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一、中国文学研究在当代美国汉学研究中的位置 美国汉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重新定位。我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一）美国的汉学研究历程”曾介绍过这个转型过程。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AmericanCouncil of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它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二战后又出现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 “新潮流派”。后来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杜维明把它叫做“一种反汉学的中国研究”，即倡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其重点当然放在美国利益上”。自费正清开创“区域研究”模式起，美国的传统汉学就开始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以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开创了美国的“区域研究”模式，发展并光大了美国的“中国学”。这种结合使他与欧洲汉学的传统分道扬镳。表现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研究领域应用较多，在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领域应用较少。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逐步将投资目标转向国内城市和少数民族问题上,对中国学的资金投入相应地普遍减少。此外,从70年代后期起,新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学青年学者,一般只能到二三流的学校去才能找到职位,而80年代后期起,一个三四流大学里的中国学教职都会有数百人去竞争,中国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难找,这无疑给中国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从汉学研究中的显学，在一定程度上已边缘化，其受重视的程度，不但落后与中国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走后，甚至也赶不上对中国儒学、道家、道家、佛教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数量本就有限,他们的兴趣既随着学术思潮和机遇的改变而变化不定,又因课堂教学的需要而分心。做系列研究或长篇翻译的往往是没有教学任务的资深或退休教授。还有,不管是新进的老师还是申请读博士的学生,研究古代文学的远远少于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感兴趣的。这种朝文化研究的转向使许多大学语言文学系拓宽了视野,展开对媒体材料的研究,不管是月份牌、报纸广告、电影还是电视剧,都被纳入到教学和研究的范围中,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大学里讲古代文学的教授少于讲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甚至一位都没有。 表现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首先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大量借用，社会科学的术语和方法成了研究范式转化的明显标志当前的美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已经不满足用译介或者训诂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也不限于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对重点作家、时代、文类、思想风格进行分析，跨作家、跨时代、跨文类、跨学科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其次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文学阐释的影响，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对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面对美国汉学研究在上个世纪中期的转向，特别是与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方式决裂，美国一些汉学家也持相反的看法和批评态度：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批老一代的研究中国的杰出学者，如美国亚洲学会主席亚瑟·F·怀特就曾在1965年亚洲学会年会上以《当今的中国研究》为题，回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研究的理论误区和方向性错误。严厉批判这种既脱离欧洲的汉学传统，又自外于其研究对象——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他认为美国汉学受制于“学术市场”，即“美国的学术自由是和饭碗连在一起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如同制造商品，研究中国等于是适应“政治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分析研究情报最大的买家是政府。这种畸形的汉学不仅不是喜讯，却是令人担忧的。怀特指出：正是这种背景造成了当时“中国学”的一窝蜂仓促上阵。学术积累不够，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各方面的资料设备也缺乏。无计划的好大喜功造成了人才的浪费。时髦的“中国学”成了大杂烩和虚荣的滋生地，怀特将此称之为“欺诈的汉学”。怀特感慨说：美国汉学兴盛伊始，曾有一个极好的开端。此时秉承欧洲严谨的学风，美国早期汉学家在三十年代曾与北京的中国学者有过出色的交流，而且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同道。可惜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隔断了这种联系。随后，美国对中国的抵制、围堵和敌视更使这个传统失去了维系的可能。 与怀特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L·C·古德里奇教授在《近期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一文中，亦针对当时任何不学无术的人都敢到汉学研究中插一嘴的现象大声疾呼，批判美国汉学的肤浅，并号召学界抵制无知，强调基本功，反对哗众取宠。 也有的美国学者对此采取兼收并容的态度：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亚洲学讲座教授，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在2017年的一次讲演中说：（一方面）“我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搜集、校订、汇编、排序、分析以及注疏等等，这些学术行为本身就是构建和塑造了传统诸多文本的力量。我尽力熟知中国古代文献，同时也阅读大量与其他文明有关的古典研究文献”；（但另一方面）“我相信，这种广泛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经历是另一种变革的力量。一种全球性的人文学研究不会是两极对立的学术，不会兵分两营成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研究中国；相反，它应当是多极的”（《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原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米奥兰、邝彦陶译，郭西安校改） 2005年10月25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先秦史专家史嘉柏应邀在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作“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若干争论”演讲。他认为，在汉学大规模国际化之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应该是全新的、全科学化的、全客观的，还是应该尽量融合中国人本身对过去的一些看法。也属于融合论，并提倡继续争论 ：“各界汉学学者都应该积极地的参与到这一基本问题的辩论中来，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之一”。 下面简介现代美国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后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内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近、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这几个主要方面。 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先秦文学研究 先秦诸子、《诗经》、先秦神话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皆有所涉及。其中诸子研究尤其是孔孟、老庄的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进行，这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二）、（三）儒学、道家研究中已做介绍。 在《诗经》的研究方面，达拉斯德州大学顾明栋有一部与《诗经》和《周易》有关的阐释学专著《中国阅读和写作理论：一条通往诠释学和开放诗学之路》（2005）。顾明栋，字泽木，扬州人，英国伦敦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孔子学院院长、美国《诺敦理论与批评选集》特别顾问、现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与中国文学有关的是比较诗学、中国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其英语著作除上述外，还有一部《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系统》;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比较诗学、中国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代表性论著除上述外，还有：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Routledge Press 2013，米勒教授作序,商务印书馆2015年中文版），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中国小说理论》 (SUNY Press 2006)，英文编著一部：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向西方读者翻译中国》(SUNY Press 2014)。中文专著一部《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泽厚先生作序），中文编译著多部，最新编著文集《“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与周宪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目前正在组织世界各地高校近50名中国文学学者编写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卢德里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中英文论文近百篇。与上述相关相关论文有《周易明象与语言哲学及诠释学》(中山大学学报2009)，《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10)等。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近期以中文或者英文发表的系列研究论文，《从出土文献谈〈国风〉的问题：以〈关雎〉为例》（《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早期历史研究》（《中国哲学》，２００４年第２５期），关注了“雅”和“颂”在中国古代礼仪和文化身份形成中的作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诗经》引文，以及对“国风”的早期解读等方面。也有论文探讨《史记》和《汉书》中诗歌的运用。除了把《诗经》置于早期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外，柯马丁还正在着手准备新的《诗经》英文全译本。 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诗经〉中的繁殖与再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６１卷第２期。后收入田晓菲译《他山之石——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从仪式的角度讨论了传统的延续性问题，即如何繁殖与再生。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和种族延续；二是社会结构与政治伦理的延续。在论文中，他讨论了四首诗，分别是《周颂·载芟》《大雅·生民》《大雅·下武》和《大雅·云汉》，并认为人类文明的传统是一个用文字记录和保存的连续的知识系统。。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金鹏程（Paul R. Goldin）《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交欢意向从性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文本进行解读，金鹏程认为，这些交欢意象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的隐喻。2017年11月9日下午他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气的具体含义及其积极意义”讲座，援引了包括《论语》、《庄子》、《春秋繁露》等著作在内的大量例证“气”的基本含义是“呼吸”，而其他的含义是由它派生出来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儒学五经》也有很长的一章讨论了处于中国经学史背景下的《诗经》。《重塑中国的往昔》、《中国思想与学术》以及与鲁唯一合著的《中华早期帝国:一种重估》 都涉及《诗经》和诸子研究。 与《诗经》和“汉赋”相比较，《楚辞》研究到现在为止是美国汉学界研究着力最少，新世纪以来也乏善可陈。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在美国至今没有全译本诞生。 对先秦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美国汉学家已接收这类作品是可批判接受的历史文献而不是什么逸闻汇编。也有一些学者从叙事和修辞角度来对这些历史文献研究。李惠仪(Wai—Yee Li) 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早期中国史学里“过去”的可读性》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之作。李惠仪（Wai—Yee Li）198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晚明与清代文学、先秦两汉历史著作等。另与杜润德、史嘉柏合作英译了《左传》的最新版本。另外著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明清之际的女子与国难及其回响》。编有《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另与杜润德、史嘉柏合作英译了《左传》。2016年，她因《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2014）一书获得“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对《左传》着力最多的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史嘉柏(David Schaberg）。其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语>》探讨的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出版后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最高奖项———列文森大奖。他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模式化的过去：中国古代史学的形式与思想》考察了《左传》的建构方式，他认为：“《左传》是一个具有不可思议影响力的文体，因为他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撰写左传的不知名史学家在文本中提供了他对过去的阐释。他们信奉一种鲜明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的阐释正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上。重要的是，通过文学表现形式，传递了上述信念，通过建构文学作品来塑造一个社会生活模式”。（吴芳、李广益《西方中国学的建构与发展—访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史嘉柏教授》《思想与文化》第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作者对鲁惟一和夏含夷编辑出版的《剑桥中国古代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史嘉柏有一个译成中文近六万字的长篇书评。该书评最大的价值是够始终围绕如何界定和使用早期史料这一核心，从对中国概念的理解、先秦史研究的独特性以及早期中国研究学科的界定等方面来统领。使读者在把握《剑桥古代中国史》的广博内容同时，深刻思考书评中所提出的影响古代中国研究现状及其走向的重大学术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在考古材料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上古史研究亟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史嘉柏199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战国策》研究首推柯润璞（Crump, Jr., James I. 1921——），一名柯迂儒，1950年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汉学家金守拙（George Alexander Kennedy，1901—1960），1947年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论文《柳宗元》（Lyou?Dzung—Ywan），同年他还编纂出版了金主持的“铜镜系列丛书”之《水浒传选辑》，其中选编了《沂岭杀虎》和《古庙避雪》的内容并附有出色的评述。其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元人杂剧和《战国策》，在《战国策》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战国策〉及其小说》（《通报1960），《谋略：〈战国策〉研究》（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3。1965年改名《战国的计谋》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出版），《〈战国策〉索引》（与莎朗·菲德勒，安阿伯（Ann Arbor）合作）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73）；《〈战国策〉近期研究论文概述》（《古代中国》1975） 柯雄文（Cua, Anthony S. 1932——）公教大学哲学学院退职教授。1954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1958 年该校博士；著有《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赖显邦译本 （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种族的论证：孙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中国神话的研究。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北美在这方面多采用人类学或原型研究的方法，也有的学者认为“神话即史”或“史即神话”，神话可以用来借鉴研究上古时期的传奇帝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达特默思学院教授艾兰(Sarah Allan)在其著作《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中从神话学改造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直到西周初年的有关尧舜权力转移的历史记载。该书的中译本由北大出版社于２００２年出版发行。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莱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国达特默思学院教授。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颇多涉猎。艾兰多次来华参加文史、考古以及古文字学的会议，提出有创见的论文或作演讲。1998年主编《<老子>国际研讨会纪要》，作为”古代中国研究专刊”在美国出版。 上古神话在新世纪的研究成果是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于２００６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洪水神话》。陆威仪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有名中国古代史专家，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其代表作是“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09—2013年出版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面向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这套丛书汲取50年来世界中国史全新研究成果，谱写21世纪全新中国通史。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伦敦时报》等近百家媒体好评以及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史乐民，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牛津大学教授戴彼得，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等世界知名汉学家一致推荐，数十所世界知名高校中国史课程指定教材。作者还有《早期中国的写作》《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涉及先秦的历史文化专著。 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这个时期的通论性研究有美国斯沃斯穆尔学院讲座教授柏士隐（Alan J. Berkowitz）的《不问世事的模式：中国早期中古对隐逸的实践与描写》（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00）此书通过分析一系列汉魏六朝文学、历史及宗教文本，探讨了魏晋南北朝隐逸话语的形成。柏士隐是西雅图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语言专业博士，美国斯沃斯穆尔学院讲座教授，亚洲研究会主席。专业方向是汉唐文化。目前，中古研究协会在丁爱博（albert e.dien，1927——）、柏士隐、陈美閱和南惜时（ＫｅｉｔｈＫｎａｐｐ）四位学者的策划主持之下，正在召集同行编撰一部定名为《六朝文本》的参考手册，旨在对六朝的主要文学、历史以及宗教文本进行逐一介绍，每部文本的介绍包括文本的内容、真伪、文本流传的情况、主要版本、笺注、译文，并附有简短的参考书目。其中有丁爱博(albert e.dien) 的代表作是《六朝文明》（2006，耶鲁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李梅田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该书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对六朝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城市发展、建筑形式、丧葬礼俗、手工艺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丁爱博(albert e.dien)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6年到1960年取得台湾师范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博士学位，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与语言。代表作是《六朝文明》（2006，耶鲁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李梅田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该书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对六朝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城市发展、建筑形式、丧葬礼俗、手工艺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1977年以来40余次到中国考察与学术交流。2012年元月丁爱博受邀在北师大作了一次小型的演讲，题目是《粟特人史君墓：萨宝生活管窥》，对03年在西安发现的粟特人史君墓图像作了详细的解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理解，对中古时期粟特人在华的生活图景作了简单的勾勒。另有专著《北齐书颜之推传考论》(慕尼黑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汉魏六朝文学受到美国学术界关注最多的还是《史记》。单篇论文和著述都很多，主要集中于研究个别篇章的真实性、司马迁的写作意图、文本结构及司马迁的人格和世界观等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家中不乏对《史记》和司马迁穷尽毕生心力专研者，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教授、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候格睿教授（Grant Hagby,1961—）和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杜润德教授(Stephen Darrant,1944—)，被称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史记的“三君子”。分别著有其代表作《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和《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是华兹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克拉克·费希尔·安斯利（Clarke F. Ansley Award）奖项，更是西方史记研究领域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英文著作。候格睿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史记的客观性解释》。其代表作《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则是对其博士论文的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全书共八章，讨论了《史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叙事方式，探讨《史记》的历史阐释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把《史记》看成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文本，司马迁是继孔子和秦始皇之后的另一位创造者。《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于1995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全书共六章，对《史记》的“本纪”、“列传”等五大体例逐一探讨。《史记》的另一位研究专家倪豪士把杜润德对《史记》的文本分析称之为一项绝活，并认为这种绝活必将成为其它早期叙事文本的范例。 《史记》研究中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1943—）倪豪士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曾游学于远东和德国，197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德国、日本、台湾及中国大陆多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2003年由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的主要论著有《皮日休》(1979)、《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1995;Expanded and Revised, 2007)、《柳宗元》(合著，1973)及近百篇论文与书评。在学术研究之外，他长于编辑与翻译，主编《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Vol 1，1986;Vol 2，1998)，编著《唐代文学研究西文论著目录》(1988)、《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他是美国惟一一份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创立者，并长期担任主编(1979—2010)。也是古典文学翻译家，致力于翻译《史记》、杜诗、唐传奇、《搜神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成果丰硕，影响弥深。迄今为止，北美尚无完整的《史记》译本，目前由倪豪士牵头的翻译小组正在完成一部九册的全译本。 汉赋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曾师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学习汉赋。而卫德明教授是当年极少数研究中国赋作的西方汉学家之一。１９７６年，康达维出版专著《汉赋：杨雄辞赋研究》，首次提出用“ｒｈａｐｓｏｄｙ”作为汉赋的英文译名，得到了欧美汉学界的认同和接受。几十年后，随着康达维对“赋”的文体复杂性的进一步认识，在为龚克昌翻译的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汉赋研究讲稿时，首次采用了“Ｆｕ”的音译。２０１０年，在与蒋文燕的访谈中，他更明确地说明了放弃“ｒｈａｐｓｏｄｙ”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应该让那些研究欧洲文学，美国文学的人知道Ｆｕ这个名词……而且，ｒｈａｐｓｏｄｙ用于指西汉的赋比较合适，因为它们都在宫廷中被朗诵，但是西汉以后我觉得不合适。” 康达维也是《昭明文选》专家。倾注了他40余年心血的英译《文选》被认为是“译文最精当、考据最详实”的译本，他计划将60卷的《文选》全部翻译成英文，目前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册分别是《昭明文选英译第一册:京都之赋》(1982)、《昭明文选英译第二册:祭祀、校猎、行旅、宫殿、江海之赋》(1987)和《昭明文选英译第三册:物色、情志、哀伤、论文、音乐之赋》(1996)，其中涵盖了《文选》中的所有辞赋。其专著还有《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苏瑞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并翻译有《杜甫诗》。斯坦福东亚语言文化系的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这样称赞康达维：“康达维本人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标准。” 康达维以外，关于汉赋的论著为数不多。较为重要的有柯马丁在其文章中探讨了西汉赋中道德劝说的美学，分析了《史记·司马相如传》的真实性。Ｍ犹他大学的吴伏生（ＦuhengＷu）重新确认了帝王的欣赏品味及扶持对汉赋与汉代铺陈表现技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关注汉赋，从整体上讲，对杨雄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其他赋作者的关注。在乐府、“古诗”研究领域，传统观点一直认可无名乐府的“民间性”并且是 “汉代”作品。最近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质疑。易彻理（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ｇａｎ）在两篇论文里以“汉乐府”为聚焦点，针对“无名乐府乃是民歌、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看法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宇文所安所著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是海外乐府诗翻译与研究最深入完整的著作，在这部引言达２２页、全书近４００页的著作中，宇文所安翻译了从《古艳歌》到《古诗十九首》、从刘彻到傅玄的百余首乐府诗，并且提出了一些颠覆性概念，例如，他认为汉魏乐府诗既然属于抄本时代文学，又经历了后世一再的重新编订，流传到现在未必是当初的原貌了，因此这些作品应该算是５、６世纪文人群体留下的遗产，而不是什么“汉诗”。六朝“志人与志怪”研究方面，1976年，明尼苏达大学汉学家马瑞志（Ｒichaed Ｂ·Ｍqther，1913—2014)以一人之力翻译的《世说新语》在该校出版。马瑞志2014年去世，享年１０１岁。汉学杂志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Ｃｈｉｎａ（年刊）第２0期（2014）推出《世说新语》的专辑，发表若干学者对《世说新语》的新近研究成果来缅怀马瑞志。２003年，康达维与柯睿（ＰａｕｌＷ．Ｋｒｏｌｌ）也合编了《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史研究：马瑞志与侯思孟纪念文集》。其中亦有《世说新语》的论文。 近年来关于《世说新语》的研究还有钱南秀（ＱｉａｎＮａｎｘｉｕ）的《中古中国的神灵和自我：世说新语及其传统》。钱南秀是莱斯大学教授，另有《列女与贤媛：两种汉文化圈妇女历史书写在日本》为例，具体阐释了汉字书写在东亚文化中的运用以及汉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2016年7月8日应邀在安徽大学文学院作“重思汉文化圈：汉字书写在东亚文化中的运用之批评性考察”主题讲座。前面“美国道家、教教研究”中曾提及的宗教学者康儒柏还把葛洪《神仙传》译为英语并加以详尽的探讨与笺释，在他看来，“志怪”并不是文学小说，而是纪实写作，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陶渊明研究：下面基本论著都展现出美国学者研究视野的宽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往文学研究只关注作家生平与创作为主体的套路，其切入角度可供国内学者借鉴。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阿什莫尔（ＲｏｂｅｒｔＡｓｈｍｏｒｅ）的《阅读之乐：陶潜时代的文本与理解》，在陶渊明研究中独辟蹊径，探索了陶渊明及其同时代人的阅读经验；哥伦比亚大学田菱（ＷｅｎｄｙＳｗａｒｔｚ）的《阅读陶渊明：读者接受的模式转换》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全面研究；田晓菲(Xiaofei·Owen）《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由陶渊明诗文中的异文而关注中国古代手抄本文化问题，并通过对陶渊明诗文译文的不同选择，对陶渊明形象做出了新的探讨，其提出的问题和独特的表述方式颇引人注意。她以陶渊明为个案，讨论了手抄本文化给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文学研究带来的问题，强调文本的流动性和抄写者／编者／读者参与了文本的创造。显示了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她现正致力于《尘几录——陶诗论稿》中英文书稿的著述。也参加《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的编写。田晓菲是华裔，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妻子，笔名宇文秋水。1971年出生于哈尔滨13岁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亚系。1998年6月，田晓菲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她16岁时，适逢北大建校90周年前夕，田晓菲写下了《十三岁的际遇》被选入国内中学课本，也成为田晓菲少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 译作《后现代主义与通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等。 宫体诗研究：无论是褒还是贬，基本出发点是宫体诗以“女性和艳情”作为主题，但是田晓菲的最新力作《烽火与流星》援用“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重新梳理，以政治、文学、文化及宗教等文化背景为依托，着重论证“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宫体诗’并非是艳情诗”这一有别于既有观点的核心论点，传达出作者颠覆传统意义上的梁代文学史，重新评估这一时代的文化史以及文学史的研究意图。本书的中文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唐代文学 当前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柯慕白（ＰａｕｌＷ．．Ｋｒｏｌｌ）宇文所安(1946年—)一名斯蒂芬·欧文。师从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1972年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哈佛大学东亚中心于２００６年出版了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８2７—８６０），与其之前发表的《初唐诗》《盛唐诗》和《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被称为 “唐诗四部曲”。《初唐诗》为宇文所安的成名作，1977年初版以来便在汉学界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至今仍是一本独树一帜的断代文学史。作者率先将初唐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地研究，并开掘了此后唐诗研究的一个方向，而其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良多。至于《盛唐诗》，宇文在的导言中说：“它以《初唐诗》为基础，所以两本书最好作为姐妹篇一起阅读”。其中亦有一些独到见解，如评论孟浩然：他“与王维不同，孟浩然并未认真地试图重建传统的风格。他经常借用词语而不管上下文，但当他完整袭用原文时，却往往用于戏谑的形态。《耶溪泛舟》就是这种戏谑的出色诗例”。“这些诗句的优美、严肃在不谐和的情境中显得十分幽默有趣”。他的《晚唐诗》在分期上以“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作为晚唐开端，认为这一“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现的大量诗歌出现只是“继续着我们所研究的诗歌传统”。关于晚唐诗歌美学观念，宇文所安这回拈出了“回瞻”与“沉迷”两词。认为 “通过慨叹已不存在的过去而唤起的缺失场景”的诗歌手法在当时的创作中频繁出现，从中窥见出晚唐诗人常常回瞻，过往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具有特别的光晕”。但这种“晚”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迟到感”——他们必须始终“站在过去的大诗人和过去辉煌的阴影里”。 最能代表宇文所安研究风格的可能是《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这是一部中西比较诗学别有风格特色的著作，全书将古今中外涉及爱欲的诗歌——包括中国古代和欧美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诗歌作品，打破习常规矩，不受框架拘束，信笔走马，纵横穿插，目的在于让读者从中获得由诗歌本身和作者精密分析所带来的愉悦，以及读者透过文字表面深思其背后哲理所得到的快乐。据悉此公性嗜烟酒，心好诗歌。洒脱不持仪形，喜俳谐。应该是文如其人。他的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 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以及最近的《中国文论》和《他山的石头记》等作品在我国皆有译本。在唐诗通论方面，他历经八年耕耘翻译而成的《杜甫全集》也于２０１６年面世，这部３０００页、６卷本的大部头是学界关于杜甫作品的第一次完整的英文翻译。他还是版《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的主编。 柯慕白( Paul W. Kroll)，亦名柯睿，努力于李白诗歌中道教内容的考释，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主要论著有《李白的大鹏赋》（1984）、《在青童府中》（1985）、《李白的仙人用语》（1986）等。他于1976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密西根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获得国家人文基金、古根海姆基金、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奖学金等多种奖励。《通报》（T’oung Pao）、《美国东方社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Society）、《唐研究》（T’ang Studies）等国际杂志主编。在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中古道教研究等领域备受瞩目。他的中文名“柯慕白”即表达他对李白的仰慕。主要论著有《李白的大鹏赋》（1984）、《在青童府中》（1985）、《李白的仙人用语》（1986）等。他认为对于李白，道教不只是诗歌的灵感，而“意味着包含于上清派与灵宝派的宗教领域中的神圣经典、严肃实践和神圣玄义”。 其代表作为《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史论文集》收录了柯睿教授已经发表的6篇英文版论文：《李白的超越性诗语》《李白的紫烟》《李白<大鹏赋>》《蜀道：从张载到李白》《登高诗：登泰山》《法幢与经幢——李白的佛教碑铭》。《李白的超越性诗语》最初发表于1986年，此文是西方语言中首次尝试展示道教对李白的意义，《李白的紫烟》一文对李白有关道教的作品展开进一步研究。这本专著我国有译本，白照杰译，齐鲁书社2017 初唐诗人王绩研究，有康奈尔大学的丁香（ＤingＸiangＷarner）《野鹿与翔凤：王绩的对立诗学》是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新发现的王绩集五卷本对王绩诗歌进行的论述：宇文所安弟子田晓菲的论文《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通过分析王绩集版本流变探讨庾信对王绩的深刻影响和中唐文学口味的改变。 余宝琳（Yu，Pauline），华裔学者，现任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曾任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研究专家。专著有《王维的诗：新译及评论》（1980）。出版后评价甚高，在当时英译诸作之上。作者另有《中国诗歌传统中意象读法》（1987）。主编论文集《宋词之声》（1994．） 在探讨文本的产生和传播方面，美国学者现在比较注意中国文学与时代的物质文化之间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田晓菲、蔡九迪（Judith Zeitlin）、魏爱莲（Ellen Widm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著名学者，也多是宇文所安的弟子。如宇文所安的弟子南加大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研究中国文学和物质文化关系的倪健（ChristopherM.B.Nugent），新近出版的《发于言、载于纸：唐代诗歌产生和传播》就是这类著作的代表。该书还获得了２0１２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但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有学者甚至撰写了长达７５页的书评与其论争。他的《妇人与其抄手—处理韦庄《秦妇吟》的多个写本》通过对敦煌蒙书中的层累知识阐述，均分析了原始文本流传中的剥离问题，也属于此种类型。 在道教人物研究中，唐代司马承祯最近一个时段颇受关注，而且与唐代文学研究相结合，如柯慕白(Paul W. Kroll)的《关于三个唐代道教人物的笔记》（1981）、《唐诗中的司马承祯》（1978）、《盛唐山水詩文用語考證》是从诗歌角度作的研究。孔丽维（Livia Kohn）《得道的七个步骤——司马承祯的〈坐忘论〉》（1987）翻译诠释了他有关存想的论文。 唐代道教研究中最为出色的是薛爱华（简介见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四)美国的道家、道教研究”）在他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撰写专著10余部，论文110余篇，译文和书评40余篇，对唐代的道教、唐诗中的道教人物、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薛爱华非常强调唐代诗歌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性。他比较有名的专著有：《神女——龙女和雨女》（1973）、《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1977）、《唐代的茅山》（1980）、《海市蜃楼——曹唐的道诗》（1985），论文有《吴筠的步虚词》《吴筠的游仙诗》《上天的权威和冥间的乐园——唐代道.教文学笔记二则》《茅山之雪——一组道教意象》等。薛爱华的研究既有星象与宇宙意象，也有对文学中的道教主题的阐释，对茅山派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贡献。 专门研究唐代宗教文化的佐治亚大学宗教系副教授柯克兰(Russell J.Kirkland)在1980年代就有不少道教研究力作，1990以后更在《唐研究》《亚洲研究学报》《中国宗教学报》等重要期刊和国际研讨会上发表２０余篇论文，如《道教传统中的人物和文化》（1992）、《中国道教的历史概观：分类与用语问题的考察》（1995）、《从无私到自我满足：道德经的道义》（2000）等。 道教神仙谱系中出现的形象，如西王母、灶王爷等，也引起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兴趣。早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薛爱华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谈到了唐代诗歌散文中出现的女神，如《神女: 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6，有中译本：程章灿译，叶蕾蕾校，北京:三联书店，2014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在1980年代发表过一些关于众女神之王西王母的论文《中古中国文献中的女神西王母形象》（1982）、《表演者和女性高道——作为中古中国妇女之守护神的西王母》（1986）。1993年她出版了《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对学术界已有的西王母研究作了全景式的回溯和综合，尤其是对汉代到唐代的西王母信仰和传说的演变的阐述，表明西王母信仰是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宗教传统。柯素芝是薛爱华的弟子。1982年以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中女神西王母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Goddess Hsi Wang Mu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由斯坦佛大学出版的《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即其毕十年之功打磨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该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在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道教研究三个领域均有一定的开拓。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亦有突破。这是一本在西方汉学界拥有广泛影响的西王母专论，此书甫出，《通报》《哈佛亚洲研究》等6家西方汉学权威期刊纷纷刊登柏夷(Bokenkamp)、太史文(Stephen Teiser) 等著名学者的书评，对此书褒扬有加。作者另有论文《中国中世纪的性与神:关于〈临江仙〉词》（1985），《“自恨罗衣掩诗句”——唐代女冠诗作中女性的声音》等。 唐代散文研究较多的还是倪豪士。据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他在回到印第安那大学后,请求柳无忌先生开一门“柳宗元研究”课程。然后把那个研究课里所写的论文编辑整理,写成了一本书《柳宗元》于1973年出版。继后又发表了一篇两篇论文《解读韩愈<毛颖传>中的讽喻》(《远东>1976年12月)，《试析<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亚洲研究季刊》,1977年5月)。1978年出版专著《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7）本书运用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研究唐代的传记与小说，采用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比较方法。内容包括:中国小说的起源、《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略论九世纪末中国古典小说与社会等 。1979年出版了研究专著《皮日休》。在这期间还发表了几篇讨论六朝、唐代和明清文言小说的论文,并用中文发表了一些文章:《中国小说的起源》(《》古典文学》,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8月)，》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代传记及古文运动的关系》(台北《中外文学》,1987年)，《碑志文列传和传记:以欧阳詹为例》(《第一届国际唐代文学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言外意义》(《中外文学》,1988年)，《柳宗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的比较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傅成琼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本人对唐传奇一直有兴趣。最近发表了两篇有关沈亚之的文章,并撰写了由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章节另外。本人还打算出版一本唐传奇的英文翻译（徐公恃《一生一世的赏心乐事——美国学者倪豪士教授专访》《文学遗产》2002—01） 对中国诗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特别关注的有孙康宜（Chang，Kang—i Sun，1944—）教授，原籍天津， 1946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1968年移居美国，曾获英国文学、图书馆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以《词与文类研究》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现任耶鲁大学中国诗学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其主要著作有：《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概论》、《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文学经典的挑战》、《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明清女作家》（与魏爱莲合编，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与苏源熙合编，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1999）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 宋金元文学 美国汉学家对宋金元文学的研究，比起之前的中古时期以及之后的明清研究，相对都要弱一些。这可能也与这段时期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和多元，因此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也就比较分散，论文著作不像对唐代的研究那样多集中于诗歌一种文体，而是分布于宋词、宋诗、元诗、诸宫调、元杂剧等多个领域。 对两宋词的研究开展较晚，数量也较少。这也可能和词的独到的美学意境难以捕捉和翻译有关。兴起时间于上世纪70年代，以刘若愚（Liu，James J．Y．）出版于1974年的《北宋词大家》为代表，该书对北宋六大词家如欧阳修、柳永、苏轼等词作的艺术特色与语言特点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对美国的词学研究之创始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总起来看，他的目的是向西方普通读者介绍中国的诗词艺术，因此偏重于普及与鉴赏，其《词的文学性》及其他词学相关的著述也大体不出此路数。 一般而言，美国汉学界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视普遍要超过对批评史的研究，即对批评与理论的重视程度是远为不足的，这与美国汉学的基本构成情况有关，在词学研究上也同样，相比之下，对两宋词论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要晚出，而且数量上也明显见少。然而两宋的词论既对中国的词学及词的创作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又对汉学家如何理解中国的词作有指导性的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到对词学思潮及个别词人的评价等，因此，若缺乏对之的了解也将无法对词学史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进行恰当解释，故此，必然也会成为北美汉学界关注的课题，并需要对之基本情况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北美汉学界词论研究的呈示状况，大体有两种，一是专门的词论研究，虽然较少，也不可谓之无，可举例者有艾朗诺（Egan， Ronald C．）所著《“美”的问题：北宋的美学思想及探索》（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二种情况，是多穿插混合于一般的词作研究中，此种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加以“抽取”或“析出”。纵览此种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侧重点不同的类型。首先是以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Yeh Chia—ying）为代表的“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2]式的研究。叶教授是北美词学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使许多学者对“词”有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叶先生既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又对中国传统文学造诣颇深，因此能融会贯通，许多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叶先生所研究的对象乃主要是“词”本身而不是“词学理论”，尽管涉及词论之处也不可避免。在理论和方法上“以西化中”，往往站在西方比较新鲜的理论角度上对词进行解析，尤其是她对吴文英、晏殊等词人以现代视角进行的分析，使人们重新燃起对这些词人的研究热情。这是一类以现代的批评视角对词作进行分析研究的典型。 第二种类型以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为代表，她更侧重于从文学史角度出发的文体学研究。在《词与文类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1980）的前言中，她说：“本书的观念架构以诗体的发展[3]为主。文学史上的各个阶段都有其形式和风格，可充分反映出时代的特殊品味。因此，对于文学史各期主要诗体的研究，便是我们认识该时代文学走势不可或缺的一环。……职是之故，本书所标举的文体研究（genre study）系建立在两个基设之上：其一，诗体的演进乃时代新美学与文化观的反应；其二，诗体的根本意义植基于其恒动的演化史上。”因此，孙教授的研究作为一种“文体研究”在许多地方确实关联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比如她在对词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时，对张炎等人的词论著作亦有论述。如讨论张炎“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的看法，而分析曰：“就小令的填法而言，张炎的说辞非常精辟，传统词话家无不奉为圭臬。宋沈义父迄清李渔等词话家一致主张，小令的创作重言外微旨，即使清末民初的学词者，也抱持类似观点。”等等，对词论的分析往往穿插于行文之中。 第三种类型即结合词的创作实践所做的词性研究。比如余宝琳（Yu， Pauline）主编的论文集《宋词之声》（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1994．）所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林顺夫（Lin ，Shuen—fu）的论文《词作为一种独立文学类别的形成》，在探索一些对词的形成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后指出，在宋初，词不同于诗的独特审美特征就已经显现，即所谓的“诗言志，词言情”。到苏轼的时代，词的地位逐渐建立，东坡以词言志，后人对他亦有所批评。[6]这类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nna M． Shields对《花间集》的研究。这类以某种“作品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在海外并不多见，但往往会显示出对某一时期思想状态的更为详尽的解析，如其于著作中对蜀地文风所进行的探讨。书中也讨论了欧阳炯那篇著名的序言，借此而试图把握“词”的表现特征。 第四种研究类型是对某个词人的研究，如方秀洁（Fong，Grace S）《吴文英与南宋词》（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eotry：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1987），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改变：姜夔与南宋词》（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1978）等。林顺夫 （Lin, Shuen—fu，1943 —)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 1965年台湾东海大学学士，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为《中国诗歌传统的转变:姜夔和南宋词》(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1987年); 论着有《中国论南宋词所展现的「物趣」、「梦境」与「空间逻辑」的文化意义》，《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抒情想象力》（1974），《词作为一种独立文学类别的形成》（1994）； 与宇文所安合编《抒情之音的重要性:晚汉至唐的史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庄子”内篇”的语言〉》,收入裴德生(Willard James Peterson),浦安迪(Andrew H. Plaks)编辑的论文集。从大的概念上来说，这属于文学史的研究，但是当这些作者在进行研究时，涉及到时人和后人的对这些词人的评价问题及相关的诗学问题。其他还有一些人物传记式的研究，如，刘子健（Liu， James T． C．）所著《欧阳修的生平和文学创作》（Ou—yang Hsiu： An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傅君劢（Michael A．．Fuller）《东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等，也在书中偶有涉及词论的。最新的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田安（Anna Shields）教授的《〈花间集〉的文化背景与诗学实践》（2006，有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这是作者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研究。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探察《花间集》成书的文化语境及其词作的诗学艺术，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分析指出，一方面，花间词乃唐代文学和文化潮流的产物，作为文化产品，它们极能反映十世纪蜀国的社会文化风貌；另一方面，花间词在诗艺方面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贯性。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部为“文化语境”，分别阐述“时代之‘风’：唐文化与曲子词”、“诗人之‘位’：十世纪蜀国朝廷与文化”、“撷诗之‘英’：唐和蜀的选本”；下部为“诗学实践”，具体内容为“由仿到创：《花间集》的诗艺”、“体、象、声：花间词里的性别”、“神女：《花间集》中的仙子形象”。通过分析，揭示了《花间集》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为人们重新认识《花间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她的硕士论文是“柳永研究”，指导教师亦是宇文所安。作者另有新作《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2015）。余宝琳教授的论文《宋词与经典》（‘Song Lyrics and the Cannon： 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对《花间集·序》进行了研究。这篇文章以经典的形成为视角对词选集进行了考察，指出了选集在词类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探讨了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制约因素。艾朗诺的著作《“美”的问题：北宋美学思想与探索》中对《花间集·序》进行了全文翻译。他也认为欧阳炯的序言是“对人工之美的称颂，认为人工艺术之美足以使任何自然之美黯然失色。”艾朗诺指出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中国传统美学一直认为自然高于人工，而欧阳氏这种说法是为了证明其选集的价值。 方秀洁（Grace S. Fong），1984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麦基尔大学东亚学系中国文学教授，并担任BRILL出版社《汉学研究中的妇女与性别丛书》的总编辑与中国文学与文化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编辑委员会委员。专著有《她自己为作者: 明清时期性别、能动力与书写之互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另参与编著《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BRILL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众声喧哗：清末民初的性别与文体嬗变》(BRILL出版社，2008年)。近年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国家图书馆合作建立“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库与网站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为研究前现代中国女性写作与文化的重要资源。 在宋诗的研究方面，有刘子健1963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欧阳修》（香港新亚书院）及经改写于196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欧阳修的生平和文学创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刘子健（Liu，James T．C．1919——1993）祖籍贵阳，长于上海，后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在燕京时期导师洪业的影响下，来到美国，从事政治时事方面的研究。1950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及其他学校任教。196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员。1965年，入普林斯顿大学。1959年以著作《宋代中国的变法》成为宋史界的领军人物，此书充分利用了日本及中国学者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成为极有影响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第三种。《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 华盛顿大学亚洲与近东语言文学系管佩达(Beata Grant)教授《重游庐山：苏轼生活与写作中的佛学》，以整部书的篇幅研究佛教与苏轼生活和作品的关系。作者逐年追溯了苏轼生活中各个时期与佛教僧侣间的交往，诗人叩访寺院，写作佛经和理论的踪迹和活动。他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合著《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也于2004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也有从道家思想层面来考察宋诗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傅君劢(Michael A. Fuller）的文章对南宋诗与道学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北宋末期到南宋时期的诗歌为道学探索内心体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对宋诗做纯文学研究的专著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的萨进德（Stuart H. Sargent）的《贺铸诗的体裁、语境和创意》该书长达５００页，对诗人所留存的诗体作品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有时几乎是逐行地进行途释。在数以百计的诗作中，对每一首的文辞和韵律都进行了讨论分析。 宇文所安的弟子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1年出版。2015年三联书店有汉译本），试图从北宋急剧繁荣的印刷文化和黄庭坚坚定并且独特的诗学理念入手，来解答江西诗派诗学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隐喻：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斧柯、雾豹。在王宇根看来，北宋时期印刷文化的骤然发达，使得人们获得书籍的门槛极大降低，很多士大夫家庭拥有藏书的数量激增；而黄庭坚等北宋晚期诗人认为，如果想要有法可循地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准，对古人作品的大量阅读就成为了必经之途；而印刷出版的兴起正给这种诗学取向提供了生存和可资实现的土壤——“读书破万卷”再也不是书生的一时豪言，而成为通往诗人之路上的圭臬。白睿伟（Benjamin Ｒidgway）《从宴会到边塞: 南宋中兴时期东坡词如何转变为哀悼山河沦落的韵文》（《中国文学》2012年第34卷）则从独特的角度谈文学体裁和 内容与世风的关系。 新时期还有三部评述宋代士人思想的著作：一部是宇文所安的学生杨晓山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和玩好》通过对唐宋诗中所描绘的私家园林和其中所罗致的玩好之物（如珍禽、奇石）的描写，论述文人如何通过私人文化审美领域来平衡社会责任、道德约束与个人兴趣爱好。而这种可居可游的、充满诗意的“雅致”又是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结构中受到挤压并开始变形的。第二本是艾朗诺（ＲｏｎａｌｄＥｇａｎ）的《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及追求》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金石学、诗话、花谱等北宋新兴的审美活动和思想进行了观察，并研究了由于传统儒家伦理对“玩物丧志”的批判而导致的文人在对这些新事物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和自我辩说。第三本是何复平（ＭａｒｋＨａｌｐｅｒｉｎ）《走出回廊——宋代中国对佛教的文人透视》，以僧院所题的庙记或寺记为对象，探讨了文人和佛教寺院的关系。这些碑文有的记录了文人对佛教问题的不解和困惑，有的记录了文人和佛教徒间的辩论，有的记录了文人对不同佛教流派的辨析，有的记载了皇室和寺庙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些碑文记录了文人关于寺庙的社会影响所做的评论。通过对碑文的研究来折射出宋代士人的宗教思想可谓立意新颍。 元人杂剧方面：主要研究者有柯润璞（J.I.Crump）和白之（Cyril Birch）柯润璞介绍见前《战国策》部分。其代表作是《忽必烈时代的中国戏曲》（1980）。《元杂剧的戏场艺术》）2001）。前者通过对戏剧曲辞文本的细读、古文材料的详实分析并联合出土的什物例证来破体地考察元杂剧的历史演化。他单独翻译出版的作品还包括：《王勃院本》（1970），《王九思：中山狼》（1977），《布袋和尚忍字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竹叶舟》（1994）。他的几位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和彭镜禧在20世纪70年代当前都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领军人物。白之(CyrilBirch)：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主任。著有：《明代传奇选读》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1980年出版《牡丹亭》英文全译本，《为官吏场景:明朝优秀剧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中国文学类型研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 《西厢记》曾经被儒莲（Stanislas Julien）、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哈特（Henry H. Hart）和熊式一（S. I. Hsiung.）等人翻译成不同的西方语言。1991年哈佛大学伊维德(Wilt L. Idema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奚如谷教授合作，校勘并翻译了《西厢记》，并写了长篇导言，书名为：《月与琴：西厢记》（1991年）并于1995年再版。 宋元笔记方面：罗烨的《醉翁谈録》此书国内久佚，上个世纪在日本发现。1941年在日本影印，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它实际可能是宋末元初作品。阿历斯特·英格尔斯（Alister Inglis）《罗烨 《醉翁谈録》与丽情文化》（《中国文学》2013年第35卷）即是对此海外孤本的研究。 明清文学 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对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亦可见一斑：在该部文学史中，大多数朝代的文学只有一章的篇幅，连一向被视为重要的唐代文学也仅占一章，全书正文１３６４页的９４页，约为全书比重的６.８％。但明清两代却占了五章，约为全书比重的２５％。其中明清小说所占的分量又最重。 新时期美国的明清文学研究，所选作家的作品涵盖更广，文体上的覆盖面也较大，不仅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言小说、话本、戏剧、诗文等传统研究领域，女性文学乃至女尼的诗文、传记、叙事文学中的宝卷，说唱文学中的弟子书、弹词也多有涉及。在研究方式上，除了传统的作品考证、分析、人物传记、综论、专论、译作外，更多地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入手，进行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方面的解析。如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的黄卫总（ＭartinwＷ.Huang）近年来发表的《欲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和《晚清帝国时期的男子气概论说》，主要从小说中男女人物类型、情色、鸦片吸食与现代主体性、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等方面入手，并主编了关于各种续写小说的研究专集《续书，后传，改写和中国小说》。长期关注佛教和佛教文学的华盛顿大学亚洲与近东语言文学系教授管佩达（Beata Grant）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合著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4）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史教材不但收录女作家的文章和戏剧，也包括弹词。管佩达还出版了《名尼：１７世纪中国的禅门女大师》，从存世的文章中搜罗了一批１７世纪女尼的传记，每篇传记还穿插了大量女尼诗文的节译。 下面分类进行简介： 长篇小说研究：早期的成果以夏志清和韩南(Patrick Hanan）两位学者的为表率。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1968)研究了六部“经典小说”,见解独到。他以欧洲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参照,认为所有中国传统小说都不完美。 夏志清（1921—2013·12）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陆版）。有关明清小说的论著有：《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古吴轩出版社，2004)。 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4）被称为欧美“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第一人”。 原籍新西兰。195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获西方文学硕士学位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中文。1953年获该校中国文学学士学位，后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金瓶梅》为博士论文题目，1960年获博士学位。1963年至 196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至1998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88年至199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8年起并为哈佛大学卫特汤玛斯讲座教授，1995年起并为南京大学合作教授。专攻中国古典小说和部分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长于考证，兼用西方新批评、叙事学等研究方法，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成绩斐然，多所建树。1963年韩南以《金瓶梅探源》的版本研究奠定其在明清小说研究中的地位,转而研究话本小说。继一系列大多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权威性论文之后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中国短篇小说研究》（1973）,把中国话本小说至1627年的历史按写作年代划分为初期(1250—1450)、中期(1400—1550)和晚期(1500—1627)三个阶段。美国学者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最客观和最详尽的话本写作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本是1981年《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对当时海外可见的话本小说做了详尽的梳理考证,勾勒出截止于17世纪末话本小说发展的清晰脉络。与夏志清等人所持“中国小说不足”论相反,韩南认为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具备18世纪英国小说所体现的“形式现实主义”(formalrealism)的一切特征。其他论著还有《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涉及19世纪和晚清小说叙事技巧的创新,西人通过翻译、原创和组织征文比赛对19世纪白话小说的影响等题，《李渔的创作》（1988）、《恨海：世纪之交的中国言情小说》、《百家公案考》、《论肉蒲团的原刊本》和《肉蒲团》译本等。 当代美国汉学界明清小说的领军人物有普林斯顿的蒲安迪(Andrew Plaks)，先以其《〈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1976）为同行所瞩目,此后领导对清代小说的评点，其成果集结为其结果反映在专著《中国叙事学》（1990）。此书包括六部古典小说的“读法”英译和他的研究心得。蒲安迪还在他的《明朝四大奇书》（1987）中很好地利用了传统评点,详细解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结构和意义。他提炼出这四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自我完善(修身),强调小说作者和他们小说中人物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差,并极力推崇它们作为小说所体现的艺术成熟说。作者另有《〈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1976）等。 密执安大学雪莱（中文名骆雪伦ShelleyHsueh—lunChang)的《历史与传说:明代历史小说中的思想与形象》（1990） 则对演义小说进行了扎实的考察。她和她的先生密希根大学教授张春树合著的《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王湘云译），以李渔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作为研究个案，深入剖析了作为传统文人的李渔所折射出的现代性意识。反映了这个动荡时代对传统文人的影响，以及他们面对变化时，在思想观念上的回应。作者认为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其中既有朝代更迭所带来的政策的变化，也有经济发展造就的思想观念的飞跃，同时也有西学经由传教士进入中国所产生的冲击。此书曾荣获美国一专家之书评杂志《精选》（choice）所评的“当年杰出学术著作奖”（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of the Year）。其评语为：“该书从宏观视角给人以启迪，不但以严谨负责的学者态度阐明中国的艺术、文学与文化，而且还能做到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尤其令西方读者感兴趣的则是那些有关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处境的章节及段落” 张春树(Chang Chun—shu，1934—)山东人，毕业于台湾大学，哈佛大学1964年历史学博士，费正清弟子。在美国密希根大学任教多年。美国拉克姆教授会研究奖金获得者。张春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语言。关于中国文学的论著有：《十二世纪的华南:陆游的〈入蜀记〉》（与斯迈锡(Joan Smythe)合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入蜀记〉的结集，传播与编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77)，《徐霞客》（收入张春树等编辑《中国文学研究二种》，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8）。 骆雪伦另有《历史讲史与文化传统》一书,密执根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及《金瓶梅》的研究仍在继续。 《水浒传》是美国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开山之作 ，1953年即有赛珍珠（All Men Are Brothers）和沙博理的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问世。但2001年才出现圣母大学葛良彦的研究专著《走出水浒: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相对而言,《西游记》和《金瓶梅》更为西方学者所青睐，只是仅将小说作为单独文本去解读越来越少了。例如，金德莉（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Ｂｅｓｉｏ）和康斯坦丁·董（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ｕｎｇ）所编的文集《〈三国〉和中国文化》从人类文化学入手，研究了更普遍的三国文化现象。葛良彦（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ｅ）的《出自边缘：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通过对水浒的研究和论述，指出了中国白话小说源自被边缘化的通俗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之间的长期互动与滲透。李前程（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Ｌｉ）的《启蒙之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2004) 是一部主题研究著作，作者追寻《西游记》的启蒙主题,从《西游补》直到《红楼梦》,认为以往红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和意旨的重要影响。论述了启蒙思想和佛教对这三部作品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芮效卫（David Tod Roy，1933——2016）英文名戴维·托德·罗伊，是位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他以花费四十年时间翻译的全本《金瓶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而享誉美国汉学界。单篇论文有《<金瓶梅>考》（《中国文学》1986年第8卷1—2合刊）.芮效卫与中国也接下不解之缘，他于1933年出生于中国南京，抗日战争期间，跟随在金陵大学哲学系教书的父亲芮陶庵搬到成都华西大学，并在四川待了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芮效卫随全年返回美国，1948年又和全家一起回到南京。芮效卫的学生柯丽德则出了一本专着:《论〈金瓶梅〉的修辞》 （1986）。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丁乃非的《秽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 （2002）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激烈地批评此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浦安迪（Andrew H． Plaks）《<金瓶梅>崇祯本评注: 瑕中之瑜》（刘倩等译《浦安迪自选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玛丽·司各特:（Mary Scott）《<金瓶梅>和 <红楼梦>中的园林意象》（《中国文学》1986年第8卷1—2合刊） 研究《儒林外史》较早的是旧金山大学斯蒂芬·罗迪(StephenRoddy)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1998），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最近则有哥伦比亚大学商伟的《〈儒林外史〉和帝国晚期的文化转型》（2003）把吴敬梓的小说解读为对清初礼教的深刻批判，将问题的根基归结于作为理想社会模型的“礼”的概念与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礼”的概念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亦即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所说的“儒家礼仪秩序的二元性”。据此书修订而成的《礼的世界及其危机:〈儒林外史〉与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三联书店2016）， 全书分《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正史之外》《叙述创新与文化转折》《泰伯神话及其困境：重新定义文人小说》四大部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儒林外史》进行解读。此书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同时，更是在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在写法上，可能既不同于思想史，也不完全同于文学史据说此书在美国学界评价不高，可能与此书并不是建立在西方某一种理论基础上来对《儒林外史》进行解读的。商伟原是北京大学副教授赴美。 《红楼梦》研究继蒲安迪（Plaks）之后又余国藩。余国藩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最早是以英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四册)饮誉学界，,此后转而研究《红楼梦》,出版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1997），被誉为“集大成式反向超越”研究”。其他值得注意的成果有麻省理工学院王瑾的《石头的故事:〈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互文性、古代中国的石头迷思及其象征意义》（1992）,考查了《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并与《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石头意象进行互文解读。芝加哥大学余国藩教授的《红楼梦以及蒲安迪教授的红学“普林斯顿学派”等等。此外还有裔锦声（Ｊｅａｒｍｉｅ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Ｙｉ）的《红楼梦：爱的寓言》对《红楼梦》和西方文学中的一些寓言进行了比较研究。米乐山（Lucien Miller）《〈红楼梦〉中的面具： 神话，模仿和人物》（1975）。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对1960年起迄2000年止美国汉学界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予以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对美国红学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分析和中外红学研究之比较,为中国红学研究提供借鉴。其中触及了相关的红学重大问题及其学术前景，被评为中国博士后优秀学术成果。 明清白话通俗小说的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出生于荷兰的达伦（Dalen），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他先在日本札幌的北海道大学和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从事研究，1970年到1999年在莱顿大学执教。他以中国初期白话小说为博士论文的课题，于1974年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1976年被任命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他在莱顿大学时，曾两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他还出任过非西方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来到哈佛，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的中国文学教授，2004年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是荷兰王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关于明清白话小说、通俗小说的论著有：《包公和法治：从１２５０年到１４５０年的八个说唱故事》翻译了关于包公故事的八种文本，《粱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传说的四种版本》，《孝行和自我救赎：观音和她的侍从》。该书以两本传奇经典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探索“人何以为人”以及“人何以建构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学命题的不同方式；《孟姜女哭长城：中国传说的十个版本》中，伊维德还翻译了一部１９世纪关于孟姜女传说的宝卷。他翻译的另一部１９世纪关于“白蛇”传说的雷锋宝卷则被收录在《白蛇和她的儿子：雷峰宝卷》中。其他论著还有：与汉乐逸（Lloyd Haft）合著的荷兰文《中国文学导论》（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97），与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合编《中国戏剧资料，1100年—1450年》（1985），与奚如谷教授再次合作，校勘并翻译了《西厢记》，并写了长篇导言，书名为：《月与琴：西厢记》（1991年）。这本书于1995年再版。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吴燕娜专攻《醒世姻缘传》,出版了《讽刺与17世纪小说〈醒世姻缘传〉》（1999）。此前她还有专著研究17世纪小说和戏剧中悍妇主题流行的现象 （1995）。耶鲁大学呂立(TinaLu)对17世纪小说的解读范围广泛,眼光独到,这可以明显地从她最新的著作题目上看出来:《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非故意乱伦、啃老和其他奇遇》（2008）。 这一时期的白话小说译本还有美国贝茨学院（Ｂａ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的杨曙辉教授和杨韵琴夫妇合力完成的冯梦龙《三言》中的全部１２０篇故事。它们分别是《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新一代华裔学人的美国贝兹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杨曙辉,专攻冯梦龙研究,有专著《点石成金:冯梦龙与中国白话小说》。他同妻子、联合国同声翻译杨韵琴一起，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全部译成了英文。1998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步武前贤,二杨的英译也是韵散不废,巨细无遗,包括冯的眉批夹评,再加导言注释,也深获学界赞赏。 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研究从以哈佛大学李惠仪（ＬiＷai—yee）《迷幻一枝独秀：聊斋志异》之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乏善可陈,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方有所突破。其时加州波摩纳学院白亚仁(AllenBar)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聊斋志异〉的文本传递》（《哈佛亚洲学报》1984）和《〈聊斋志异〉早晚期故事的比较研究》(《哈佛亚洲学报》1985)等。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古代小说》（1993） 则在审视此书的序跋和一些故事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解读。《魂旦：中国１７世纪小说中鬼魂与女性的形象》（2007）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域来观照１７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鬼魂的“形塑”问题。此书的第四章集中探讨女性游魂如何在晚明清初的传奇作中被表征与概念化，如何被移译为戏剧性书面表述和演剧性的舞台表演，如何艺术地实现女性鬼魂在舞台上隐蔽性与能见度的统―，从而体现戏剧的价值观。作为明清小说研究专家韩南的弟子，她近年来多次来中国访问：2014年9月10日应邀访问上海大学，并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一把明朝琵琶：重构其文学、历史与文化语境”》的学术报告；2016年4月5日到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戏曲研究所。 加州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白亚仁（Alian H·Bar）也陆续发表有关《聊斋》论文数篇,并给梅维(VictorMair)编辑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写了详细的有关明清文言小说选集的一章。他是英国籍，1977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白亚仁这个名字是中文老师按他的英文姓名发音给取的。同蔡九迪一样，这位年轻的主要从事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明清文言小说等方面的研究的美国汉学家也常来中国造访：1979年到1980年间，在复旦大学进修，去过蒲松龄的老家山东淄博，也到过绍兴。 此外,前面提到的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骆雪伦夫妇也有一本专著:《重塑历史:蒲松龄世界里的鬼魂、妖精和人类社会,1640— 1715》（1998）。波士顿学院的蔣兴珍(Sing—ChenLydiaChiang)一直在研究清代的文言小说。她在《自我觉醒:中华帝国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体和身份》 （2004）中,不但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聊斋志异》中一些通常为人所忽略的故事,还讨论了袁枚《子不语》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些材料。威斯康新大学韩瑞亚(RaniaHun tington)的《异类:狐与明清小说》 (2003）和哈佛康笑菲的《狐仙信仰:帝国晚期及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及民间宗教》 （2006）都研究华北的狐狸精传说及其在清代文言故事中的文学化。康笑菲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史，主要关注的是性别与权力的形塑，性别在现代民间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专著《狐仙信仰:帝国晚期及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及民间宗教》（2006）是在她博士学位论文《边缘的权力：晚期中华帝国的胡仙敬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中利用大量笔记小说、民俗学研究报告和田野调查，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有关明清时期华北和东北地区民间信仰的图画，除了详述明清以前，中国人对于狐狸这一形象暖昧动物印象的演变过程外，康笑菲更加仔细地论述狐仙、狐精在中国人生活中小自个人、家庭，大到官方、国家的意义。中译本名《说狐》，姚政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蔡九迪在（ＪｕｄｉｔｈＺｅｉｄｉｎ）《魂旦：中国１７世纪小说中鬼魂与女性的形象》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域来观照１７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鬼魂的“形塑”问题。此书的第四章集中探讨女性游魂如何在晚明清初的传奇作中被表征与概念化，如何被移译为戏剧性书面表述和演剧性的舞台表演，如何艺术地实现女性鬼魂在舞台上隐蔽性与能见度的统―，从而体现戏剧的价值观。 虽然看起来在传统的白话小说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盲点，譬如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著讨论１７—１８世纪的许多重要小说。而且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较有限的几本小说。虽然大部分小说已经（或即将）拥有英文译本，许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小说以及短篇故事仍未得到翻译。 明清小说翻译方面：197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先生全译《西游记》版本说明、典故考证和寓意解说,在卷尾详注,遂成为学术翻译的典范。同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芮效卫(DavidTodRoy) 1993新译《金瓶梅》,萧规曹随。《金瓶梅》有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Egerton)的旧译,乃以崇祯刻本为底本。芮效卫则以万历丁巳年的《词话》为底本,从导论到笺注索引,一应俱全,序文、序诗,如数译出,词曲、俚语,也照译不误,注释之详,尤为突出。遗憾的是此译至今尚只完成五卷中的三卷,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国演义》新译本是由罗慕士(MossRoberts)1991年翻译的。他1966年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博士、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译本三册,共1698页,其中正文1457页,其余为序言、跋以及注释,还有主要人物列表、重大事件列表、头衔、职务表、当时的行政区划图、重大战役路线图等,别具特色。英译竭力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比如章回小说的套语都译出,朝代的年号、宫殿名,汉语的谦称、敬辞,习语和典故等,也基本上反映了原来的形象。人名、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对《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版本和作者研究、书中的典故、古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等,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解释。西方评论界对这部译文一致推崇有加。至于《聊斋志异》，尽管有了一些新的选集,但全译本尚未面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更关注一些“非主流”作品,以哈佛教授韩南的译著为代表。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译出了李渔的《肉蒲团》（1990）、《无声戏》（1990）、《十二楼》的选集（1992）。最新的成果是扬州小说《风月梦》（2009）,他在文中称其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说。韩南教授的《中国明代爱情故事》（2006）为代表。这是7篇从《醒世恒言》和《石点头》里选出的故事,配上洋洋洒洒的一篇导言。柯若朴(PhilipClart),最近翻译出版了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2007）。柯若朴是1997年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去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担任汉学系教授,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的德方院长。南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加里·西曼(Seaman,Gary)则翻译了神魔小说《北游记》（1987）,不过他是把它当作人种史学的研究对象而加以注释翻译的。 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领域也还有许多盲点。比如17到19世纪的许多重要小说至今还未有专门的讨论;象韩南对李渔的研究那样着重分析某个作者的作品中不同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研究也十分罕见。虽然近年来比较研究和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日趋流行,它们的数量也仍旧十分稀少,而且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较有限的几本小说。虽然大部分小说已经(或即将)拥有出色或至少可读的译本,许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作品仍未得到翻译,令美国学界无法在本科教学中展示这一学科复杂的全景。 明清戏剧、说唱歌文学： 对于戏剧之研究集中于作家的主体精神诉求、舞台人物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精神以及从历史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地方戏、京剧的兴起和发展等，但是对舞台艺术的研究较少《牡丹亭》和《桃花扇》作为传奇，也受到西方学界长久的关注。史恺悌（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Ｓｗａｔｅｋ）的专著《〈牡丹亭〉４００年演出史》涵盖了《牡丹亭》从最初的原始形式，到改编成昆曲，再到折子戏，以及１９９９年的全本复出的全部演出形式。宾夕法尼亚大学吕立婷（ＴｉｎａＬｕ）有专著《人物、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的身份认同》。 说唱文学方面：伊维德（ＷｉｋＬ．Ｉｄａｎａ）的研究比较深入，做了一些版本研究和翻译工作，还有一些关于宝卷的研究，如《包公和法治：从１２５０年到１４５０年的八个说唱故事》翻译了关于包公故事的八种文本，另一部是《粱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传说的四种版本》。他在《孝行和自我救赎：观音和她的侍从》。该书以两本传奇经典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探索“人何以为人”以及“人何以建构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学命题的不同方式。善公主的香山宝卷，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叙事性宝卷之一。在《孟姜女哭长城：中国传说的十个版本》中，伊维德还翻译了一部１９世纪关于孟姜女传说的宝卷。他翻译的另一部１９世纪关于“白蛇”传说的雷锋宝卷则被收录在《白蛇和她的儿子：雷峰宝卷》 近年来，在北方八旗子弟中广为流传的子弟书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不过迄今为止对于子弟书的研究还没有影响的著述 明清诗文方面：哈佛大学教授李惠仪（ＬiＷai—yee）有一批关于１７世纪诗歌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收入伊维德、李慧仪和魏爱莲合编的《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之中。 梅尔清（Ｔ0bieＭeyer—Ｆong）在她的《清初扬州文化》里探讨了清初合刻诗集在联系明遗民和清官吏中所起的作用。施密特（Ｊ．Ｄ．Ｓchmidt）出版了一部研究袁枚诗歌的专著《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和诗歌》，其中附有大量诗译；寇致铭（ＪonＥugenevonＫowllis）著有《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对清末诗人进行了梳理，提出“旧派”诗人虽然运用传统的语言和诗歌形式。上述学者在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界对明清两代女作家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这个时期性别领域最近的重大进展是哈佛大学的李惠仪，凭借《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2014）一书获得“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赢得了２015年的列文森奖。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研究了中国１７世纪明亡清兴王朝更替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关注那些女性作者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以女性口吻或装女性身份的男性作者还包括那些将女性作为一个符号，通过她们表达对崩溃的明王朝的悔恨、怀旧以及道德质询的作品。她的类似研究还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明清之际的女子与国难及其回响》。编有《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2016） 研究１７、１８世纪中国才女的文学活动的著作有（Susan Mann）列文森奖的《张家才女》(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通过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试图揭示１９世纪清帝国政治、常州地域文化、女性文学、精英阶层家庭模式。曼素恩，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学系教授，1999—2000年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会长。著有《通商1750—1950》（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1986)，《《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 :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后者荣获列文森奖。合编著作有《儒家眼中的性别：中国历史上的文字》（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2001)。卫斯理大学东亚系主任魏爱莲（Ellen Widner）的《美人与书：１９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以19世纪初女作家与白话小说的关系为题，包含了对弹词作家侯芝和红楼梦续书《红楼梦影》作者的论述。她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方秀洁合编的《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通过对明清时期女性文本的研究，展示了闺阁之内女性经验的丰富性，以及闺门之外女性如何应对国家与社会的挑战。本书所收论文，展示了明清女性写作文类之多样，题材之丰富，如战争、行旅、疾病、爱情、友情、英雄主义、宗教，都在其列。所提出的论点挑战了对传统女性生活与能力的成见，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批评空间，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提出新的角度。类似的还有孙承娟（Chengjuan Sun）《从 “娇女诗”到 “课女诗”: 管窥女儿教养之历史演变》（《中国文学》2014第36卷）王晓珏（Xiaojue Wang）《创造与传播: 张爱玲与 <海上花列传>》(同上） 古典文论研究 《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华裔学者蔡宗奇。２００１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宗奇主编的《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学》，其中汇集了多位活跃在美国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的《文心雕龙》研究专论。蔡宗奇在该书的导言中提到，该书的编辑出版是美国的学者们为了弥补太平洋此岸（美国）在“龙学”研究方面令人遗憾的漏洞所做的共同努力。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已不仅成为海外“龙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同时也为“龙学”研究整体提供了重要补充，因而该著作成为研究海外“龙学”成就时颇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论著。蔡宗齐本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用力甚勤，在他的中西诗学宏观和微观比较研究中都将《文心雕龙》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研究对象，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他又发表了两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洲详论《文心雕龙》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及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史论中的体系性发展。 相关文论有周策纵（Chow Tse—Tsung）《中国古人对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看法》（《中国文学》1979第一卷第一期），刘若愚（James J． Y． Liu）《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与自我》（《中国文学》1979第一卷第2期）； 《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莫砺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费维廉（Craig Fisk）《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他异性》（《中国文学》1980第2卷第1期）；马幼垣（Y． W． Ma）《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姜台芬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其中收录马幼垣《唐人小说中的实事与幻设》等多篇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表达手段等多篇论文。王靖献（C． H． Wang） 《历史学家陈寅恪诗歌研究方法之演进》（《中国文学》1981第3卷第1期）, 余国藩(Anthony C． Yu）《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虚构与阅读》（《中国文学》1988第10卷第1—2期）, 柯夏智（Lucas Klein）《印度的回響: 唐代律詩的形式、内容與世界文學》（《中国文学》2013年第35卷），方葆珍（Paula Varsano）《見我所見否: 視覺性與中國山水的形成》（同上） 中国文学史 新世纪以来，研究探讨先秦两汉文学的通论性专著寥寥。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ＢｕｒｔｏｎＷａｔｓｏｎ）在半个世纪前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仍是美国大学指定的重要参考书目。 新世纪的文学史专著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于２０１０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凡百余万字，由北美汉学家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持编撰，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维达、田晓菲、艾朗诺、傅君励、奚如谷、吕立亭、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等，是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一部中国文学史。上卷由孙康宜主编，共七章，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早期青铜器铭文入手追溯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到１４世纪末期高度发达的商业印刷文化，囊括了上古时的汉语作品、文言文写作及新兴的城市白话文。下卷由宇文所安主编，也是七章，以１３７５年明代前中期文学开篇，贯穿清代，直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剑桥版基于异质文化的立场，从其独特的眼光出发，充分整合了欧美汉学界的学术成果，对中国文学史在编写理念、历史分期、问题阐述等方面做出了令国内学者耳目一新的叙述。特别是在“文学文化史”这一新的观念的指导下，它打破了传统朝代分期的划分方法，突出“文学文化”的重要性。下面就这一点进行展开论述，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视北美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范式转变。 新世纪另一本文学通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四卷本《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本书共计五十五章，可谓卷帙浩繁。有超过四十位的中国文学专家参与其中。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按照文体和主题划分章节进行编纂的著述，其读者对象也更为专业。该著作的特点是发掘了经常被忽视的中国文学的某些元素，例如引起文人关注并启发灵感的超自然事物、汉族人和非汉族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67年秋，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印度佛经、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翌年，他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梵文。后来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深造，于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79年起，他转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他现为宾大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宾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被誉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其代表作《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在中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用更广阔、更深刻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学、民间文艺和文化交流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绘画与表演》能给中国学界许多启迪。 梅维恒也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梅维恒率领美国博物馆代表团访问中国，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从而对新疆古文明产生兴趣，转向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古研究，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迄今为止最早的文明遗迹。著有《塔里木木乃伊：古代中国来自西方的最早民族之谜》。这个生存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间的文明，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中西交通、欧亚文化交流史开启了新的视角。 梅维恒也在我国的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兼任教职。2012年，年逾古稀的梅维恒应邀来北京大学作“汉学的往昔与今日：方法与挑战”的讲座 梅维恒还翻译《老子》、《庄子》、《孙子》，合著、《神圣展示》、《茶叶正史》，主编《中国—柏拉图学报》、《邂逅亚洲丛书》，《华语语系世界系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选》等。他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并出版经典论文集《中华内外》。 康达维和其夫人张台萍（Ｔａｉ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ｇ）合编《早期及中古时期中国文学参考词典》于２０１４年完成了全部四卷本的出版。这是一部包括近８００个条目的大型百科全书式手册，涵盖了从上古至唐代早期的中国作品，是早期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就现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过去这个部分对汉学家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有二：其一是“冷战”思维的影响犹在，西方一些汉学家，包括美国汉学家把１９４９年以前支持左翼及１９４９年以后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作家，视作是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作品缺乏文学价值，经典作品少之又少。其二是由于中国对新闻出版严格的管控导致对外交流不够。因此，以前权威的汉学家，几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但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形势丕变，２０世纪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研究变得生机勃勃，文化研究也蓬勃开展，很多电影、电视、报纸和广告都被纳入教学研究的范围，这也导致了北美教育科研机构里中国文学研究力量的重新划分，面对那些伴随互联网信息长大的一代学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职一再被压缩，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力量则得到了显著增强。此外，较之古代文学研究，在现当代领域中，人们还发现了更多的华裔学者的身影。他们的论述抓住了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和现象，开拓了美国汉学的新领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陈公重谈到他2006年1月在哈佛大学对汉学研究所感受到的变化：“学究气很重的哈佛过去都是侧重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而忽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时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过去都只用英文来研究。这次他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交流时，发现大家都是用中文交流，而且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正成为哈佛学者所关心的对象。”（中新网2006年1月10日电） 目前，一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学者： 密西西比大学杨小滨著有《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的精神创伤与反讽》（有中文译本，愚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从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和结构主义（德曼）的视角出发，以余华、残雪、莫言、格非等人的小说为个案，讨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不确定性中隐含的对历史创伤的诉说，从而阐发了语言形式革命的政治意义。杨小滨，生于上海，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历任上海社科院、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教授、研究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客座讲席。论著《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历史与修辞》、The Chinese Postmodern等。 西门菲沙大学 孔书玉教授《消费文学：当代中国畅销书与文学生产的商业化》试图通过多种研究方式，来阐释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孔书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获博士学位。西门菲沙大学人文学终身教授，该校亚加项目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亚洲文化电影和传媒，亚加研究。学术著作包括《消费文学：畅销书和文学生产的商品化问题》（2005）、《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社会情感与公共话语》（2014）。译作有合译小说集《北京女人》（2014）。 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桑禀华(Sabina Knight）著有《时间的心：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的道德介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中译本）考察了２０世纪的中国小说叙述中人的道德能动性与悲观宿命论之间复杂的关系。认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被强有力的宿命论所笼罩，而且这种“犹豫和沮丧”的特征正是西方读者不喜欢中国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近发表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论英译中文小说》则批评英语国家大学本科生的中国文学教材有两个缺陷：一是“量”的单薄：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新小说中，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占3.54%。同年，中国出版社买了3932本美国出版物，而美国出版社买的中文书只有16本。二是 “值的偏狭”：几乎一面倒倾向“煽情文学”。作者另有 《中国文学精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康奈尔大学耿德华(EDWARD M. GUNN):研究沦陷区文学及钱钟书。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当代文学部分由王德威主笔第六章“１８４１至１９３７年间的中国文学”，奚密(MichelleYeh)主笔第七章“１９３７至今的中国文学”，同时王德威正在主编一部《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由１５０篇小文章组成，毎篇不超过２０００字，每一位写作者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写，每篇文章包含一个引题或是引语，然后才是题目，该书计划２０１６年年底完成。 性别研究方面，近来一直是美国汉学家一个研究重点，而且是明清以来到近现当代的跨世纪研究：美国郡礼大学冯进助教授的《２０世纪早期中国小说中的新女性》（见刘洪涛 黄承元《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北美卷（2004—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44，下同）认为，中国女性问题的产生及其际遇是在当时进行的为获得民族解放和经济公平的其他各种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策略是源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另一部研究女性自传的是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所著的《个人话语实践：２０世纪中国女性自传书写》。这本专著将女性自传实践置放在２０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话语中，分析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从秋瑾到王安忆以及陈染、林白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在社会历史变革中坚持个体话语实践的政治、历史以及文化意义。在《女性、书写和国家：二十世纪初秋瑾自传性作品研究》中，她精读了秋瑾的部分诗词作品及信件，勾画出秋瑾主观情感上的演变历程，展现出她对于自我的不断超越。 密苏里大学王政教授则与上述两位持不同看法：她在《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有中文电子版，2018·3·24）中，通过五位女性的一生：坚持十几年创办体育学校，发展女子体育的陆礼华，始终用自己的专业身份替妇女们辩护的律师朱素萼、《女声》主编王伊蔚，被定义为“革命家”，援救过无数共产主义战士的黄定慧，王政的发现是：官方叙述中，1949年以前的妇女只有三种典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从而成为英雄的妇女；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从而成为受害者，被共产党解放的妇女；依赖丈夫生存的资产阶级太太，她们是颓废、寄生、剥削的阶级，被革命所消灭。”所以她问的是，“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城市女权主义者后来怎样了，那些加入共产党的命运又如何？” 。她在《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则批判美国的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学术改造有一个很常用的方式，就是“添加妇女”。比如在历史研究中挖掘起过重大作用的妇女，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挖掘女作家、女艺术家。当问出“妇女在哪儿”时，就是在挖掘人类另一半的历史。 克拉克大学罗溥洛（Paul Ropp）的研究也许颇具启发意义。在《双卿接受史综述：从谪仙到文化偶象》中，他通过描述双卿故事的接受与改造轨迹，讨论了社会文化的演变情况，从而说明，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注入了社会的因素 类似的还有苏珊·布朗米勒《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违背我们的意愿》（江苏人民出版社），杰梅茵·格里尔《女太监》（上海文艺出版社）；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曼素恩《张门才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19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暨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其论文《老领域中的新视野——综述：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中指出：性别研究理论在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对知识的重审和重组’……学者们透过性别意义的新棱镜已经烛照到了很多传统学术所忽视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传统学术视而不见的东西，在性别理论的透视下，就有了新解，用Susan Mann的话来说，即所谓‘用新眼光看旧面孔’ ” 。匹兹堡大学的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从明代康海与王九思的作品入手，在《道德或是激情：明代文人为什么支持妇女节操的理想》中具体谈论了明代文人对妇女贞操的观感。从文人对待艳体诗的态度上也可窥见他们的性别观念。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袁书菲（Sophie Volpp）的《规范色欲：十七世纪的男色观念》亦属此类。莱斯大学的钱南秀通过《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向我们介绍了不为人知却十分重要的女性薛绍徽，以她为考察重点，进而将戊戌之际的女性描述为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 从译介的角度来看，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最多的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一高行健和莫言。此外，像王安忆、余华、苏童近些年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译到北美，而且从品面世到翻译出版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葛浩文译），从2006年面世到2008翻译出版，只需两年时间。《狼图腾》（葛浩文译）从2004面世到2007年翻译出版，也只用了三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在英语世界里中国小说突然变得大受欢迎，北美著名的翻译家葛浩文（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莫言、萧红和王安忆作品的主要译者）于２００１年２月在丹佛做题为“为什么中国小说在美国不好卖，为什么这可能有所改变”的演讲，指出北美一般读者对当代中国小说的接受并不那么普遍。葛浩文又在２０１４年４月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中指出：“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些文学选集是美国大学里文学课程的参考书，他们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方式。刘绍铭和葛浩文选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修改后进行了再版，入选作品以诗歌、小说为主，时空跨度涵盖自１９１８—１９９０年的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作品的译本多选自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编辑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和《译丛》杂志，翻译质量较高。从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得到欧美世界很多的注意，这是一个过去很多年都没有发生的情况，因为朦胧诗代表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整个英语世界都对它很感兴趣，起码有好奇心，所以过去二三十年中给予了密切观察。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１年的十年中在美国出版英译诗集达３７本，很多都是先锋诗人和朦胧派诗人最新作品。但是比较而言，现代汉诗对英美诗歌还没有产生中国古典诗那种典范转移式的重要影响。在批评领域比较有建树的学者是华裔学者奚密，她用英文和中文在中美两国发表了很多她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新诗的观察和思考的文章，近年国内翻译出版了她的代表性著作《现代汉诗：一九—就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和《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研究区县市：海外华人学者利用其学术优势,对文学史/新诗史书写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努力践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李欧梵、王德威、周蕾、史书美、唐小兵、张英进等人从整体观出发,努力拆解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分期,跨越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地理疆域,辨析”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内在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叶维廉、张错、奚密等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自觉跨越文学史书写的自我设限，打破森严的学科场域疆界与研究方法壁垒，以整体的眼光观照研究对象。首先，在时间纵向上，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人为分野。具体到诗歌研究，奚密有意识地打通这种人为的历史分期，并以“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对五四以来以白话文创作的自由诗或新诗进行涵括整合，试图跨越现代、当代的囿限，对近百年的新诗发展进行整体的观照。其次，在地理空间上，打破两岸四地的地域疆界。与以往的研究成果强调地区差异不同，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从整体观出发，既看到各个地区( 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海外) 呈现出来的差异，更看到它们内在的历史关联与美学传承。张错通过《千曲之岛: 台湾现代诗选》的选本批评实践，既对台湾现代汉诗的发展进行了历史透视，更站在 20 世纪现代汉诗发展史的高度纵论台湾新诗的美学得失，得出辩证的结论: “台湾现代诗既是中国大陆新诗主流的延续，也是台湾本土苦难传统的承继”。（张错: 《导言》( 奚密译) ，《千曲之岛: 台湾现代诗选》台北，尔雅出版社1987）从语言本体论角度自觉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进行理论建构。美国华人学者奚密对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的差异进行了多重文化的探察，认为现代汉诗的“边缘化”不仅与时代、政治、社会、教育等相关，而且与读者群体的知识结构与趣从整体观的视野重新审视现代汉诗在大陆台湾不同空间的内在历史关联与美学传承。她的《现代汉诗: 1917 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一章“诗的新向度: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既看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诗学脉络与理论资源，又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王德威: 《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上海文学》2006 年第 9 期）。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叶维廉文集》第 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则是海外学者较早地以整体观的方法探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三、研究思想、研究手段的转换与论争 ３０年以来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除了外部研究条件的变化外，在内部学理思路上的也产生巨大变化：不再是沿着欧洲汉学考据诠释、知人论世的传统治学路子，更非中国的经学传统或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大量借用，社会科学的术语和方法成了研究范式转化的明显标志；其次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文学阐释的影响，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对文学史书写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种新的学术思想观念和批评方法多种运用，如比较流行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费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性别与身体批评、中西比较以及美学批评等。下面摘其主要： 1、解构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齐皎瀚 (Jonathan Chaves)样描述新兴理论对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 “我是一个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但是我可以说，我的研究领域，正如今天的其它人文研究领域一样，已经被各种文学理论方法所渗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又称“新批评”。所谓新批评，专指对作品内在结构和内在艺术价值作细微的探讨，它不顾及作品的作者条件（包括其思想感情和身世经历）及其产生的时代或社会背景。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等是外在的因素，外在因素不应该干扰内在文本。因而它极力倡导文本的细读，以此探索文本内部的意象、措词、结构等，从而完成对该作品价值的认识与评价。这种强调文学本体的新批评的先驱是英国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和批评家瑞恰慈，到美国学者兰瑟姆推出《新批评》一书而正式得名流传，并在美国风行。新批评方法的长处在于，对文学作品本身可以作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和认识，而不受作品以外任何因素的干扰，甚至对一些名家的名作，新批评重在对其语词的评析和结构的解剖，不会也不可能先入为主，且这种批评方式在其强调重视文本形式的同时，并不完全无视文本的内容，只是诱导读者摆脱常规的思路去发现作品的内在意蕴，这对于人们客观认识和评价作品的实际价值很有帮助；然而，它的短处也显而易见，这就是它片面地强调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本身，忽略甚至割断了作品与作家、创作环境、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而后者其实对于读者理解作品，解释作品何以会产生，以及作者为何会运用某种艺术表现形式等，都很有参考意义和价值。如前面提到的黄卫总（ＭartinwＷ.Huang）《欲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和《晚清帝国时期的男子气概论说》管佩达（Beata Grant）与伊维德(Wilt Idema)合著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都属于这类研究的代表之作 2、意象理论 对于诗歌中意象的形成、运用及其表现，中国古代文论也有论及，如早期的《易传》和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但不甚全面，且未能较普遍地用之于对诗歌的鉴赏。美国学者刘若愚在他的《中国诗歌艺术》和《北宋六大词人》中对意象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将中国诗词作品中的意象表现分为多种，包括：其一，单纯意象，乃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步骤，其对象大多直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景物、景色或景象，有的则是作者周围的建筑或摆设等，以此作描述和起联想作用，藉此可使读者一窥作者审美情趣的焦点所在乃至他们艺术目光的深浅；其二，复合意象，这包含内部与外部，内部的两种成分需要选择搭配，必要时还须明志寄怀，例如色彩的对比、动态与静态的分别等，而外部则与其他意象之间要呼应比照，形成比较意象，由此共同组成和谐的整体；其三，联觉意象，又称通感意象，指的是多种感觉互相沟通的心理现象，它们或通过几种感官对一种感官所受的刺激做出反应，或一种感官受刺激时同时产生多种感觉，这实际上也是对创作和欣赏两种不同艺术活动分别观察的结果；其四，俗套意象，所谓俗套，指一些意象在诗作中经常出现而令人有生腻之感，这便成了俗套，对这类俗套类的意象，诗人若能灵活地加以创造性加工翻新，便可以激发人们新的联想，从而通过运用这些俗套意象，产生奇异的艺术效果；其五，意象组合，这是让单一的或复合的意象在一部作品中同时出现，从而形成所谓的意象组合，其产生的效应，应该是并合意象，或称为意象并置，它能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 例如，刘若愚《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一文，将中国古诗中的时间、空间和诗人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和有机梳理。对时间、自我与方向（也即空间）三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关系，以诗歌的实例进行诠释。刘若愚在阐述以上中国古代诗歌作品的多种关系时，还相应地分别列举了西方诗人类似的诗句作对照。例如，谈到自我静止、时间从后向前移动，刘若愚举了西方人安德鲁·马维尔的两句诗，说明两者观念的相印合处：“但我总听到身后有隆隆的声音，时间的飞车正在奔驰，步步逼近。” 刘若愚 (James J. Y. Liu，1926—1986)作为首先将解构主义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分析的代表人物，他是美国汉学界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挑战并积极回应这种挑战的学者之一。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不再依附于传统欧洲汉学所一贯依赖的语文学 (philology) 和历史学，而是要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特性。这个判断，和美国汉学的整体转型在方向上正好是一致的。刘若愚在文章中还指出，将西方的新兴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三个很好的结果: 一是 “它为中国文学带来新鲜的观点”; 二是“它将中国文学置于更广阔的视角”; 三是 “它使中国文学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刘若愚进一步补充道: 这些研究使得 “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者最近都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并且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在这个动机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焦虑。他曾描述他自己 “试图向西洋读者解释传统的中国文学” 时所感受到的双重焦虑: 第一是怕自己作为一个 “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批评家”，无法在自己的研究与西方的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共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信念；第二个焦虑，是怕自己作为一个身处 “当代中国文化”之外的美籍学者，无法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中国建立一种实际的关联。正是通过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刘若愚找到了克服这双重焦虑的信心，他说: “这样的批评家仍然能够享有当然的入场权 (entrée)，进观中国过去的文化，而且，由于融会了一些西方的文化，其立场反而可以阐明前者而对后者有所贡献。”（刘若愚、杜国清《中国文学理论》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6)。他的同道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高友工和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梅祖麟。高友工《美典：中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究讨会论文集）皆是采取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更是其代表。 刘若愚 (James J. Y. Liu，1926—1986)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美国著名华裔学者。1926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还著有《中国诗艺》、《中国之游侠》、《李商隐的诗》、《北宋主要词人》、《中国文学艺术基础》、《跨语种批评家》、《悖论—语言—诗学》等。 3、中西比较 中西比较诗学属于比较文学的分支，着眼于对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包括诗歌理论和批评）作比较，从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共通规律和特点。归纳起来，这样的中西诗学比较有多种方法。美国汉学家在研读中国文学时，主要采用以下手法：其一，融合法，将中西两种文学理论和批评观点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不仅适用于解析中国古诗、也适用于西方理论批评的新的理论或方法，此即所谓中西合璧；其二，抽绎法，从中西两种文学作品中抽绎出共同适用的理论，以此建立起共同的诗学，这在当下尚不成熟，却是美国学者正在努力的；其三，移植法，取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整理或剖析中国的文学理论，简称为移西就中；其四，类比法，将中西文论置于对等的地位上加以比较，无主次之分，它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同，同时也不排斥其相异，这个方法在美国汉学界运用较多；其五，对比法，虽也是将中西文论置于同等地位，但这个方法重在辨析相异，同时也考察异中之同；其六，溯源法，属于影响研究的一种，从接受者的角度追溯外来影响的渊源，这比较多的是在研究考察中国近代的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方面，探讨其受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之渊源。如前面提到的余国藩的《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柯夏智（Lucas Klein）《印度的回響: 唐代律詩的形式、内容與世界文學》（《中国文学》2013年第35卷），讨论中国文学与印度古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影响，波士顿学院的蔣兴珍《自我觉醒:中华帝国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体和身份》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聊斋志异》中一些通常为人所忽略的故事。等等皆是如此。 4、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所谓原型批评即是从神话着手从宏观上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类似性，即其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并从整体上探寻文学类型的共性和演变规律。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莱。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 1957年他发表了成名作《批评的剖析》,集中阐释了神话原型批评思想。弗莱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中包蕴着后代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与主题原型。这个原型可以分为意象、细节描写（如四季的循环交替、人的生老病死等）、情节（如善恶斗争）和人物4大类型。美国汉学家的中国神话研究多采取“原型批评”方式，如前面提到的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中国古代洪水神话》，李前程（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Ｌｉ）的《启蒙之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魂旦：中国１７世纪小说中鬼魂与女性的形象》皆是如此。也有用在诗文分析方面，如的代表作 《梅花与宫闱佳丽: 中国诗选译随谈》，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大量借用西方的主题研究、原型理论，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对话。 5、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材料运用 以宇文所安和他的弟子为代表。宇文所安的介绍见前。最能体现视角独特的论著要数宇文所安的《迷楼》，堪称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学和中西比较诗学别有风格特色的著作。全书将古今中外涉及爱欲的诗歌——包括中国古代和欧美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诗歌作品，打破习常规矩，不受框架拘束，信笔走马，纵横穿插，读者随着作者的“诱惑”和“招引”，行走在迷而忘返的中西情爱诗歌的迷宫中，其中既有情诗和艳诗的展示赏析，也有叙事和抒情的分析议论。目的在于让读者从中获得由诗歌本身和作者精密分析所带来的愉悦，以及读者透过文字表面深思其背后哲理所得到的快乐。 这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他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宇文所安在其中提出“文学文化史”的概念，展现文学文化史的发展脉络，而非囿于朝代政治史。比如宇文所安执笔的“文化唐朝６５０—１０２０”一章便始于７世纪５０年代武则天登基而不是从李渊称帝的６１９年开始写起。对此，宇文所安认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宫廷文学影响到了北方，北方的北齐、周、隋都吸收了南方精致的文学文化，尽管中间经历改朝换代，但是一直到唐太宗时期的文学都是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文风也是一脉相承。而自武则天起，文学创作延伸到了精英阶层，文学活动也开始从宫廷内向宫廷外转向，对文学及文人的评判也逐渐和王朝政权的认可相脱节。所以，剑桥版在传统文学史分期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调整，把初唐文学划上一章予以叙述。而“文化唐朝”这一章也一直写到五代以及宋初的６０年结束，因为作者认为直到范仲淹特别是欧阳修等人的涌现，宋代文学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宋代化自身的特征才比较明晰地显现出来。第五章“北宋（１０２０—１１２６）”和明代的处理也类此。 他的一些弟子更关心文学史中的物质性思考，关注物质文本的生产和流传过程对文本接受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王宇根（ＷａｎｇＹｕｇｅｎ）的《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和写作》即是讨论讨论北宋印刷术的传播对于阅读和写作之影响的作品。不仅深刻影响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消费，还进一步影响到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其观点暗合了法国年鉴学派罗杰·夏蒂埃（ＲｏｇｅｒＣｈａｔｔｉｅｒ）的 “文本社会学” 再如前面提到的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以陶渊明为个案，讨论了手抄本文化给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文学研究带来的问题，强调文本的流动性和抄写者／编者／读者参与了文本的创造。 但是，就像美国汉学研究在上个世纪中期的转向，特别是与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方式决裂，美国一些汉学家也持相反的看法和批评态度一样，以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套路和批评方式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和激烈论辩：前面提到的齐皎瀚就表达了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福柯、德里达的文学理论是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在 1990 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圆桌讨论上，齐皎瀚表达了更为具体的反对意见，他对余宝琳、宇文所安用解构主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做法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我们越来越多地只是认识我们自己。”齐皎瀚认为，余宝琳的 《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对意象的关注远远少于对隐喻和讽寓的关注。更确切地说，她对文学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注。余宝琳过分强调中国的一元论和西方的二元论的对立，其思想背景是现代西方理论对形而上学的离弃。对宇文所安的《迷楼》，齐皎瀚尖锐地指出： “为德里达狂热思想的信徒们，敞开了中国诗研究的大门”。虽然宇文所安在书中没有用解构主义的任何术语，但是此书的基本思想来自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本解构主义理论教条的课本。最终，“我们———不是公开地，而是隐蔽地———离开了文学的天地，走向了哲学的领域” ( 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 (北京：三联书店2004) 前面提到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讲座教授，道教和唐诗研究的领军人物薛爱华 (Edward H. Schafer，1913—1991)也站在与刘若愚相反的立场。竭力维护传统汉学研究的地位，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根基在语文学。相反，后者反对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甚至宣布: “近来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 (至少在美国)，那就是承认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科，而不是汉学的一部分。在北美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传统汉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方法论的不同: 前者运用传统的语文学，后者运用新兴的文学理论方法。很明显，前者的长处在于语言与文献工夫，但忽视审美维度，易变成资料长编; 后者的长处在于角度新颖，但是易产生牵强附会、忽视文献的弊病。 其实，这些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套路和批评方式并取得成功的美国汉学家们也有自己的焦虑。前面曾提到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刘若愚的“双重焦虑”。宇文所安等也仍是一样：在一次访谈中，宇文所安再次强调自己不是在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强调一种 “自然产生”的中西融合的状态，他说: “在美国，确实有些学者在尝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但是否有用，是否成功，还在未知之数。至于我本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考察中国文学时，是否采用了中国的角度，或 ‘西方’的角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混合体。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学者读了我的著作，总是说我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 而当我研究美国或欧洲诗歌时，那些领域的学者又总是说我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话。余宝琳 (Pauline Yu) 也采用了与宇文所安相类的态度 “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述，她说: “从新批评以来的大多数西方文学批评方法，都难以在中国批评传统中找到对应物，因为这些方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及文学的预设之上。当被运用于中国文学时，能得到的最好评价是两者不相干，最坏评价则是文化帝国主义。所以，仔细考察一下，所谓的文学 ‘普遍性’几乎都是西方的文学普遍性。” 这种焦虑在美国年轻汉学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田晓菲概述北美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时说: “年轻一代学者虽然对传统意义上的 ‘汉学’感到不屑，却又往往缺乏 ‘文学研究’ (literary studies) 的专业训练 (disciplinary training)。因此，北美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目前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突破固有的窠臼，既保持老一辈汉学家以文本为基础的严谨治学态度，又摆脱昔日汉学缺乏思想和理论深度、见木不见林的研究特征，达到一种基本的理论水平，可以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与他国文学研究者进行对话和交流。 （资料来源 张万民《西方理论与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孙亚鹏《新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2000—2016)》，王慧《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卞東波等《美国汉学期刊《 中国文学》 ( CLEAＲ)论文目録 ( 1979—2014) 汉译》，谢聪《三十年来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评述》徐志啸《美国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苏文健《美国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学整体观——以现代汉诗研究为中心》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