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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人／坏人，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这一套二元对抗的逻辑面前，‘是非分明’，也是不容‘讨论’的，剩给诗人的工作就是依照这些设计好的典型去生产诗。”④在这种政治的压力下，政治倾向以典型控制诗歌语言，结果使诗歌单调、透明。如傅仇的《告别林场》中写道，“让我们在这山上刻下一块树碑，／把我们的历史和预言告诉下一代人：／在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正是我们最早走进原始森林的时候；／是我们为祖国采伐了第一批大树，／建设了新型厂房、学校、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了，留下满山最好的树种，／到二十一世纪，你们上山的时候，／有一座新的无比茂盛的森林，／留给你们采伐，建设共产主义的高楼。／再见了，我们亲爱的林场，／让我们的思想感情永远生在这里。／再见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森林，／请接受二十世纪伐木者的敬礼。”这种诗的语言透明度往往说明他的信息贫乏单调，并不是真正的文化的承载。在正常的情况下，诗歌的语言所要表达的层次比口语多得多。它有明确的表层，也就是透明的部分，同时又有不确切的隐层，因此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含蕴深刻。“人们在运用语言时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如何‘显’及如何‘隐’，表达与反表达，表达什么，半表达什么，隐藏什么。在使用语言者对环境所给予的交流权力不信任时，他的语言往往以伪透明的形式出现”。 第三阶段：新诗的语言呈现出泛散文化阶段(1985年至今)。 1985年前诗歌属于朦胧诗阶段。“它最早走出政治化文学语言的统治，给诗带来一次对早期新诗的回归。此阶段强调诗人作为一个个体抒发的自己的情感，诗歌语言摆脱了概念化，拥有丰富亲切的感性色彩，创作的想象力得到解放，在涉及深刻的思想时，做到语言凝练，意象新颖，表达有力”。 1985年以后，中国新诗进入争先恐后追逐“先锋”的阶段。诗派四起，纷纷亮出宣言，但事后证明作品远远赶不上宣言，诗坛陷入空谈理论，作品多而浮，貌似繁荣，实则单调。“诗歌语言或泛散文化，或采用冗长的翻译型句型，或唠唠叨叨，缺乏生命的闪光和想象力的飞翔”。还有一些叛逆的诗人们，“在反崇高和优美的口号下，主张并不存在什么‘诗歌语言’，并且竭力推崇市井的口语和平庸的小我来代替诗歌语言和有崇高意愿的大我”。如诸学伟《理发的故事》中说，“应该听爸爸的话／不应该老长头发而不长胡子／我喜欢那个女孩／就因为没胡子她不理我……”这首诗平淡像一杯白开水，没有任何诗意，更谈不上心灵的书写了。有些第三代诗歌毫无深度，变成描写身边的琐碎与平庸的生活流。如大仙在《工艺品》中写道：“你把我的身体／整齐地叠起来／装在箱子里锁上／送到行李寄存处／你就走了／很久以后人们的撬开这个没人领的箱子时／发现里面我已经／成为一件漂亮的工艺品”。王光明也曾这样评价过第三代诗歌的语言：“主张用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代替人工‘陌生化’的知性语言，不强求暗示性、内涵、张力、弹性、音乐性等语言效果，否定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