次笔写、校订《白氏文集》，第二次是唐本(旁注折本)。第三次校订据“传下贵所之御本”。但第二次“折本”的异文只在原文的旁注，有许多是不能被认为正文，这也是奉重第三次据“传下贵所之御本”再校的原因，也是因为从宋传来的刊本有许多谬误之字。另外，所谓“贵所”，在金泽本卷四十七卷五十二中旁批“冷泉宫”。这是否就是定家之子藤原为家的所藏本呢？祈专家赐教。 (37)另外，传到朝鲜半岛《白氏文集》，此时也成为分水岭，与中国本土的《白氏文集》的原文有所改变而有所区别。16世纪末因秀吉的壬辰·丁酉倭([文录·庆长之役]而夺取的朝鲜版《白氏文集》，是当时中国本土也失传“前集后集本”，这个本子由那波道圆复刻而出版，在朝鲜半岛的《白氏文集》流传史上，是具有代表性事件。 原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