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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人都知道有海外华文文学。但是，却较少有人了解，在汉字文化圈内还有域外汉文小说。爰作此文，以开拓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加强对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 一、汉字文化圈的五次扩大 中国商代即有规模化的汉字，后代被称作“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诸侯并起，列国争雄，文字的书写很不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以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到了汉代，隶书行用极广，逐渐代替了小篆。其后，又演变为楷书。因为它们为汉族所通用，遂称为“汉字”。 汉字文化圈的第一次扩大，是汉字文化输入朝鲜半岛。传说殷商灭亡后，箕子到了朝鲜，如果此事属实，中国的文字在商末周初即已传到了朝鲜。汉武帝以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新罗诸国，都全面吸收汉字文化。公元四世纪，百济国博士高兴以汉文修成百济史《书记》；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即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新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以汉文撰成国史。公元935年，高丽王国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前朝、中期、晚期的汉文诗，高丽中朝的汉文诗人“海左七贤”——李仁老、林椿、吴世方、皇甫杭、咸淳、李湛之、赵通，在汉文诗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李成桂一派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国号为“朝鲜”的李氏王朝。李朝时期(公元15世纪——19世纪末)，朝鲜文学中的汉文诗、汉文散文，其艺术质量又有提高。 汉字文化圈的第二次扩大，是汉字文化在日本登陆。汉字文化何时传入日本，现在难作定论。相传应神天皇15年(284，晋武帝太康五年)，阿直济自百济东渡，日本皇子稚郎子从之学。阿直歧推举王仁，次年王仁至，进《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有人据此作为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开始。但传说秦始皇末年，徐福即率领大量男女东渡日本；以后汉人东渡日本者络绎不绝，并与日本先住民族融合，此等人中有汉字文化修养者甚众，所以汉字文化在日本登陆的时间应该早于公元284年。台湾中央社东京1998年3月18日电：最近在日本德岛县观音寺出土的一片公元7世纪上半叶以前的木简上，发现以墨笔书写的一小段《论语》，专家已确认这是日本国内现存书写《论语》的最古老木简，上面以隶书体书写着“子曰学而时习之”等20个文字。自从汉字传入日本后，势力甚大，而日本人又善于学习，于是他们便借用汉字创造日文。日本现存最大的史书《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记》(720年)，用汉字和汉字音作音标所写的日本语夹杂而成，所以称为“准汉文”。用汉文写作历史的流风，一直延长到德川、明治时代。日本一些学者说中国、日本是“同文同种”(同为黄种人)，这是有根据的。不少日本文学作品，都和汉字有关。日本写作汉诗文的代有其人。日本的汉字书法，别有风格，与中国的书法可谓“双峰并峙”。 汉字文化圈的第三次扩大，是将汉字文化扩展到了今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唐代越南有不少士人能熟练地使用汉语；汉字书面语言，已广泛使用。洎乎近代，越南能写汉诗汉文的作家，难以一一列举。 汉字文化圈的第四次扩大，是随着中国人的飘洋过海，远途跋涉，向海外开拓，把汉字文化扩大到了欧洲和美洲。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本尼兹，对汉字文化十分推颂，他说，如果汉字文化与欧洲文化携起手来，整个世界都将过上更为理想的生活。 汉字文化圈的第五次扩大，是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作家和学生，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的作家、学生去欧、美、澳大利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乃有欧洲汉文文学、美洲汉文文学、澳洲汉文文学的出现。如今习惯的说法是“华文文学”，究其实，应称汉文文学为妥。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字(华文)中还有满文、藏文、蒙文、契丹文等多种文学。 二、汉字文化圈中的域外汉文小说 如上所述，汉字文化圈的第一次扩大是到了朝鲜。朝鲜(现南北朝鲜各自立国为韩国和朝鲜国)的汉文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域外汉文小说中居于首位。总字数在1000万以上。近几十年间，韩国学者曾编录选集出版《李朝汉文短篇集》、《韩国汉文小说集》、《原文汉文小说选》、《李朝汉文小说选》、《韩国汉文小说选》等多种选本，另有《金鳌新话译注》(附原本)、《九云梦》等单行本问世。但这些选集和单行本，只是朝鲜汉文小说中的一小部分。台湾台北文化大学林明德教授，利用游学韩国的机会，下决心搜集韩国汉文小说，孤军奋斗七年，于1980年5月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9大册，由文化大学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共同发行。《全集》卷一是梦幻、家庭类，卷二是梦幻、理想类，卷三是梦幻、梦游类，卷四、卷五是历史、英雄类，卷六是拟人、讽刺类，卷七是爱情、家庭类，卷八、卷九是笔记、野谈类。共收长篇10余种，短篇140余种，总字数已达240余万。但《全集》仍只是朝鲜汉文小说的一部分。因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华人)打算“对朝鲜汉文小说全面整理”，“广邀韩国、中国、日本及世界各地学者参加此一工作”，以《朝鲜汉文小说丛刊》的形式，陆续在台湾出版发行。① 可见韩国汉文小说已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比较起来，我国内地对朝鲜汉文小说的出版和研究，却显得滞后。只有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了朝鲜汉文小说《谢氏南征记》(北京大学韦旭升教授校注，季羡林教授作序)。季氏在《序》中说：“这一部书在整个朝鲜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它同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一些问题探讨起来既有趣味，又有重要意义。”“它把背景放在中国，至少说明这一部长篇小说同中国有密切关系。这对于研究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季氏充分肯定了《谢氏南征记》的意义和价值。在19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刘世德教授发表并宣读了长篇论文《论〈九云记〉》，其中论述到朝鲜汉文长篇《九云梦》，“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朝鲜小说”；“《九云梦》的作者虽为朝鲜人，全书却是从头到尾用娴熟的汉文写的，内容演述的也纯粹是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中国人的故事”；到十九世纪初期，金万重的《九云梦》的朝鲜刊本自朝鲜转入本土，“这时，又有一位中国文学家，以‘无名子’为笔名，对《九云梦》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把篇幅从原来的三卷十六回扩展到九卷三十五回，并改易书名为《九云记》。”“这却变成了朝鲜小说创作反过来对中国小说产生影响的一个鲜见的例子。”② 本文作者对朝鲜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李边著)、《包阎罗演义》(鹜溪叟著)也曾写过论文。此外，内地对朝鲜汉文小说的出版和评论，几乎乏善可陈。 日本的汉文小说数量不及韩国丰富。但据台湾王三庆教授的搜求，仅一年之间(1987年4月，他去日本天理大学讲学)，他就录获数十种。时代分亻布 奈良、平安、江户、明治及以后诸期。据王三庆教授透露，他搜集到的汉文小说有：《日本书记》、《日本七福神传》、《译准开口新语》、《含饧纪事》、《昔昔春秋》、《警醒铁鞭》(以上属神话传说)，《本朝小说》、《夜窗鬼谈》、《贤乎己》、《天下古今文苑奇观》、《奇文欣赏》、《日本虞初新志》、《译准绮语》、《寒灯夜话》、《满娱乐散云史》、《情天比翼缘》、《东都仙洞余谈》、《当世新话》(以上属传奇小说)，《海上异传》、《西征快心编》、《三山秘记》、《大东闺语》(以上属历史演义)，《（有一个字打不出）谭》、《日本故事诗选》、《近世丛话》、《迷楼侯史》、《记饮》、《奇谈一笑》、《奇谈新编》、《如是我闻》、《师友志》、《大东世语》、《先哲丛谈》、《先哲丛谈后编》)、《近世先哲丛谈》、《续近世丛谈》、《鸭东新话》、《淞北夜谈》、《近世人镜录》(以上属笔记小说)。王三庆教授打算汇辑成《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在台湾出版。他还曾开列一份《待收或疑似之日本汉文小说目录》，征求各方意见，以便继续访录，成为全璧。③ 越南汉文小说多于日本但少于韩国。1987年4月，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乃陈庆浩先生与王三庆教授合作的成果。《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共出版七册。第一册是《传奇漫录》，第二册是《传奇新谱》、《圣宗遗草》、《越南奇逢事录》(以上为传奇类)；第三册是《皇越春秋》，第四册是《越南开国志传》，第五册是《皇黎一统志》(以上为历史小说类)；第六册有《南翁梦录》、《南天忠义实录》、《人物志》，第七册有《科榜传奇》、《南国伟人传》、《大南行义列女传》、《南国佳事》、《桑沧偶录》、《见闻录》、《大南显应传》(以上为笔记小说类)。计收书17部，150万字。此后，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又在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往后，还将出版第三辑，准备将越南汉文小说全部收齐。④ 又，据台湾陈益源教授的《王翠翘故事研究》，越南的汉文小说《金云翘录》，作者“当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位越南文士，他费心地将阮攸改编自中国小说的《金云翘传》喃字长诗，用汉字重新又改编回小说体制，形成一部与(中国)青心才人《金云翘传》截然不同的越南汉文小说。”⑤ 而越南的汉文小说《传奇漫录》则是在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下写成功的。⑥ 可见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至为密切。 三、出版与研究域外汉文小说刍议 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要研究域外汉文小说，首先得将域外汉文小说的原始资料提供给研究者。台湾已出版的朝鲜、日本、越南的汉文小说，我国出版部门不妨与台湾有关出版社签订协议，将它们引进过来而后在内地予以出版。这是当务之急。其次是利用我国在地理上与越南、朝鲜、韩国、日本接近的有利条件，派出专家、学者到那里搜求汉文小说，发掘出新资料，而后予以出版。争取在出版域外汉文小说方面急起直追，站到前列地位。 再就是对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这种研究应是多角度的。一是比较的研究。将域外汉文小说与中国和该国的古典小说加以比较：题材的比较，写法的比较，语言的比较，人物的比较，影响的比较，与同时期中国小说的比较，与后来域外汉文小说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揭示域外汉文小说创作中的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域外汉文小说文本的研究，将该文本的思想，艺术、成就、不足，如实地展现出来，作为我们当代作家从事小说创作时的某一方面的借鉴。 三是对域外汉文小做文艺社会学的、语言学的、原型的、创作方法的等等方面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域外汉文小说的学科。四是把域外汉文小说与域外汉诗、域外汉文联系起来研究，写出朝鲜、日本、越南的汉文学史(按：过去日本已有多种日本汉文学史，但因为不重视汉文小说未能将汉文小说列入日本汉文学史)。五是把域外汉文小说与二十世纪的海外华文小说联系起来研究，研究两者的不同。作为海外汉文文学，两者是一致的。但域外汉文小说是朝鲜、日本、越南作家写的；二十世纪的海外华文文学则主要是由华人作家写的，但也有小部分是外国作家创作的华文文学，如韩国诗人、学者许世旭，既用华文创作了诗歌、散文，又用华文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美国人何瑞元(汉名)在台湾写作并发表了不少篇散文；就是比较有名的事例。把古代域外汉文小说、诗歌、散文与现代海外华文小说、诗歌、散文联系起来研究，将使华文文学研究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四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域外汉文小说。域外汉文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没有汉字文化圈的几次扩大，就没有朝鲜、日本、越南的汉文小说；而朝鲜、日本、越南的汉文小说的出现，既影响了该国的文化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如中国古典小说《王翠翘传》，传入日本、越南后，一方面导致了日本、越南同类题材小说、诗歌的产生；另一方面，越南阮攸的同一题材叙事长诗《金云翘传》流入广西，又导致广西京族民间故事《金仲和阿翘》的出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深入研究域外汉文小说，将加强中国人民与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人民的友好和合作，其意义将更加深远。 总之，出版和研究域外汉文小说，无论其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以至加强我国人民与周边国家人民的友好与合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1贡纪才开始不久，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重视研究这一课题，在21世纪内，我国的域外汉文小说研究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 注： ①参见《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在台湾》，载陈益源著《从〈娇红记〉到〈红楼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②载《’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③同①； ④同①； ⑤《王翠翘故事研究》，陈益源著，台湾里仁书局2001年12月出版，第175页； ⑥参见《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陈益源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7月出版。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