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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九 在唐朝时期，叶法善、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杜光庭等等道家祖师纷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道教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其实道家文明不仅仅在唐代，在唐朝前后的历朝历代都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影响着每一个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缩影和代表，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常态。 尽管当下许多人对于道教的评价处在一个文化与宗教的模糊矛盾的状态中，很多人甚至认为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处在隐形的状态之中，对中国社会影响不深。  道教在唐朝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料图） 这种认知是清代以降实施的一系列对原有文化进行打击压制的政策的历史影响造成的。 然而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从黄帝时代一直到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每个时期大多都有蔚为壮观的道教发展和道门盛况的记载，尽管道门也躲避不了阴阳盛衰的命运，但在中国历史任何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都有道家人物的身影。 道家和道教的根本在于治国的思想和个人修行的方法，同时兼顾禳灾解祸服务社会的道法，哪怕是法术也并不是迷信，而是我们先祖对于天地规律观察终结之后留下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我国政府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中明确写道：作为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道教法术不是巫术、迷信。 儒道互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道家是中华文化的根脉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将道家的治国修身的根本作用狭隘地归结为炼丹术、点石成金术等等方术的行为是对于道家最大的污名化与误解，这些误解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亦是道门的不幸。 作为后世的道门弟子要明白道家最根本之处不在于术，而在于道——治国修身之道，真正的高道从来不鼓励统治者进行炼丹与修仙，反而以道家治国理念劝服其恪守君王治国职责，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最根本的也是在讲治国和修身，而不在于神奇方术。  儒道两家相比，儒显道隐（资料图） 道教历来都不是一个隐性的宗教，而是一个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各个时期都积极参与治国与民众信仰的宗教，而其中的盛况——繁华唐朝时期的道教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大唐与士族——大唐道门伊始 尽管道家在历朝历代都有信徒众多、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如同唐朝一般，道家的修行与思想大范围地跟皇室紧密结合，与国家治理发生如此密切关系，这样的时代是比较少见的。 当时道家的影响小到普通民众的基础信仰，大到士大夫乃至皇室成员的思想行动，以及一系列国家格局的禳灾祈福、国家祭祀、国家治理政策都跟道教紧密结合。 彼时道教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有了一个国教的格局和地位，道教信仰彼时已经超越了其他的信仰和宗教成为了上至帝王下至民众的核心信仰。 当然出现这种盛况，第一是道家的思想和信仰无论是在治理国家还是禳灾祈福等方面都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的历史屡屡证明。 第二最根本的乃是道家思想能够追溯到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和根脉所在，而老子所在的李姓则是一个历代传承广泛认可的文化大族，当时的社会自春秋战国到大唐基本都是士族阶层统领中国。  楼观台（资料图） 但当时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所在的李姓却并非太过高贵的士族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以及对道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认可。 以李渊为代表的皇家士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老子，从而以老子所在的“李”姓的士族阶层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老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正统思想——道家思想为根基奠定了唐朝皇家士族的统治地位与大唐帝国盛世的根本根基。 或许，在后世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的眼中，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好像一直占据着中国历史的核心地位，是精英阶层的根本思想，但这其实并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全貌——儒道两家在中国的历史中一直交替着成为士族的精英思想，并且儒道互补也是中国历史真正的思想全貌。 而唐朝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一度成为了治国与修身的根本思想，一跃超越了儒、佛两家的地位，当时道家的道士也好虔诚的信徒也好大部分都是上至皇族下至士大夫的士族大家的子弟，唐朝帝国真正的饱学之士，治国之才都深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蔚为大观，各道其道——大唐道门兴盛的各个方面 大唐道门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发展，在国家治理、艺术人文思想和民众的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道门也沾染了大唐的多元开放的原则，各家道门的流派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道家在大唐并没有太明确的门派之分，在修行方式上各异彼此包容，在根本的治国思想和道的认知上体现出了多元一统的状态。  道家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料图） 道家道门的兴盛首先表现在对老子尊崇地位的确认以及制度性的祭祀上，老子在唐代被追述为大唐皇族的先祖，敕封了包括“太上玄元皇帝”在内的封号，老子在唐朝最后最长的封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除了封号之外唐朝皇族还在两京以及诸州设置玄元皇帝庙，供奉老子，老子信仰成为了自皇族到民间的一个信仰核心代表。 除了对老子推崇备至之外，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各类道家经典进入了士大夫精神的核心领域——科举考试，同时在高宗年间，中华的三教思想以先道、次儒后佛的顺序最终被确定下来。 为了传播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老子玄远皇帝庙为中心各州都建立了道教经典学习场所，并且设置崇玄学博士一名，指导学生学习道学经典。 除了对老子和道家的经典推崇之外，朝廷颁布了全国每一个州至少置备一个道观和寺庙的诏令，道观的数量也因此大大增加。 朝廷还在在行政中心设立了道门威仪使管理天下道务，管理道门的机构被称为“宗正寺”，这说明了道门国教的地位以及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正式承认。 除了上面系统的举措之外，各项推崇道门的政策和事件在唐朝屡屡出现。 首先是老子的《道德经》在开元九年，司马承祯祖师在皇帝的命令下以三种字体书写道德经并且石刻于京师景龙观的石柱上，开元十八年皇帝又下令在三殿宣讲《道德经》，开元二十年又有两种版本的《道德经》被刻于石柱，同时玄宗皇帝亲自为《道德经》做注释。 而《道德经》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文化和代表向周边国家扩散这一种政府行为，早在太宗年间就已经开始，精通梵文的玄奘法师和一众高道被要求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向印度扩散。  道家思想在唐朝时期获得了广泛传播（资料图） 同时包括日本、高句丽在内的国家也纷纷求取《道德经》的翻译版本，这足以证明道家文化和思想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华夏文化的主流正统文化思想被广泛认可和传播。 同时许多有重要意义的道观被兴建和赐名，许多高道被纷纷召见得到重视，其中在道家有重要意义的楼观台被改名为“宗圣观”以表明老子以及道家在皇族与国家中的根本地位。 太宗因道士祈祷使太子病愈立西华观，为道士王远知置太平观，而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而御赐建立的道观“昊天观”则显得更加得不同寻常，昊天作为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灵成为了御赐道观的名称，再一次说明了在国家层面道教超然不可动摇的地位。 除了各种政策与事件举措之外，道教思想深刻地融入了社会士族精英阶层的生活实践中——大量士族入道，而最重要的是皇族在道教实践中的深刻参与。 首先高宗和武后接受了“天皇”“天后”这种本质上属于道教的称谓，玄宗亲自为道门的斋醮科仪做道曲。 其次大量公主入道修行成为女冠，有些为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祈福修行一段时间，有些则接受了道家的法箓成为了真正的道士。根据统计在唐朝至少有十三位公主成为了女冠，其中最著名的有“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等。 而最根本上对道门的肯定则在于道门彻底主导并统治了皇室与国家的祭祀，特别是皇帝听取了司马承祯祖师关于五岳神祠的建议，重新建制五岳真君祠，其形象制度由司马祖师根据道教经典创意为之，驱逐了司马祖师认为的非正神的原来五岳神祠中的神灵。 这种在根本上关系到国家命脉和王朝统治稳固长久的事宜都交付给道门的做法，充分体现了道教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实际作用与巨大影响力。 （编辑：见石）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耳九。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