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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在西方汉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李思纯曾言：“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当代法国汉学家戴密微（Demieville,Paul）干脆就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1] 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始于十七世纪后期的在华传教士，经过“传教士时段”和“专业汉学”等历史演变，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学术史，其中以近百年来最具特色：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进入成熟期和互动期；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变化，法国的汉学研究起伏很大，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以下就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及学术特征加以述论和研讨： 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的历史进程及学术分期 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可分为三个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二战为成熟期和互动期（1901－1945）；二战以后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为复苏重建期（1945－1978）；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阶段为兴盛期和新变期（1978年至今）。 1、成熟期和互动期（1901－1945） 190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继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口岸包括武汉、重庆等腹地已全面向西方洞开，二战以前进入经济颠峰状态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又一次出现“中国热”。另一方面，中法的文化交流由法国汉学家的单项接受变成中法之间的文化互动。如果说，18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和小说《查第格又名命运》开创了法国近代文学向中国古典文学寻求新的题材、新的灵感传统的话，那么，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则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向法国文学寻求新思维和新观念、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的先河。这场文化互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启动，而主要反映在文学领域尤其是法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上。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热，对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对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队伍的成长和创作手段的丰富与完备，乃至“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此时已进入成熟期，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以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的传统汉学，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成熟期的法国汉学，呈现以下一些显著标志： 第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队伍的增强。这个时段法国汉学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阵地，除了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外，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学校、国家科研中心、罗浮宫学校等也陆续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另外，巴黎亚洲学会、附属巴黎大学的汉学高级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日佛会馆等研究机构也都增设了汉学研究机构。在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学习的学员达四百多名，教员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设在远东地区的法国远东学院，是这个时段成立并在远东地区产生极大影响的一所法国汉学研究机构。该院以印度支那和中国的考古学为主，旁及语言文化。第二年学院的一些出版物开始面世，其中《考古学志》是考古专业杂志，到20世纪结束已出版22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和“法国远东学院集刊”以研究印度支那和中国文化为主前者每年一卷，后改为一年二期，后者至20世纪结束已出版181册。这是法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成果也最显著的一所研究机构，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已由间接传播进入发生地第一手资料的直接获得；传播和研究的主体也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和随意性，转为专业学者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计划性和规范性研究。1957年，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独立，法国远东学院撤回法国巴黎。[2]目前，远东学院有三十多位亚洲学研究专家，从事文献学、金石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中国台北、香港、福州，印度、吉隆坡、首尔、东京、河内、金边等有常设研究机构。二十世纪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都曾在这个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汉学论着，因而声名远播。 第二，涌现出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伯希和（Pellilt,Paul， 1878-1945）、马伯乐（Maspero,Henri，1883-1945）、葛兰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考狄（Cordier,Henri，1849-1925）、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古兰（Maurice Courant）、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等一大批出色的汉学研究代表人物，其中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贡献尤着： 沙畹出生于一个新教徒家庭，求学期间在校长影响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成为终生追求。1889年，24岁的沙畹作为驻中国公使随员，首次来到中国，从事汉语学习和汉学研究，并在中国学者唐复礼（清末曾任驻法使馆参赞）帮助下对《史记》进行法译。1893年回国后，沙畹接替戴维尔·圣－德尼侯爵（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时年28岁。1907年沙畹再度来华进行文化考察，随行的还有年轻的后来成为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奠基人、被称为“阿翰林”的B.M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他们的足迹遍布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和满洲里，特别是在龙门和云冈石窟，收集了大量的文物和碑帖，沙畹后来的大量著作就是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沙畹的汉学研究涉及史学、碑铭学、古文字学、敦煌学、佛学和道教研究等众多领域，其中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的代表作有五卷本的《<史记>译注》（1895－1905）、《中国访古志》（1907）、《泰山，中国祭祀专论》（1907）、三卷本《中国三藏中节选之五百神话故事及寓言》（1901－1911）等。在这些论着中，表现了一位西方汉学大家深邃的洞察力和汉学底蕴，并为后来者开拓了宽阔的研究空间，当然也带上了西方汉学家常有的偏见。如在《<史记>译注》中，沙畹通过“前言”和“专论”以及一些附录，几乎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所有问题诸如儒家的君臣观念、治国理想、家庭伦理以及历史观等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作出尖锐的批判。《泰山，中国祭祀专论》是他于1901年1月、1907年6月两次到泰山考察的研究结晶，全书六章，分述泰山崇拜及其源流、山川、庙宇、遗址及碑铭、泰山封禅祭祀相关记载及祭告文、风土民俗等，最后还有一篇关于中国神社的“附录”。这本专着第一次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了泰山的历史文化，保存了有关泰山祭祀等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仅关于中国神社的“附录”就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宗教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中国三藏中节选之五百神话故事及寓言》收录了许多印度佛经故事及其源头民间传说，这是他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之请翻译印度佛经的系列成果之一，对于缺少文字记载的印度佛教来说，更是相当珍贵的一批文物资料。可以说沙畹把一生都献给了汉学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研究《东亚史》中的《投龙简》。1919年，他在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发表的那篇深邃又热情的《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几个月后，即溘然而逝。 伯希和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早年曾就读于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沙畹和印度学家列维。1900年初，伯希和被派往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工作，22岁成为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其间，他曾多次被派遣到北京为学院的图书馆收罗中文书籍，回国后于1911年被任为法兰西学院中亚语文、历史和考古教授，并开设“中亚西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奠定了他的汉学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希和作为法国武官在北京逗留，1945年在巴黎死于癌症。 伯希和是一位汉籍目录的校勘学、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专家，晚年又对西域、突厥和蒙古发生浓厚兴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着，但使他真正成名也使他成为有争议人物的是他与敦煌学的渊源。1905年，27岁的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 1908年2月到达敦煌，在对藏经洞经过3周的调查后，从中选出最有价值的文件约二千余卷，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格从保护莫高窟的王道人手中购得。伯希和选出的文件全都是绝品，远比之前的英人斯坦因获取的价值高。同年伯氏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敦煌藏经洞访问记》；第二年又到中国采购汉籍并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敦煌遗书，并认为伯希和是个骗子和打劫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伯希和又加了顶帽子：“帝国主义文化间谍”。有意思的是，“甚至在法国，伯希和也被指责为吹牛大王、伪君子，这种指责甚至延及其尊敬的老师沙畹”[3]。但另一方面，又有人对伯希和给予极高评价：“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将成为孤儿”[4]，巴黎的Guimet博物馆也有一个画廊以伯希命名。评价和争议的差距如此之大，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葛兰言也是沙畹的学生，他和戴密微是沙畹及众多弟子中两位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出重大成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汉学家。1910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博士论文由《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和《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和亲缘关系》两篇论文组成。1911年来北京留学，两年后回国任高等研究院东方宗教研究所所长，后转任东方学院教授，并曾担任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宗教学系主任，中国高等研究学院主管。葛兰言为人富有正义感，1940年贝当政府向纳粹德国求和，他闻讯后一气身亡，享年56岁。代表性的论着除上述两部博士论文外，还有《中国人的宗教》(1922) 、《中国思想》、《中国文明》（1929）等，以及经别人整理出版的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1952)和《关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论文集》(1953)。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译介进到一些深层问题的探究，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也随之产生变革。这个时段的著名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Maspero,Henri）、葛兰言和考狄等人，皆到过中国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中国学”专业训练，既有当年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亲历和第一手资料，又有着专业汉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专业视野，这种双重功底，使他们对汉学研究向纵深开拓和理论建树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汉学领域皆有全面的推进，而且开创了敦煌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增添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不仅开创了敦煌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开始由文学作品的译介转入文艺学的探究和研究思想上变革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例如葛兰言，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着中，作者从“乡野主题”入手，与郑国、鲁国、陈国的春季节日以及春天的皇宫节日联系起来，探讨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与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还有意识的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只要不坚持把《诗经》尊之为经，不把儒家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说，哪一首诗描绘了恶习，哪一篇歌颂了德行，没有任何东西一定能证明，只有受到王政影响的地方，风尚才会纯正。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人们就会更加有把握地推断出所有的歌谣都表现了往昔正常的风尚习俗”[5]。此时的法国汉学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突破，除了进行文艺学的探究外，还表现在一些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移植，用改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的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诗集《碑林集》等。克洛岱和瑟加兰都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瑟加兰更是两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发的感慨，已不像当年伏尔泰那样，凭借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和一些道听途说，贮满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了。 这种深层探讨也表现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上。20世纪法国学者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远不止于对中国戏剧特征作一般的描述，还把这些表现特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去追寻哲学的、文化的源头。最早将中国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他是位戏剧理论家、演员和诗人，也是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戏剧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发现》、《戏剧及其两重性》等。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并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1931年写出《论巴厘戏剧》、《导演和形而上学》等文章。1932年发表“残酷戏剧”宣言，提出借助戏剧粉碎所有现存舞台形式的主张。他在1938年出版的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中十分欣赏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开头的一句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观“虚实相生”的形象说明。中国古典戏剧的“涵虚”风格的追求，正源于老子的“无”与“空”的哲学原理，而这种“涵虚性”恰恰是20世纪西方戏剧藉以摆脱自己原有的表现模式，寻求新的出路的依据。阿尔托正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提出“从无走向形，又从形返回无”反西方传统的戏剧构想[6]。法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乔治·巴努在其《戏剧的出路》一书中也反复引证老子的《道德经》，认定“将西方戏剧界人士求救的种种哲学思想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无’与‘空’的共同追求”，强调老子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对建立欧洲戏剧新的舞台秩序的重要性影响。他指出：“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经常地放到东方戏剧的练功上，放在通向动作符号的道路上，而不是更多的放在动作符号的本身，这一点是频繁接触东方灵性的结果”[7]。 第四，一批中国学者加入了法国汉学的翻译和研究队伍。这批“外国军团”已不是十八世纪来法朝圣如黄嘉略、马国贤、高类思、杨德望等中国传教士，而是一批来法留学专门从事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如刘半农、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凯、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在20世纪上半叶达百人之多。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1925年春季，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创立有很大功绩，除捍卫新文学运动展开理论论战外，也付诸创作实践，出版有诗集《瓦釜集》（1924年4月）、《扬鞭集》（1924年6月）、《半农杂文》（1934），翻译有《茶花女》等。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语文运动、实验语音学及汉语语法的研究三个方面。古典文学方面的论着有《敦煌掇琐》（1925）、《宋元以来俗字谱》（合作，1930）、《中国俗曲总目稿》（合作，1932）、《十韵汇编》（合作，1935）等。林黎光（1902－1945）是法国汉学家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的弟子，曾受列维委托，整理列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梵文《诸法集要经》，林将此做成汉、藏、法文对照评注本，这在中国佛经整理研究中还是首次。另外，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等此时皆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专论，对推动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也起了引导作用。留学生当中还有不少人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法国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中国的留法学者如罗大冈、梁宗岱、徐仲年等发表一些关于唐代诗人诗作的译介评论，点缀着此时段寥若晨星的汉诗研究。徐仲年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发表有《中国诗五十首》（里昂《中国季刊》），《李白诗》、《杜甫诗》（《交流》），其中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是法国汉学研究中第一篇唐代作家专论。梁宗岱有王维诗的法译，罗大冈则出版了两本唐诗专着：一本是《唐诗百首》（1942），翻译唐诗约百首，所选篇目为戴维尔·圣－德尼的《唐诗》之外；另一本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1948），译介中国古典诗坛的七大名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这在法国汉学研究中也是第一次。 二十世纪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出现新的特点，就是强调明清白话小说的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注意从文化角度对明清时代白话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进行系统的考察，对此首先作出尝试的是一批我国的留法学生如吴益泰、郭麟阁、吴晓伶、戴望舒等。1933年，我国的留法生吴益泰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了《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从目录学和文献学角度，对明清小说的各种版本，以及明清史料包括各种笔记、诗话、词话中对小说的评价进行搜集，并从文化背景贺文学史流变评析其产生原因。1935年贺师俊的博士论文《论儒林外史》、郭麟阁的《论红楼梦》更是从文化视角对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进行专题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傅昔华、吴晓伶、戴望舒等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论在一些大学的研究刊物上发表，更推动了学院派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开展。在此之后，法国汉学家奥尼维埃·比热兰、雷维安（André Lévy）、法伊尔维尔、儒伯等则更进一步，把法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居于欧洲的领先水平。 1940年，贝当政府向纳粹德国求和，戴高乐在伦敦组建“自由法国”，法国陷入二战泥淖之中，汉学研究也向其它学术文化事业一样，全面停滞和倒退。一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和戴密微、谢和耐等二战以后又一代汉学大家的崛起，法国汉学才又一次进入兴盛期，其间中断或停滞了近二十年。但二战以后，美国汉学随着其经济实力已广泛影响西方世界，法国当年汉学研究龙头老大的位置已风光不再。战争，无论对物质生产还是精神创造，都是一场浩劫。 2、复苏重建期：二战以后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1945－1978） 其间有两个显著的标志： 1964年中法建交和 1966年开始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前者可称为法国汉学复苏重建期，是这个时段的汉学主流；后者则由于封闭和盲目呈现两个极端。 第一阶段：战后至中法建交（1945－1964） 如上所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后阶段，法国陷入二战前后的泥淖之中，汉学研究全面停滞和倒退：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三位汉学家皆在二战中去世：马伯乐死于纳粹集中营，葛兰言因德国入侵、贝当政府卖国忧愤而死，伯希和在看到胜利曙光的1945年去世。他们的接踵而逝给法国汉学造成巨大真空。由于世界性的战乱，东西方交通、人员往来，资料搜集都相当困难。二战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承认这个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新生国家，对华进行封锁禁运，客居中国大陆的法国汉学家悉数返回法国，中国留法的学者除古典文学专家和翻译家李治华外也皆返国，联系桥梁中断，汉学研究已成无源之水。即使是最活跃的中国古典小说译介方面，从四十年代中期到整个五十年代，法国汉学界只出过一本《西游记》的译本[8]。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经济力量的迅速提升带动了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较快拓展。1949年以后，一部分大陆学者移居美国或从香港辗转赴美，以及美国长期与台湾学者交流，皆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品质提升，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多样终于超过西欧和前苏联，成为西方汉学的的头号重镇。 法国汉学的冷寂局面终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被打破，这也再次证实西方汉学的兴衰与政治经济密切关联。1964年，戴高乐将军率先打破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中国建交。在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倡导下，两国间的经济文化日益频繁，汉学研究也在此时开始复苏和重建，出现了四十年代以后没有过的好势头：在汉学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已有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罗浮宫学校、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外，又在巴黎第四大学、第七大学、第八大学、第十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马赛大学、普罗旺斯大学乃至一些中学也设立中文课程，培养中文人才。在研究机构方面，法兰西国家科学研究院扩充和新设一系列东方和中国学研究机构，如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敦煌研究组、当代中国研究及资料中心、东亚语言所、华南及印度支那半岛研究所、中亚地区考古：古代文化、环境与技术研究组、民族学及比较社会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喜马拉雅学中心和道教资料中心等，成为继法兰西学院之后法国汉学研究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另外还有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法国中国学研究所、利玛窦研究所等。其中利玛窦研究所成立于中法建交后的1966年，该社在中国台北和法国巴黎设有分社。台北利氏学社主要从事辞典编纂、语言文章、中国哲学、中国宗教、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巴黎分社在中国医学、哲学等基础研究方面有显著成绩，两个分社经常进行协作研究。利氏学社出版有40多种附有大量注释的中文经典。该社成员出版的大部分中国学著作均是对汉文经典著作的译注本，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诸多方面的介绍。两个分社共同组织出版的《汉法大辞典》，收有一万多个汉文单字，25个词组，已成为法国中国学家和中文系学生的必备工具书。法国中国学研究所于1920年3月由法中两国政府赞助成立，其目的是为了发展法中关系。该所的第一任所长是著名中国学家葛兰言。此后，伯希和、戴何都、韩百诗、吴德明、侯思孟、施舟人、魏丕信、戴仁等著名汉学家均领导过该所。1959年该所正式归并巴黎大学，1964年中法建交后，该所于1968年又划归法兰西学院并加以充实和调整。这是一个协调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机构，有专门的教学培训部门和出版部门，定期举办讲座和出版中国学著作，法国新一代的中国学家大多在此受过培训。自1934年以来，该所的《中国学研究所文库》，已出版包括沙畹、白乐日、戴密微、戴何都、石泰安等著名中国学家在内三十多卷中国学著作。此外，还编辑有《通检和书目》丛书和《中国学研究所论丛》丛书。该所的图书馆有10多万部近30万册藏书，向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开放，是欧洲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此时的法国已形成“汉语热”，学习中文的学生数成十倍以上增加，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为例，学院从19世纪中叶开始汉语教学，是欧洲著名的“中国学”教学和研究基地。但在二战之前，在该院学习中文的学生仅有20多名，1964年中法建交后学生数达到300名。 法国汉学的复苏与重建从而走向新的兴盛期，当然与一些领军人物的功绩密不可分。这个时段新崛起的汉学代表人物有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谢和耐（Gernet,Jacques，1921-），白乐日（Balazs,Etienne 1905-1963），埃蒂昂布莱（汉名艾琼伯，Etiemble,Rene,1909—）、卡尔腾马克·马克西姆 (汉名康德谟Kaltenmark, Maxime，1910—)等。其中以戴密微、白乐日、艾琼伯、康德谟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贡献尤着，戴密微更是法国汉学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杰出代表，与二十世纪以前的儒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沙畹儒莲并为三杰，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9]。他于1894年9月13日生于瑞士洛桑，191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入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学习，师从著名汉学家沙畹，并从著名印度学专家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学习梵文。精通德、意、法、俄、日、藏与梵文，是“二战”后一个时期法国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1920赴越南河内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1924年底来华任厦门大学教授。1926年前往日本横滨就任日本东方日法研究所所长，1930年回法国任教, 返欧后入法籍，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和法兰西研究院任教，主持讲授佛教文献学和中国语言文学。1945年起主编欧洲最有影响的汉学刊物《通报》。 戴密微的治学范围及其广泛，涉及佛教文献学、中国佛教史、历史学和文学等范畴，著述极为丰富，专着、论文及书评约300余种。他是沙畹及其弟子中对包括敦煌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出重大成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汉学家。治学自研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禅意诗、文人诗。他评介中国古典诗歌深入细致，推动了法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这方面的着译有《中国古代诗歌选》、《敦煌曲》（与饶宗颐合作）、《敦煌白画》、《禅与中国诗歌》、《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一个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书评专集《敦煌学近作》（1971）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与王重民合作研究敦煌汉文写本，1982年法兰西学院又发表其遗作《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他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是法国汉学家选编的第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总集，他为此撰写的长序，也是第一篇中国古典诗歌通论。此书的编译汇集了法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一代名家戴密微、安德列·达梦（Damon,Francis-Yves），后起之秀桀溺、吴德明、儒伯，以及华裔学者李治华、梁佩贞等皆参加了编译，可以说是法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实力的一次展示，在法国的中国古典文学流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诗选》选译了上自《诗经》下到清代374首诗词，共204位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书前有戴密微写的一篇“导言”，以诗一样的语言和火一样的激情评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和价值：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是严谨的、精巧的，它的题材与自然界紧密相连。你们会随时透过那些含义始终是具体的词语，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以及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回响。你们会在一个一切都是宁静、淳朴、悠逸的世界发现自我。你们会感到与这相比，其它的一切诗歌似乎都有些过于啰索”。这是在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短小辩护，也是对“中国缺少史诗”之类西方批评的反击，更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结构特点和艺术魅力的细致体察，没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没有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刻研究和掌握，是无法做到的。[10]另一部专着《一个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则从文化学角度，探讨这位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唐代民间诗人诗作，也是法国学者敦煌学研究中第一部文学专论，出版于戴密微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 艾蒂安·白乐日 被费正清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甚至被称为“近代欧洲汉学研究之父”，曾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研究所长。其主要成就在中国史尤其是宋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有《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隋书〉中的食货志》、《〈隋书〉中的刑法志》等。其史学观点和谢和耐相近，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据此白乐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主持一个宏大的 “宋史研究计划”并于1957年亲赴日本筹划，但因其早逝而未能实现。 艾琼伯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法学院攻读语言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39—1943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4—1948年任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法语及拉丁语系主任。1949—1956任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任巴黎（索邦）大学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1956年起任珈利玛尔出版社《认识东方》丛书主编。有关中国的著作有《孔子》、《中国之欧洲》、《王维》、《陶渊明》、《有关诗歌翻译的谈话》等。 康德谟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巴黎大学文学院以及高等汉学研究所，获法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学位。1955—1956年任巴黎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课题组负责人，1957年起任巴黎法国国立高等学院宗教科学部研究室主任。他也是1973年成立的“敦煌抄本及有关资料研究组”成员。主要研究中国的宗教思想，尤其是道教思想，也是研究道教文学的专家。着有《列仙传：古代道教仙人的传说传记》、《中国文学》、《灵宝：有关一个道教术语的注释》、《老子与道教》、《中国哲学》等。他还参加了由吴德明和于儒伯主持编译的《蒲松龄：〈聊斋志异〉选》的翻译工作。 第二阶段：中国大陆文革时期（1965－1977）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从1966年的中共中央“5·16”通知算起，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共十年时间，史称“十年动乱”。但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从1965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已经开始了，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为止，共十三年时间。这个时段由于中国的极左宣传和“造反”运动，使得处于封闭状态之外的法国汉学界出现很奇特的两个极端：一端是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大革文化命”，同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样，为此愤怒、痛心但又无可奈何。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就认为“文革”时期的文学是“枯燥乏味、缺乏象征、缺乏深意、没有艺术效果的文学，是纯粹的党的正确路线的寓意化产品，充斥着标语口号陈词老调，是虚假的文学，荒谬的文学”。[11]他们的汉学研究也因得不到交流和新的学术资料，不可能有所发展和开拓，只能保持一脉不坠而已。这批学者从国际道义出发，看到中国的“造反派”在“破四旧”的旗帜下砸毁文物、焚烧书籍，法国汉学家保护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选译一批汉学名著（包括文学作品中的戏剧小说），编一套“东方知识丛书”，由法兰西院士、作家罗歇·卡约和东方学家艾琼伯负责此事，由巴黎最著名的葛利玛出版社出版。这项决议，实际上1959年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只不过中国的“文革”加速了它的进程：如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吴德明翻译的《聊斋选译》就始于1966年，共选26篇，1969年由葛利玛出版社出版；雷维安（André Lévy）选译的《中国白活小说选》（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选译12篇），出版于1970年（葛利玛出版社）；张复蕊翻译的《儒林外史》和雅克·勒克吕等从《古今小说》中译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亦于1976年分别由葛利玛出版社和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谭克霞《水浒传》（葛利玛出版社1978）、《明代短篇小说选》（葛利玛出版社1987），雅克·勒克吕《九命奇冤》（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9），李治华和雅戈《红楼梦》（葛利玛出版社1981），伊莎贝勒·毕戎的《孽海花》（巴黎T.E.A出版社1983），盛成的《老残游记》（葛利玛出版社1984）虽出版于“文革“后，但工作进程亦在 “十年动乱”之中。由于这些译注皆由法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承担，翻译质量大大超过以往的译着，而且每部译着一般都附有前言，介绍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和艺术成就，便于法国读者了解其文化背景和思想艺术价值。而且随着每一部译着的问世，法国汉学界重要掀起一股批评热潮，产生一批评论文章，虽多属随感和印象式，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况且，其中还有相当一些论文具有真知灼见，如奥尼维埃·比热兰从中国白话小说的特征以及与长江流域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来诠释白话小说的兴盛、发展和流传的原因；[12]雷维安（André Lévy）提出的明清白话小说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简洁性、现代性和多样性的“视听小说的三重性”[13]；于如伯《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法伊尔维尔肯的《中国小说》等。这批译着有的虽出版于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阴霾已成历史，但译介过程多在十三年左右的“文革”时期。联想到中国当时古典文学园地百花雕零、一片肃杀，而异国他乡却在极力支撑，真让人感慨万分。 另外，此时法国汉学研究还出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由传统的独立研究或师生接力改以专题研究组的形式，而且取得相当的成果，如苏远鸣（Soymie,Michel，1924- ）领导的“敦煌手稿研究组”，由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汉学系专家组成，集全国整理编纂伯希和的敦煌手稿目录，并出版敦煌研究论文集。施博尔（汉名施舟人Schipper,Kristofer，1934－）领导的“道教研究组”在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和欧洲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承担整个欧洲研究中国道教的“道藏研究计划”，编制了道藏计算机数据库。由霍尔兹曼（汉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任组长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于1975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翻译了《喻世明言》、《搜神记》等中国小说，编辑了《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这个研究组还编辑已译成英、法、德文的中国文学译本的书目。 但是，当时的法国汉学还有另一极：由于“文革”中铺天盖地的极左宣传而实际上又极端封闭，包括法国在内的外国汉学家根本无法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和真实情况，误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发自民众的“催生新生事物”、“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文化运动，特别对于生性浪漫、又有着“大革命”传统的法国人来说，更有人抱欢迎和赞赏的态度，如汉学家阿兰·佩尔菲就与弗朗索瓦·于连的看法相反，把中国文化浩劫中一支独秀的“革命样板戏”，视为“东方古国成长起来的新鲜文化事物予以热情赞扬并向西方推介，在其专着中认为这是“东方醒来了” [14]。这部产生于“文革”时期的专着曾在西方引起轰动。这种由蒙蔽而产生的轰动效应，当然也不是法国汉学家一家，其它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些德国汉学家也受其影响，要在德国汉学家发起一场“革命”，提出推翻传统汉学，建立 “今日批评性汉学”新理念。 3、兴盛期和新变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阶段（1978－） 此间的法国汉学进一步走向兴盛，且在研究方向、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这种兴盛和新变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造成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影响的扩大；另一是二战后美国汉学成为西方汉学的龙头老大，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对法国汉学产生很大影响。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对外打开国门，吸引外国投资；对内确定以经济建设为新时期的总路线，经济开始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从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国当然也不例外。1996年，法国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1997年就增加为2.3%，翻了一番还多。进入21世纪后，中法在大型客机、高速列车、污水垃圾处理、农业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更是拉近了中法经济文化方面的距离。双方政府也有意成为推手：1998年，双方建立的友好城市12对，友好省（市）9对；199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为期12天的“99ˊ巴黎——中国文化周”；2003年10月，中国文化年在巴黎举办，胡锦涛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分别为中国文化年开幕发来贺信，双方的外交、文化部长等政要和名流出席开幕式，两国各大媒体均给予显著报道。此外，广州、深圳、武汉分别在法国对口友好城市里昂、维埃纳、波尔多等地举办了文化周活动；2005年，中法文化年在北京再次拉开帷幕；２００７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又于４月１２日至６月１０日在中国大陆举行。届时中法两国的艺术家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１４个城市，展开１００场文化活动，艺术门类包括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等多种形式，如歌剧、打击音乐会、话剧等。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国再一次出现“中国热”：1998年，法国来华人员达14万，其中在华留学生达800人[15]。仍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为例，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在该院学习中文的学生已由1964年的300人激增到1800人[16]。但此时的“中国热”已不同于二十世纪初，其主要关注点已由传统文化经典转向经济贸易、政治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旅游等应用性领域，为了适应这一时代变化，很多汉学研究人员也对自己的专业方向重新定位，由中国历史文化等传统汉学转向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等实用类型的教学和研究。 另一是二战后美国汉学对法国汉学的影响。此时的美国汉学尤其是当代中国学，在西方世界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法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大量参考美国搜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少当代中国学家干脆到美国去进修或从事研究，学习和使用美国汉学的研究方法。而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的则是所谓“现代汉学”，它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像、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汉学是以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像，现代汉学则是以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风俗民情为研究对件；前者指向人文现象，比较单一；后者属于社会学，比较宽泛；前者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后者倾向于人文现象的 “普遍性”；前者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后者则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乃至经济学家。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促使法国汉学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走向转换和新变。 但传统汉学阵地仍有一批学者在固守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就有霍尔兹曼（汉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迪埃尼(汉名桀溺，Dièny,Jean-Pierre,1927-)、列维（汉名雷威安Levy,Andre）、弗朗索瓦·程(汉名程纪贤, Cheng, Fransois)、埃尔武埃（汉名吴德明，Hrvouet,Yves，1921—）等著名代表人物。 侯思孟1954年以论文《中国诗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诗》获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8岁。1957年师从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以《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获巴黎大学中文博士第二个博士学位。1960-1968年任《汉学书评》编辑，还曾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组负责“中古社会”（经济社会组）和“中古时代洛阳城”（文化组）项目的研究，并开设“中国中古时代文人与政治集团-文献研究”课程。1968-1969年曾到台湾进修，师从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屈万里、台静农教授。1974-1978年任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古典汉学研究组主任，后任所长直至1993年退休。他是位魏晋文学和敦煌学专家，代表作有《诗歌与政治：阮籍生平与作品》、《公元3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竹林七贤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等。其中《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是法国汉学家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人的专论。诗人采用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嵇康的诗作放到魏晋易代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来考察，揭示诗人内心的痛苦和追求老庄的真实动机。如果说《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是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继承和发扬的话，《阮籍：诗与政治》则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创新。这本专着以阮籍的82首《咏怀诗》为主体，探讨诗人与政治、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还翻译有《昭明文选》中的部分作品（包括嵇康的《养生论》、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并将嵇康的全部诗作译成法文并逐一加以评。侯思孟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有很深的研究，论着有《孝子与孝女：古代中国长期尊奉孝道》等。侯思孟曾在密西根大学、京都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执教，历任讲师、研究学者、访问教授等。退休前后，在世界上作了一系列的广泛演讲，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慕尼黑大学、日内瓦大学、京都大学等地讲学。是一位在世界上颇为活跃也很有影响的一位法国汉学家。 桀溺曾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院。1970年起任巴黎国立高等学院历史科学与语言科学部研究组主任，还是高等汉学研究所（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桀溺是位研究汉代诗歌的专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着有《古诗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溯源：汉代诗歌研究》（1968）、《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1977）、《曹植文集通检》（1977）等。在最先发表的《古诗十九首》中，桀溺对“古诗十九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实行了一种文学上的革命，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具有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并从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特点”、“结构艺术”和“新创的悲剧主义”三个方面来加以证明。《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朝抒情诗的研究》用主要篇幅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及其相关特征，在最后一章对《江南》、《平陵东》等十五首汉乐府进行选译和评析，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在这本专着中，作者还表明他研治汉诗的治学思想，他指出：研究汉诗，不能采用汉儒解经的方式，也不能像某些近代学者那样把此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考察的例证，应该从“严格意义上文学角度”出发，“仔细地考察形式和主题发展的历史”，得出文学自身的结论。这对当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两种偏向——单纯的文献学和社会文化学倾向，有一定针砭性。《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将汉乐府《陌上桑》和法国十二世纪行吟诗人马卡布律的牧羊诗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的桑园文学与法国的牧女诗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各自的文学地位。研究中，作者将考证、文艺学评论和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在研究成果和方法论上皆有启迪意义。 雷威安是法兰西高等汉学研究所教授，全国科研中心协作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成员，1981年起任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是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着译有：《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主持编写）、《高等汉学研究所论文集（第8卷第1—3册）》、《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法文本介绍》、《古代中国的商人们和文人们：17世纪的12篇故事》（《拍案惊奇》的摘译本）、《西山一窟鬼：12—14世纪的7篇古代中国故事》（《京本通俗小说》的摘译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出版年代明代》、《明代两篇富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和它们的来源》、《关于中国古代的3部故事集的论文汇编》等。雷威安对中国古典小说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态的“最细腻的诙谐杰作”。他指出：具有近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部非人化的机器，没有能力辨别它本应识别的个人德行，而过分刺激追求功名的野心”。吴敬梓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和恨”，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17]。至于《金瓶梅》，早在十九世纪初，法国汉学先驱人物雷弥萨就认为它是一部“淫书”，“从道德意义上来说，低于腐败的罗马帝国及现代欧洲所有黄色作品的长篇小说”。[18]二战前后流行于欧洲的几种摘译本更把中国名著肢解得面目全非。雷维安通过对全文的认真翻译和研究，真正理解了这部小说的文化学和史学价值，并把它完整的介绍给法国读者。他在该书的 “导言”中指出《金瓶梅》决不是什么“淫书”，而是一部描写社会风情、表现都市风貌的“奇书”。 程纪贤长期担任巴黎第三大学所属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也是该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语言学的教学。代表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1970）和《唐诗语言研究》（1977）。在程氏的这两部专着之前，法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从戴维尔·圣－德尼到戴密微，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社会学方面的探讨。程纪贤则采用运用结构主义或象征诗学等西方文艺学理论，着重从内容上探讨唐诗的内涵和艺术形象，使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如在《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中，他认为“江”和“月”是诗中两个最重要的象征形象，它是本诗的独创。诗人力图将“明月”和“江水”的多种象征意蕴融为一体，并由此进入深广的哲理思考，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江中无情的流水衬托出明月变幻不定的脆弱本性；明月的光华照耀着江流，又使大江变得宏伟壮观。这种通过在大自然中找出的一些既有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因素来解释大自然的方法，还从未被人如此深刻地在诗歌中尝试过”[19]。程还有《“比”和“兴”》、《一些对比方式的展望：在中国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的宇宙论的表达方法和现实的表达方法》等论着。 吴德明曾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59—1969年任波尔多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1974年起任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1976年起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曾任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主席并担任该协会刊物《中国研究》的出版负责人，是位汉代文学专家。着有《汉代的一位宫廷辞赋家：司马相如》、《〈史记〉本纪第一·五帝纪》，以及《法国远东学院的中文手稿》、《宋代书目》等。吴德明的研究专长是西方汉学界鲜有人知的汉赋，其代表作是《汉朝的一位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全书分为九章，分别论述司马相如的生平、思想、创作和文学史地位，特别对“汉赋“的文体特征、产生背景和流变历程进行了评介，而且材料还相当充实，是法国汉学界仅有的一本关于汉赋的专着。他在明清小说研究上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如在《聊斋志异·序》中，他认为《聊斋志异》的伟大价值并不在于揭示中国“深奥的梦幻”，蒲松龄笔下所展现那些离奇事物，实际上是人们“哀叹得不到的事物的颠倒投影”，是“对生活中的不足所作的一种想象性弥补”。因此，《聊斋志异》“非但没有把我们带进梦幻的世界，反而把我们置身于人世间”。这些美丽而又怪诞的故事，“无论就空间和时间而言，都与我们相距那么遥远，同时又与我们那么贴近”[20]。 这个时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方面的汉学家还有席佩尔 （汉名施博尔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1934—）。他曾在法国攻读中国学，后前往台湾省台南市学习中文，研究我国传统宗教道教和自闽粤传入台湾岛的民间文学作品。他是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也是该学院宗教科学分部研究组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宗教特别是道教的研究，也从事闽粤民间文学（尤其是潮州皮影戏）以及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这个时段从事道教和道教文学研究的还有施博尔和索瓦米埃（汉名苏运鸣（Soymie,Michel）等。施博尔也是位中国皮影戏研究专家，着有《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抱朴子内篇〉要目索引》、《〈抱朴子外篇〉要目索引》、《〈黄庭经〉要目索引》、《〈道藏〉要目索引》、《中国皮影戏唱册写本集》等。苏运鸣曾担任“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研究员和主任，着有《道教研究》、《罗浮山：宗教地理学研究》、《法国东方学的五十年（1922—1972）：中国研究篇》等。从事中国古典诗文研究的还有胡若诗、李治华、瓦莱特·埃默里（Vllette-Hemery, Martine）、梁佩贞、史泰安（Stein, Rolf Alfred）等。胡若诗的博士论文《唐诗中的“镜”与1540至1715年的法国诗》（1986），主要对唐诗中的“镜子”形象的象征意义进行探究，属于意象研究中的类型研究，内中又加入中西诗歌的比较。李治华主要从事元曲研究，着有《〈忍字记〉及其它元代杂剧》，翻译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瓦莱特·埃默里是位明代散文专家，着有《袁宏道（1568—1610）的文学理论和实践》、《袁宏道：〈云石集〉》（为袁宏道散文摘译本）等。梁佩贞在1977年出版《李清照诗词全集》法译本，是法国汉学界仅有的一部介绍宋词的译着。史泰安则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着有《有关西藏的史诗和吟游诗人的各项研究》等。 二、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的学术特征及相关思考 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历程的梳理和回溯，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若干学术特征，亦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 1、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目的往往不是专注于文学的本身，而是试图以此为窗口，探察和了解中国文明以及中国人的心理习性，因此特别重视描绘中国风俗文化的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这和特别重视儒家经典和老庄哲学的德国汉学有很大的不同 法国汉学这个学术传统从传教士汉学时就奠定下来。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他们的译注中虽然有不少文学的材料如《诗经》和先秦诸子散文，但立意并不在纯文学研究，而是以此为楔入点来探求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到第二批传教士来华时，他们已将此楔入点从《诗经》和诸子散文拓展到小说和戏剧。此后的专业汉学家对此的理解更为普遍也更加自觉：要了解中国，不仅能从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四书五经中去了解，还能从反映都市习俗、市民和文人道德规范和文化心理的中国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中去深化和认知。法国汉学研究第一个专业学会“巴黎亚细亚学会” 首任会长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小说皆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的习俗，而“真正的风俗小说具有真正的价值”。他之所以要把《玉娇梨》介绍到法国，就是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他认为要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中国小说尤其是描写民风世情的小说“是必须参阅的最好回忆录”。因为中国小说所描写的常见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弱点、爱好和道德习俗”，“小说中的人物又具有一切可能的真实性”和“现实的贴切性”，也由于小说家“力图描绘的理想模式和接受它的那个民族精神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它能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了解“难以深入了解的东西”，从而更好的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是旅行家游记、传教士的著述所无法替代的。[21]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子19世纪杰出汉学家斯坦尼思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也热心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绍介。他认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22]二十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对此更形成共识，二十世纪杰出的汉学大家雷维安（André Lévy）就认为：明清白话小说 “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坦率而真切的写真”。[23]另一位汉学大家儒伯亦认为，从传统和民间两种文化角度看，研究这类小说可以一举数得：“一则可以了解儒者对大众传播媒介之暧昧立场；再则可知儒者本身对儒学所持之异见，同时也可以发掘一般百姓的态度——一方面为上流文化所吸引，同时又拒斥这种文化”。还可以透过它被社会大众接受的程度，来“分析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审美心理”。[24]皮埃尔通过对《水浒》中比武的场面的分析来肯定它的巨大文化价值，他认为：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仁爱和禁欲主义的聚义原则，固然是这群出身、心理和才能皆各不相同的好汉们赖以联合的基础，但并不是构成“落草入伙的条件”，“对武艺的钟爱”才是这伙英雄聚义的“最重要特征”。这伙英雄生逢尚文不尚武的宋代，作者用了巨大的热情和相当的篇幅来颂扬比武的场面，“不仅是对时代的反拨，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一种更深层、更广泛、更带真正民间传统的潮流”。他们认为：《水浒》中的这些场面和文字正是它的精彩之处和价值所在[25]。艾琼伯强调《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异域风情和文化价值的书：它“具有异乡色调，是超脱于欧洲及大西洋彼岸的文学标准之上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我生活在其中并苦苦探索的世界。我宛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宋王朝覆灭一样，亦像今日的欧洲，一个金钱万能可以用它来收买一切达官显贵的商人统治的世界”。因此这部小说既有观照中国封建社会都市文化的价值，也有映照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26]。克洛德·鲁阿认为《红楼梦》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它像百科全书那样丰富，像《人间喜剧》那样有趣，读这部小说，犹如“置身于18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可以借此知道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与文艺爱好、娱乐活动，信仰、神学和迷信，美食与医药，家庭和政治生活，行政与商业，家庭关系与性生活”。克洛德·罗阿认为《聊斋志异》是“世界上最美的民间寓言”。它的价值在于使人们从中了解到“一个令人大为惊叹的民族深奥的梦幻”。蒲松龄的贡献在于通过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神怪故事，“对人类精神的难以捉摸的现象作出神秘的或诗意的解释,对人类的梦幻作出深刻的揭示，从而提供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27]他认为《聊斋志异》等寓言故事和神怪小说是中国人心理梦幻的反映，也是认识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要想认识一个民族，“不应当仅仅知道它的所作所为，还必须探索他所幻想的内容” 。 2、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取向是由传统汉学向应用型汉学转型，汉学家的应对方略是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角色置换；又固守传统，坚持和发扬既有的特色和优长 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的研究重心逐渐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为主的研究型汉学，转向以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为主的实用型汉学，这种转换一方面由于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也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式紧密关联，这在前面部分已加述论。值得强调的是：面对这种转型，相当一部分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为专长的汉学家，并不是对自己被边缘化而怨天尤人，或是固步自封，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而是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这种角色置换，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另一方面又固守自己的研究阵地，发扬既有的学术专长，做到旧学新知兼而有之，涌现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汉学家，如前面提到的法国汉学兴盛期和新变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雷威安、桀溺、艾琼伯、侯思孟、程纪贤、吴德明、李治华夫妇等皆是如此。雷威安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着有《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编译有《金瓶梅》、《拍案惊奇》（选译）、《京本通俗小说》（选译）等，但1981年担任波尔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口语翻译等应用类课程，并亲自担任主讲教师。另外，还和该系教师乐易凡（Flora Laugier）合作翻译了巴金的名著《家》，又和中国学者合译了老舍的《茶馆》。桀溺是位研究汉代诗歌的专家，着有《古诗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溯源：汉代诗歌研究》、《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曹植文集通检》等汉代诗歌专论，但也写有《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和为孩子们写的书》这类普及读物。“世界是属于你们的”，这是引自毛泽东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青年学生的一次谈话。艾琼伯译有《王维》、《陶渊明》、《孔子》、《有关诗歌翻译的谈话》等中国古典诗人诗作，但也关注当代政治文化，着有《我们知道中国吗》、《我的毛主义40年》以及当代文艺批评——五大部《文艺卫生》。侯思孟是位汉魏文学专家，曾分别以论文《中国诗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诗》和《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获中文博士和第二个博士学位，其《嵇康的生平与创作》更是法国汉学家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人的专论。但在学术转型期，他也选译了《老舍中短篇小说选》，并出版了当代文学论文集《为政治服务的者艺术》。程纪贤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着有《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唐诗语言研究》，但也在巴黎第三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教学，并翻译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李治华主要从事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着有《忍字记及其它元代杂剧》翻译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但也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有艾青的诗集《向太阳》，并与妻子雅歌共同翻译了巴金的《家》，又与保罗·巴迪、弗朗索瓦·莫勒等合译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月牙儿》等九篇小说。 法国汉学家和法国大学面对社会转型所作的上述应对，对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大学的研究方向和办学方向均有借鉴意义。 3、欧洲传统汉学在二战以后受到来自美国现代汉学的冲击，引发法国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变革，较为成功的融合了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优长 如前所述，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 “现代汉学”，它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上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像、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其汉学研究也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其“现代汉学”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欧洲传统汉学形成极大的冲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rik Zurcher）教授对此的感受是：“比起1960年以后的美国，欧洲的中国现代、当代研究发展略显迟缓。欧洲传统汉学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才领教了这个急速发展成长的双胞小兄弟。在许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当代中国研究的欣欣向荣曾导致双方的误解和紧张。这股 ‘新兴势力’（通常非由《四书》陶养成器，而是受政治学、经济学训练）指控传统汉学家是已经僵滞的老古董；汉学家则为当代中国专家打上浮浅和政治化的标记”。这类争论在法国汉学家当中自然也存在，但更多是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变革，也许是出于法国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法国汉学家容易接受“现代汉学”的研究思想，较为成功的融合了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优长。因为法国的社会科学与欧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各学科之间联系比较紧密，二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可以统率其它学科；社会学则渗透到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学之中。所以法国汉学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既重视文献资料，又多采用文化学和社会学方法；对古典诗歌研究则较多引入结构主义和象征派诗学。这一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七十年代的谢和耐（Gernet,Jacques）和他的弟子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其前驱人物则是葛兰言（Granet,Marcel）。众所周知，法国的考据学派在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学派师法中国的干嘉学派，把主要精力放在典籍的考据和注释上，沙畹、伯希和、马伯乐、韩百诗等著名汉学家都是如此。但葛兰言在汉学研究中不再以考据学派为圭臬，开始融入社会学的研究方。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则奉行结构主义的学说，加上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中就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对《诗经·国风》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采用社会学方法，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证据。 谢和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变研究思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汉学研究体系，在方法论上对汉学研究作出较大贡献。他一方面继承老师戴密微重考据的传统，又突破了他们不进行系统研究的框框，将历史考据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由考史进而写史论人，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从而向现代史学迈进了一大步。例如他的专着《中国和基督教》并不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书中还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另一部代表作《中国社会史》中，强调国内各种因素以及国家之间皆互相影响的辨证观点，指出 “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在“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其它区域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广泛的影响”[28]。这种辩证的观点成为他写作这部作品的出发点。正因为谢和耐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都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更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本书于1972出版后，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并连续数次修订，先后又被译为英、罗、德、西等文字出版，成为西方汉学领域内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他的这种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体系，经过他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的进一步完善和理论化，从而使他成为法国汉学新学派的开创人。 二十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还多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或是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欧洲名著或亚洲同类题材、艺术手法作一比较，或是在中国同题材、同体裁作品间进行比较。属于前者的如雷威安对清代著名的民间传说《白蛇传》的研究，他将《白蛇传》与日本的白蛇故事和欧洲名著《浮士德》、《唐璜》等作一比较，指出人们不仅在日本可以找到她的“姐妹”，在西方也能找到相似的主题，这就是超人性的女子与过于人性化男子之间的冲突，女子体现了一种非社会或反社会的力量。其劝诫意义是普遍的：即使是“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也不应该不受制约的背叛爱情，即使是与鬼神的爱情”。雷威安认为“白蛇的重要性可与浮士德和唐璜在欧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29]。东西方的差别只在于处理的方式不同：在西方，主要把灾难产生的原因归咎于男子；在中国，则是把爱情与佛教的“超脱”对立起来；在日本，则归咎于爱子（日本白蛇名字）毁灭性的情欲[30]。他指出，白蛇的故事虽然在日本可以找到它的“姐妹”，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故事。但中国的白蛇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西方：在日本，爱子（白蛇在日本的名字）表现为毁灭性的情欲，“这种趣味与中国人将另一世界人格化，并以此反对人类的反人性趣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不应不受制裁地背叛爱情，即便是与鬼神之间的爱情”。而在中国的《白蛇传》中，并不想说明基督教教义关于爱情的种种矛盾之处，而是要把爱与佛教的超脱对立起来。属于后者的如皮埃尔－艾蒂安·维尔的专论《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作者从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上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作一比较，他认为：从两种文化发展来看，《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背景和环境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虽然《儒林外史》较之《水浒》对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更带悲观色彩，一种与儒家世界观不能分割的悲观主义”，但两部小说“都围绕国家问题展开描写”，“都表现了脱离社会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追求：“梁山好汉热衷武术，这种狂热和迷恋建立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并显然是他们谈话和活动的内容。而《儒林外史》中文人们的兴趣只限于文学道德的价值和活动，这在他们饮酒作乐时没完没了地重复谈论，跟《水浒》不分上下”，这说明“绿林丛和文人圈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颇相似。他们都显示了合群性甚至好客性，很显然这首先是中国人的作风”。另外，他们对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山英雄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去效忠宋王朝，《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也是这样，面临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选择。两部小说在布局结构上也颇为相似，都是屉格式结构方式，都是用个人命运来自由的串连故事，都采用庆团圆的方式来标示全书的高潮：《水浒》是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会，《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回泰伯祠大修礼。作品中每个场面的出现都构成了颂扬各自中心价值的节拍，如《儒林外史》中的“诗会”，《水浒》中的大战，这是中国古代重文传统和尚武精神两股文化潮流的表现[31]。这种比较建立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性格的分析之上，也许是我们这些庐山中人觉察不到的。 4、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并不是单向的，中法文学间有着交流和互动 当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流播和被接受的同时，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福楼拜等也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章法结构乃至社会变革、思想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对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的接受，在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之交时表现的特别显著，随着20世纪初“五四”运动掀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地震波向全国推展，中国由近代史跨入现代史。在这个历史性的跨越中，不应低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等现实主义小说的巨大启蒙作用。这场文化互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启动，而主要反映在文学领域尤其是法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上。由于各种原因,发轫期的许多法国文学译本现已无法找寻,我们无从对其总量做出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据1908年登载在《小说林》杂志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1907年出版的创作小说共40种,而翻译小说达80种。1911年,又有目录表明该年度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其中不少是法国文学译本。邹振环编着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中,文学作品有37部,其中法国作品9部,居各国之首。据武汉大学张泽干调查：单是《新青年》一种杂志，在1919年2月至1920年10月这20个月内，就刊登76篇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法国小说27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场文化互动也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流播和接受从来就不是单项的，一种先进文化从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没有国家的界限，也不属于某一民族所专有，它不仅对产生地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影响所及之地也会有变革社会、重塑人性的强大推动作用。 注释： [1] 保罗·戴密微着，胡书经译《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183页。 [2] 1993年重新在越南设立新的研究中心和一座图书馆。1972年另一常设机构从柬埔寨撤离后，又于1991年重返金边。 [3]保罗·戴密微着，胡书经译《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4] 同上。 [5] 保罗·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法国当代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参见童道明《<丝绸之路>与<道德经>》，《文艺报》1987年4月18日。 [7]参见童道明《<丝绸之路>与<道德经>》，《文艺报》1987年4月18日。 [8] 路易·阿韦诺莱译，门槛出版社1957年版。 [9] 吴德明《保尔·戴密微汉学论文集·序》，巴黎，1982。 [10]戴密微《中国古代诗选·导言》，《保尔·戴密微论文集》，巴黎，1982年版。 [11]弗朗索瓦·于连《跨入门槛》，巴黎《欧罗巴》，1985年4月号。 [12]奥尼维埃·比热兰《信息市场》32页，转引自雷维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1980年巴黎版，429页。 [13]雷维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1980年巴黎版，429页。 [14] 阿兰·佩尔菲《当东方醒来的时候》，巴黎，1973年版。 [15] 《中法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北京，《瞭望》2000年5期。 [16]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18页。 [17]雷威安（Levy,Anerè）《儒林外史·序》，巴黎，葛利马出版社1976年版。 [18]雷威安《金瓶梅词话》法译本导言，巴黎，葛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库”，1985年版。 [19] 程纪贤《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巴黎，1970年版，123页。 [20] 吴德明《聊斋选译·序》，见艾莱纳《聊斋选译》，巴黎，葛利马出版社1969年版。 [21] 雷慕沙《玉娇梨》“序言”，1826，巴黎。 [22]斯坦尼思拉斯·儒莲《平山冷燕》“序”，巴黎，迪迪埃出版社1860。 [23]雷维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1980年巴黎版，429页。 [24]儒柏《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转引自《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5]皮埃尔－艾蒂安·维尔《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巴黎，《批评》411－412期。 [26]艾琼伯《金瓶梅词话》法译本序，巴黎，葛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库”，1985年版。 [27]克洛德·鲁阿《卓越的文学家蒲松龄》，见艾莱纳《聊斋选译》“序”，巴黎，葛利马出版社1969年版。 [28]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9] [29]雷威安（Levy,Anerè）《<白蛇>在日本和中国》，见巴黎《中国小说·故事研究》。 [30]雷威安《<白蛇>在中国和日本》，巴黎，《中国小说、故事研究》 [31]皮埃尔－艾蒂安·维尔《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巴黎，《批评》411－412期。 原载：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