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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虚道人 在道教斋醮科仪中，经常唱诵一首经韵，名曰“大赞”，其词为：“酬天地，盖载恩；蒙日月，照临身形。皇王水土万万春，报父母养育深恩。”韵词中提到的天地盖载、日月照临、皇王水土、父母养育为道教所提倡的四种恩德。修道人虽是方外之士，但既生人身于中华大地，便要感激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种种恩德。这是人道的基础，自然也是成就仙道的前提。  道教和隐逸联系被联系在一起（资料图） 道教自古以来便以隐逸之风著称，世人对道人的认知往往拘囿于出世、逍遥等概念上，为人熟知的老子、庄子、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道教人物皆是出世的代表。但这份认知其实只是对了一半，道教的另一半特征则是入世的积极，如道祖老子的前半生一直在庙堂之上为史官、汉唐两朝都曾用道家思想治国而使万民休养生息、三国诸葛孔明也曾为了蜀国鞠躬尽瘁。忠君爱国，这是道教素有的传统，且与道人所追求的逍遥理想并不冲突。 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无疑只在儒道二教之中。相比起儒家思想学说，大道教化的历史更为久远。以道教中信仰非常普遍的三官大帝为例，早在天师道时期便有为民请奉“三官手书”的先例。其要求信徒把自己平时所犯罪过、所发猛志一一书写下来，分之三份，分别投于山顶、埋之于地、落之于水，意为上报给天地水三官大帝。时至今日，道人在皈依之时，仍然要上奏章表于三官大帝圣前，言其生前身后的一切功过全部移交给天地水三官管理。 从神学角度来讲，天地水三官分别具有赐福、赦罪、解厄的职能，所以才能得到百姓的虔诚信仰。道教又认为诸天仙真具有度化人天的慈悲之心，在不同的年代总会分身下降、化为凡人来完成度人的功行，而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尧舜禹三帝则被视为三官大帝的化身。道人们对三官大帝的信仰，便也等于是对尧舜禹等先祖、先帝的崇奉。同时，道人皈身、皈神、皈命于三官，这又是对具有生养功德的天地水等自然界的皈奉。立足于皇王水土而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思想，与道教信仰的神学思想完全是契合的。  三元三官大帝（资料图） 相比起遥远的神仙，中国人更加相信已经故去的祖先所能带来的庇佑。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其对血缘关系和对先人生存、生活经验的依赖，是社会生产得以进步的基本前提。正因如此，人们会自发地形成祖先崇拜。但并不是每一个故去的灵魂都能够得到万世尊奉，只有那些为人民作出了大功行的人才会被后世铭记于心。这其中，以黄帝和尧舜禹为代表的诸位上古帝君，则成为如今道教信仰的源头。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诸多仙真也都曾历尽一生来为百姓谋福祉，所以才可以受到历代香火供养。这既是神仙信仰的人格化，也是祖先崇拜的神格化。从这一源头推下去，会发现道教对“以百姓心为心”的仁义明君的拥护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道教提倡的忠君，并不似儒家以纲常为前提而讲求对某一位固定君王的事奉。道教奉行的是对代表着天地大道、代表着民心所向的君王的拥戴。一代君王贵为上天娇子，其一言一行便可致万民之生死。有德行的君王，时时都在克制自身的欲望，不把自我的好恶凌驾于社会道德之上。道教中有“身国同治”的理念，认为治身与治国应该遵循同样的道理，唯有修身以达圣人之境的人，才可能是一位治国的贤才。因为圣人无私欲，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偏颇，所以才会有“以百姓为刍狗”的语句。不是把老百姓当成猪狗去对待，而是不因为自己的私念便失去了天下的公准。  祠堂（资料图） 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经天纬地的圣人呢？儒家有言“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天地众生。道祖又言，无大小、善恶、美丑之别。并且，圣人还要具备“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七项美德，其中心词即一“善”字。当一切言行的出发点都是以百姓为上善，这样的君王才可以代表上天之道的教化，也才是道教所忠之明君。 虽然强调忠君，但道教并不会愚忠。曾有人质疑老子归隐的行为，认为其“见周之衰”而隐去是对周王室的不忠。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仍然只立足于人伦纲常去看待道教祖师的忠君行为，是在以人道去枉测天道，所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偏差。道教所忠之君，是代表天地大义的君王，是顺应历史潮流而生的君王。老子归隐的前提是“见周之衰”，因他早已窥得周王朝的气数。究竟是以大道去辅佐昏聩暴戾之徒？还是逍遥隐去而等待世事阴阳的转变？这其中的选择极为玄妙。 道教对所忠的对象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不但要代表着天心，更要背负着民意，在修身立德的同时仍可以做到敬天爱民。在此等皇王的治理之下，才能真正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图景。  安居乐业（资料图） 道教对家国理想最美好的描述，寄存于《道德经》80章中，曰：“（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真正安稳的家国，各方势力皆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普天之下再无纷争，人人都可以闻道自悟。在此世道中，不但明君懂得治身与治国的道理，连普通百姓也明白安分守己与守雌无为的人生妙用。若天下大同至于此，又何来出世与入世的分别呢！ （编辑：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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