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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刻着“永和九年”的古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两晋、南北朝书法虽诸体皆备，有些字体仍处于趋变的不确定期，这时的砖铭风情万种，丰富奇幻如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雨，灿烂绚丽而渐至陨落。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 什么是“租冢” 西晋时太康、元康年号铭文砖数量大制作精。“太康三年岁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冢”砖拓，砖出于浙江余姚丰山(两爱堂说出自上虞小越镇)，对于“租冢”的话题，我所知的观点有两种。  西晋“太康三年岁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冢”拓片 余姚学者商略先生认为租冢“可能来自当时的特殊政治原因：即，因长江以北之中原屡受‘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变故，大量世族及平民迁徙江左。早期迁居者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墓区，或是没有在江左长久居住的计划，只能向本地土著世族租赁墓地，待正式定居后，再迁回先人棺枢。 因为政局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大部分租赁的墓主，不可能再被迁回原籍，也没有被子孙回葬新置的家族墓区。 于是，大量‘租冢’出现了。”北京金石学家王琳先生则持“关于租冢，浙江有大吉买山地摩崖”刻石以及“本砖文字为篆书，应是官方文字。证明此租冢时期由官方审定”的观点。 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一统江山并锐意革新，励精图治，之后十年西晋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繁容稳定，成为史称“太康盛世”的历史上升期。至于篆书砖铭则屡见不鲜，此“太康三年”篆书的书写并不规范，制作虽称精工书法却不是最美的。 我觉得王琳先生把“租冢”与“买山”联想倒是一条好思路。浙江传世的“大吉买山”摩崖刻石、东汉“建宁元年山阴五风里番延寿墓莂”、三国吴“神凤元年壬申三月六日孙鼎作莂”等文物，说明该地有敬畏土地公和山神的风俗，选择墓地要郑重其事，小户人家限于经济能力，治冢规格和规模相对简陋，达不到作“买卖”的程度，谦称“租冢”。“买山”镌刻在摩崖，墓莂、砖铭制作了随葬交付地下，阴阳两界的交易即告完成。 “永和九年”及两晋砖铭 “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铭文砖出在江苏溧阳的老城区，砖为楔形，小端锲刻纹饰似为“三光”。  溧阳西晋“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砖拓 “三光”者，班固《白虎通·封公侯》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庄子“说剑”篇谓：“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法民意以安四乡。” 大端砖铭反书十字，没有常见晋隶那种蚕头燕尾过分程序化的俗态，苍劲古拙，有一种骨力强健的纵逸之势。  浙江西晋“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砖拓 稍晚的“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砖出浙江，西晋惠帝司马衷时物。“句章”古城名，是宁波地区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传为越王勾践所筑，秦汉、两晋为会稽郡属县，东晋隆安四年后遭毁弃。 书法清朗典雅，沉静蕴蓄若有仙风道骨，雕模制作亦精致逾常，线条凝练紧结毫不松懈，绝非一般俗手所能，乃砖铭中上乘佳作。这两品西晋砖铭，可窥江浙一带当时书法气格的高迈和制砖工艺精美之一斑。 东晋却有“江左风流王谢家”。因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中原满目疮痍，世族举家南迁，“衣冠渡江”王谢豪门世族带来的影响及魏晋后逐渐形成的独特审美观念，给人全新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境界。  东晋余姚丈亭镇“咸和元年岁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砖拓片 东晋余姚丈亭镇渔溪村出的“咸和元年岁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砖，楷法精熟，体势纵逸灵动，气息清朗雅正，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晋人品藻嵇康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借评此砖亦无不可，而固化的唐代楷书，于此真可行个注目礼并在内心发出由衷感叹。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一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二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三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四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五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六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七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八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九  浙江东晋“永和九年”砖拓之十 东晋“永和九年”砖为藏家的热捧，因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挥毫写下的名篇“兰亭序”，成帝王、书家的万千宠爱和心摹手追物，遂演化成藏家爱屋及乌的一个书法情结。 这十品砖铭拓片，正反书都有，或恣肆奔放，或秀气内敛，隶意楷法乃至行书体势皆具，都出自浙江北部区域。 不难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对“兰亭序”真伪的论辩时曾引用过同时期的砖志等出土资料，虽血脉相通，但金石本体和笔墨纸张的区别，犹如龙子九样各有神通。材质的不同和用途的分明也注定其表现上的各自为政，存在的只是一种大而笼统的共同规律。 从设计、制模、脱坯、烧造多道工序，砖铭体现的多为理性和共性。作为金石欣赏和创作借鉴，砖铭不可或缺，从书写的角度来论证彰显个性的兰亭序墨迹的真伪，却并不贴切。 在此罗列的十帧“永和九年”砖拓尚且面目各异，但与兰亭论辩中列举的砖志同一时代，性质相似气息相通，对比传世的兰亭墨本，差异就更加一目了然。  南朝齐“桓幽州八世孙之墓齐永明三年”砖拓 若以艺术鉴赏为目的，隋唐以后的砖铭便会少人关注。得自湖南长沙的南齐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孙之墓/齐永明三年”砖铭，时在公元485年。简捷明快的楷书体列至此渐至成熟，用笔刚健，若刀砍斧凿，神似北魏“龙门二十品”。  北魏“太和十一年”砖拓 而晚它两年的“魏太和十一年”北魏反书砖铭，出自山东青州地区，隶意尚存，却有一丝南方砖铭平正淡雅意趣。  南朝梁“大同十一年作”砖拓 浙江南梁砖铭“大同十一年作”借了鲁迅用过的同名砖砚大名和相关故事，成藏砖人的尤物。虽天趣尚存，但气息弱，线条偏向绵软。  隋“仁寿四年作”砖拓 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的第二个年号是“仁寿”，公元604年的“仁寿四年作”砖铭正是“仁寿宫变”，隋炀帝上位之年。 秦汉时的朴拙厚重，刚健使气之风渐行渐远，魏晋的天趣不在，已现疲软颓势的书体，预告着“唐法”的必然。 *本文作者周联一，系河北省金石学会顾问，浙江省会稽甓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