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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这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唱词，在莫砺锋听来甚有同感。他在中学时就将“工程技术人员”视为理想，曾希望以自己偏长的数理化知识来服务社会。没想到后来命运弄人，变成一个钻故纸堆的学者。年近古稀时，这位被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的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 《莫砺锋文集》十卷，五百余万字，收录了莫砺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专书二十余种。“在七十之际将平生著述纂成一集，对几十年文字生涯作一个总结，便不是毫无意义的灾梨祸枣。”莫砺锋谦虚地说。实际上，这位被誉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既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更因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建树在学界备受尊崇。 4月23日，本报专访莫砺锋。 固守“唐宋文学”一亩三分地 中华读书报：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学生，大学带给您什么？ 莫砺锋：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参加高考时，已在农村插队十年了。我并不嫌弃当农民，但总觉得使用镰刀、锄头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在江南的六年中，我每年的劳动成果就是二千来斤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在淮北的四年中，我在公社农具厂里“亦工亦农”，每年也就生产十来箱螺丝钉，产值只有一两千元。进了大学，我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带给我的，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轨迹的改变。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在您的学术小传中，好像没有太多涉及当时西学思潮的冲击，是否不像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那样受到大环境影响？ 莫砺锋：我1984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术上刚刚起步。当时的西学思潮对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冲击，比如有人宣称必须运用“新三论”来研究文学。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国学者请教如何运用“新三论”。我一到哈佛就结识了宇文所安教授，便赶紧向他请教。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的学者并不强调新理论。我缺少独创精神，在较长时间内都没看到有人用“新三论”或是“熵论”研究古典文学做出多少成绩，也就不想跟风了。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提到过程千帆对自己的影响，他所传授的研究杜诗的方法是怎样的，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莫砺锋：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就用杜诗作为范例。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他传授的具体方法当然很多，从怎样搜集资料，辨别真伪，到如何分析文本，引出结论，相当全面。但最主要的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学术理念，这是我终生服膺并力图贯彻的。 中华读书报：在《程千帆评传》一文中，您提到程先生为博士生选定的必读书目。您在后来的教学中是否也延续这一方法？ 莫砺锋：当年程先生让我先研读八部先秦经典（其中《论语》《孟子》算一部，《老子》《庄子》也算一部），然后再开始研究唐宋文学，可能是考虑到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基础薄弱，必须“恶补”。况且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在我攻博的三年中，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课程体系也尚未建立，所以用专书研读取代学位课程。现在的博士生培养有较周全的课程体系，但攻读典籍仍是南大文学院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具体书目已扩展到三十部，让学生从中自行选择五种。 中华读书报：程千帆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莫砺锋：我觉得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论文。但是在整体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提升我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促进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其现实意义是为民族复兴提供学理支撑。 中华读书报：很赞赏您的一句话，“在1979以后，我成天钻故纸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这是不是您学术研究的常态？ 莫砺锋：这句话当然有点夸张。老一代的学者中真有这种情形，听说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对康熙、乾隆年间的粮价能够“一口清”，却对目前的粮价一无所知。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可能这般脱离现实，比如我本人就常会翻阅当代的文学期刊，还会读读《基因传》之类的科普读物，但我的学术研究确实专注于唐、宋文学。我的师兄弟们近年来研究范围有较大开拓，时间下及清代，空间旁及域外，但我才力薄弱，无暇他顾，便一直固守“唐宋文学”这一亩三分地，杜甫、苏轼是我朝夕相对的古人。 中华读书报：1984年，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您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三个小时的答辩。能否谈谈，五年的学术训练，您有了怎样的收获？那时候的博士培养和当下比，有怎样的不同？ 莫砺锋：我的收获便是基本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研究。想当年程先生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当他的助手，四位老师共同对我施加“友善的压力”（程先生语），我再愚鲁，也不会毫无长进。我答辩时的答辩委员有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先生，论文评阅人则有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等先生，堪称豪华阵容。那时候的博士培养更像旧时代的工匠带学徒，完全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技能，并不追求“规范化”或“体系性”。当下的博士培养更像流水线生产，体系完整，规范严格，但难免有程式化的缺点。我觉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两种形式各有所长，最好能取长补短。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曾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担任宋代卷的主编。能谈谈那时候的教材编写，是怎样的情况吗？在编写上您有何主张和原则？ 莫砺锋：袁行霈先生是全书主编，在总揽全局的同时也注重发扬民主，整个编写过程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我们开过多次编写会议，从确定全书宗旨和章节安排，到各编提交样稿互相审读，都经过充分的讨论。第一次编写会上还请“游国恩史”的主编之一费振刚先生来介绍当年的编写情况。在全书九位分卷主编中，我年龄最小，资格最浅，但也已教过十年文学史课，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在编写上并没有特别的主张和原则，别的分卷主编也没有提出特别的主张，最终体现在全书中的原则或理念都是经过集思广益的集体意志。我很欣喜能参加那次集体编写工作，主编袁先生与多位分卷主编是我尊敬的前辈，聂石樵、袁世硕先生几乎与我父亲同龄。黄天骥先生其实也是我的前辈，但他性格活泼，又能“不耻下交”，我们的关系便有点“忘年交”的味道。总之，我在编写工作中结识了多位前辈，获益非浅。 中华读书报：您被许多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砺锋：可能是由于我是本系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程门”的大弟子，平时又不苟言笑，比较一本正经吧。当时还有不少南大学生借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我为“莫大先生”。反正肯定不是由于学术精深。 杜甫研究及其他 中华读书报：您很早就研究杜甫，为什么喜欢并选择了杜甫？ 莫砺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杜甫确实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千家注杜”的现象说明古人就将杜甫定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程先生为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开过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便是杜诗。其二是我热爱杜甫。下乡插队以前，李白与杜甫在我心中的份量是等同的。下乡以后，尝到生活的艰辛，李、杜的天平开始倾斜。特别是在我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刮破，夜间躺在床上仰望满天繁星时，便觉得杜甫离我更近。后来选择杜甫为主要研究对象，那段生活经历便是内在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您在1991年决定着手撰写《杜甫评传》时，已有三本同名著作问世。尤其是陈贻焮先生的巨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写作有压力吗？您认为是否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阐发？ 莫砺锋：客观上说，《杜甫评传》并非我自己的选题。当时南大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选目中有杜甫。起初约了外校的一位学者，后来因故爽约，匡老便在本校教师中物色撰稿人选，那时正任丛书副主编的周勋初先生提议让我来写。我本来热爱杜甫，很愿意借此机会向杜甫致敬，便接受了任务。我认真读过所有相关著作，其中当然包括陈贻焮先生的同题巨著。压力是有，但压力其实也是动力，那会提醒我一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说到阐发的空间，主要在于我的《杜甫评传》属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必须格外注重对杜甫思想意义的阐发。我在主观上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至于有没有实现，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在写作时，居然有一次梦到了杜甫，可见您的创作投入与痴迷。想知道您的创作状态。 莫砺锋：杜甫经常走进后人的梦境。唐人韩愈诗中说：“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清初的王嗣奭也曾梦见杜甫，醒来后写诗说“我公号诗圣”。我写《杜甫评传》时赶得较紧，日夜都在思考杜甫，便在梦中见到了杜甫，他的模样就像蒋兆和画的杜甫像，语音则是浓重的河南口音。可惜那样的机会仅有一次，借用孔子的话说：“久矣吾不复梦见杜公！”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杜甫在儒学的发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统计过杜诗中用到“儒”字有45次，其中有44次是在“儒家”的意义上用的，杜甫对儒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莫砺锋：我认为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有三点：一是用实践行为达到了儒学所追求的境界，包括仁爱思想和人格精神，从而证实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二是把儒家仁爱思想的施予对象从人类扩大到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从而成为宋儒“民胞物与”精神的先驱；三是用精美绝伦的诗歌语言对儒学精神进行最生动的阐释，从而为弘扬儒学开创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有效途径。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哪些杜诗是被大家忽略了？能否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些诗的价值？ 莫砺锋：杜诗选本很多，像山东大学选本与邓魁英、聂石樵选本都选得很好，但是仍有一些重要作品被大家忽略。我与弟子童强教授合作编选了一本《杜甫诗选》，2018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上述两种选本相比，我们的选本中增加了一些作品，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受重视，例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哀王孙》。另一类是因诗体、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例如七排《题郑十八著作丈》与五古《火》，具体的分析可见该书。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所写的《杜甫评传》，在同类著作中有什么特色？ 莫砺锋：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的《杜甫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它更重视杜甫作为思想家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我既把杜甫当作伟大的诗人，又把他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在论述其诗歌成就及创作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及美学思想进行探讨。 中华读书报：《漫话东坡》被您称作“非驴非马的状态，完全是有意为之”。您写惯了学术论著，在这本书中有意避免再写成严肃的专著，是否在写作时格外放得开？完成后您觉得满意吗？ 莫砺锋：我热爱东坡，我曾写过十多篇有关东坡的学术论文，都是相当严肃的。《漫活东坡》不同，它是一本普及读物，不能像论文那样来写，否则有谁会读呢？但是我一向反对在普及读物中对古人进行“戏说”，那样会歪曲古人的形象与精神，最终误导读者。所以我既想保持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又想采取轻松活泼的语言形式，结果便写成这个样子。我写本书是很放得开的，因为我并不追求深度，也不追求创新，我只想与读者朋友谈谈我心中的东坡，只想写成一本“漫话”性质的书。我自己对此书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基本做到了“无一事无出处”，不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样有较多的想象和“戏说”（比如东坡对堂妹小二娘的“爱情”，以及东坡练习“瑜珈功”等）。 中华读书报：您写《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漫话东坡》等著作，在选择传主、写作特点上有何共同之处？ 莫砺锋：传主当然必须是我热爱的人物，这样我才有写作的动力。尤其像《漫话东坡》，写成后又不算“学术成果”，甚至从未填进南大的工作量考核表中，而写作所费的心力并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比如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最早把“韩海苏潮”这句话变成“苏海韩潮”，我便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图书馆里钻了整整三天。如非热爱传主，何必自讨苦吃？至于写作特点，只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至少我本人是以此为努力目标的。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学术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此背景下，您愿意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吗？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中间有过怎样的变化？ 莫砺锋：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四十年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而以前那种“以论带史”的宏观概论式研究比较少见了。我本人的研究路数没有太大的变化，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近十年来比较重视学术普及工作，撰写普及读物，进行公益讲座，几乎占了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读诗的境界。比如读《离骚》，“读得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才真正懂《离骚》”。通俗意义上，我们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好像也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感觉您是“感同身受”才有深刻的体会——如何读诗，能否谈谈您的体会？ 莫砺锋：那句话是引用古人之言，当然我也同意。这与我对阅读古典诗歌的态度有关。我认为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人，是透过文本走近古代诗人，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心跳，从而在人生观或人格精神上接受熏陶。中国人评价诗人，一向人文并重，凡是流传千古的一流诗人，一定具有一流的人品，否则再有才华也会被历史淘汰。我曾在《诗意人生》这本小书中介绍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位大诗人，我认为阅读他们的作品，应该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做到尚友古人，从而真正获得裨益。 中华读书报：研究古典文学，最要紧的是什么？您曾经提到，“只要能解决问题，运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但是学术界仍不乏“花拳绣腿”等不良风气。如何减少类似现象，您有何建议？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也非常出色，是否可以归纳几点经验？ 莫砺锋：我觉得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体目标上要有古为今用的价值导向，研究古典文学是为了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应自我局限在象牙塔内；二是在做具体课题时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要坐得住冷板凳，切忌追求轰动效应。我说的“花拳绣腿”是指如下的学术现象，有些论著满纸新名词，其实只是胡乱贴上的标笺。注释则引用许多外文著作，但往往文不对题，甚至是“伪引”。这样的论著读来不知所云，细究也没干货，只能说是花拳绣腿。如何减少此类现象，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学界自身应该诉诸学术良知，加强学术自律。管理部门应该改革只重论文数量、只重刊物档次的评价标准，并将评价权力交还给学术共同体。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学风比较端正，我们的经验是努力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在学科内部确立符合学术精神的价值观，尽量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 中华读书报：拜读了《浮生琐忆》和《师友杂记》（《莫砺锋文集》（卷十），非常感动。看《离家》一章，竟也随着您一起，“泪珠涌进眼眶”；看《初恋》，心中也生出淡淡的怅惘；您对待疾病的坦然甚至幽默，对待师友的深情厚义，还有更多的内容，富于学理，又风趣幽默。您在写某些回忆文章时，有没有顾虑？ 莫砺锋：《浮生琐忆》是我的回忆录，它的写作有点像受灵感驱动的文学书写，但内容完全真实，决无半点虚构，也决不追求文采。北大未名网站上曾有匿名评论说此书“平静，真实，而且琐细”，我很满意这个评价。《师友杂记》由一组短文组成，都是有感而发的心里话。我一向认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又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份要维护，写写回忆文章当然毫无顾虑。况且我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正是它们构成了我的生命，正是它们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很愿意坦率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内容，就像与朋友谈谈家常一样。 中华读书报：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位特别富有诗意、讲究诗意的人？您崇尚怎样的生活？ 莫砺锋：这要看怎样定义“诗意”。我认为只要对庸俗卑微的生活环境实现某种程度的超越，便可说是诗意的生存。我曾在《诗意人生》中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人称为诗意人生的典范，尽管他们的人生遭遇与作为相去甚远，但正如孟子所说，“易地则皆然”。我本是个俗人，但我在农村的茅檐下结识了上述大诗人，他们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的人生轨迹。我读古人的诗词，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体会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使我深受启发。我对诗意生存的理解有点像黄山谷所说的“不俗”：“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此外，我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情景，总会联想到古典诗词的名篇、名句，并在心中涵泳体会，那也是对诗意的追求。我崇尚的生活是物质上达到温饱以上，精神上自由洒脱，此外别无他求。“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生足矣！（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