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乐焕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辽金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甚至在某些领域，比如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成分的识别等，均有开创之功。 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乐焕投身国家建设，1958年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分组成员，与同窗好友邓广铭、张政烺及其夫人陈雪白的伯父陈垣等先生，共同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傅乐焕早年的学术道路，与傅斯年的提携、指点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他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而失学，在族叔傅斯年的帮助下才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北京大学。 1937年大学毕业，傅乐焕与邓广铭、张政烺等几位同窗好友一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彼时，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 抗日战争期间，傅乐焕跟随史语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其间，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中断。1942年，傅乐焕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相关地名进行全面考察，对研究辽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及疆域和地理状况，有着较高学术价值。 《辽代四时捺钵考》可以说是傅乐焕的学术代表作，从此，他在辽金史以及相关的民族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迭出。1943年2月，《读书通讯》刊发邓广铭撰写的《傅乐焕氏关于宋辽金史之巨著》一文—— “其《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及《宋辽交聘使表考》刊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三两份中，两文皆博极载籍，穷源竟委，对契丹之典制风习、宋辽之邦交礼仪，考证极尽详赡。” 邓广铭在文章中还写道：“金毓黻氏……每津津乐道傅氏之名，谓其之功力识断俱难也。” 识 别 傅乐焕认为：“只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紧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渐恢复，一部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过程的‘中国通史’才能被编写出来。”他关于民族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之关系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其成熟的学术观，他的学术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这一观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乐焕奔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即把历史与民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1951年，傅乐焕选择返回祖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将考古学纳入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把当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的一批知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史学家集中在一起。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由原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时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的翁独健担任，傅乐焕担任东北研究室主任，西北研究室、中南研究室、西南研究室、西藏研究室、文物室主任分别由冯家昇、潘光旦、翦伯赞（兼）、林耀华、杨成志担任。这一批大名鼎鼎的学术专家，极大推动了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民族识别。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组成四个民族调查组：1.东北、内蒙古民族调查组；2.甘肃、青海民族调查组；3.湖南湘西土家调查组；4.广东省疍民调查组。 傅乐焕是东北、内蒙古民族调查组组长。1953年8月至10月，他与林耀华、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组成调查组，赴黑龙江省龙江县、讷河县，内蒙古自治区呼纳(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进行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 在少数民族地区，傅乐焕等专家通过召集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族生活情况，记录了达斡尔语，搜集整理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结束后，傅乐焕完成了此次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傅乐焕认为，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需要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作为支撑，对达呼（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有重要填补。在考证史料和史事上，他有着乾嘉学派的优长，深入细致地爬梳整理已有史实、资料，对历史传说进行细致分析、厘清。 1956年4月，达斡尔被确定为单一民族，达斡尔族的识别、认定，成为典型而又取得圆满成功的例证。这其中，傅乐焕所作的工作不应被世人遗忘。 傅乐焕在中央民族学院为学生开设了《民族史概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课程，民族学、民族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资借鉴的资料和经验都非常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 据潘光旦日记记载，1962年9月16日，“午前傅乐焕同志来，见示所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教学大纲稿的一部分，嘱阅提意见。”9月21日，“傅乐焕同志来，就历史上之民族关系问题略交换意见。傅乐焕同志来谈研究生及本科毕业同学论文事。”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傅乐焕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在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培养了不少学生。 教学之余，傅乐焕还致力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契丹、满、达斡尔等族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撰著的论文有《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辽史丛考》等，同时，他还主持、编写《满族简史》，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 编 绘 195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历史地图极其缺乏，新中国成立前虽出版过《中国历史地图》等，但都过于简略，准确性也不够高，历史上战争、迁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没有反映出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毛泽东谈到整理《资治通鉴》时，提到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基本都标注上图，能够达到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要求。同年11月，“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吴晗、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及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等组成。 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绘成适应新需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历史地理专业素养要求很高，吴晗推荐复旦大学的谭其骧主持此项工作，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百余人参与其中。1957年，历史地图绘制工作随着范文澜改任杨图委员会顾问、谭其骧全面接手而转移至上海。为更好开展工作，谭其骧邀请傅乐焕及韩儒林、冯家昇等人加入到历史地图绘制工作中。 傅乐焕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时，对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对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负责辽吉黑三省地图各图幅资料的参订和制图，可谓最佳人选。 当时，傅乐焕与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王鍾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等人一起，如火如荼地开展研究工作。为编绘历史地图集，他们对东北地区历史地图的沿革、变化做了详尽的研究、梳理，考证出明代东北近百个卫所的地址所在，这在学术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东北安东都护府的所辖各州城、渤海五国的辖境州府故城和疆界等，傅乐焕与有关学者精心考证，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1965年，他们完成了两汉至隋唐、明代与后金等图幅的编绘与资料考证书的编印。 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研究、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历史地图集有图无说，对地图集又进行了文字说明，最终形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一书。全书分两汉魏晋时期、南北朝隋唐时期、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四编，对山海关以外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的地名提供古今对照检索，引用的史料范围广，对所收资料进行考证，做出说明，资料丰赡。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为书名正式出版。而此时，傅乐焕已去世二十余年，图书前言中专门提及——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一阶段自1961年秋至1964年秋，由傅乐焕先生主持其事”，“我们对已故的傅乐焕、胡德煌、徐宗元、韩功阡四位先生更加怀念，并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是对傅乐焕等人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提议，利用中国历史材料来制订拟设厂矿地址的地震烈度，地震工作委员会中历史组范文澜、金毓黻等主其事。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同人搜集资料，地球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科研院所，历时两年时间，搜集、编纂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傅乐焕则因精通历史、地理学而参与其中。这部书的出版，对我国当时选择、确定工业基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查清黄河河源和二湖名称问题，傅乐焕在查阅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庞博引证，精赅考证，并去黄河源头作了专门考察，得出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的结论，提出玛曲是黄河正源的建议。二湖名称和位置应恢复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东）。1985年，黄河管理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傅乐焕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玛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东经95°59＇24＂，北纬35°01＇18＂。1999年10月24日，此地树立了黄河源标志。 1956年7月5日至15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综合大学的160多位文史专家。《中国史教学大纲》经过几番讨论、修改，最终定稿，同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傅乐焕参加了《中国史教学大纲》的审订会议，负责宋辽金元明清部分。 《中国史教学大纲》的审订、定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的教学始终缺乏指导性文件，教师在授课时缺乏较完整、系统的教学计划。大纲的推出，对高等学校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傅乐焕一起审订宋辽金元明清部分的专家还有翁独健、郑天挺、邓广铭，陈守实、韩儒林、蒙文通、陈乐素等人。 整 理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傅乐焕被列入历史分组，成为古籍小组分组成员之一。他与翦伯赞、吴晗、范文澜、陈垣、翁独健及同窗好友张政烺、邓广铭等人一起，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傅乐焕那时已成为《辽史》研究专家，谭其骧曾说，没想到今天研究《辽史》的竟有了“四家”，乃冯（家昇）、陈（述）、傅（乐焕）、罗（继祖）。 古籍小组成立当年便推出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整理“二十四史”工作列入规划。“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当政者组织人力撰写出来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约4700万字，所记载内容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明代崇祯，历时4000多年，对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事迹都有记载，保存了大量史实、资料。 这样一部“国史”，因为没有标点、断句，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使用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这一浩大工程，在20世纪50年代被列入《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后，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到稳步推进。“前四史”最先整理出版与读者见面，《史记》《三国志》于1959年9月、12月出版，随后《汉书》《后汉书》分别于1962年、1965年整理出版。“前四史”整理出版的同时，其他二十史的整理工作同步展开。 辽金元三史不分家，故“三史”的点校整理工作，中华书局最初是约请了历史学家翁独健来统筹落实的。1961年10月28日，中华书局档案《与翁独健谈话纪要》记载—— “《金史》，请傅乐焕担任，《辽史》由冯家昇担任，已与本人谈过，并经领导上同意，纳入规划……本打算在本星期约请以上的几位先生与我局同志一起谈一次，适逢傅先生有事到东北，只好推迟几天（大约下周可返京）。” 档案所言“傅先生有事到东北”，是因为他当时主持《满族简史》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要常驻沈阳，为《满族简史》的编写工作，深入东北满族聚居区考察。因此，中华书局拟约《辽史》《金史》《元史》三史的承担者与书局同志“谈一次”的工作，到12月7日才得以落实。 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三位先生一起参加了中华书局召开的座谈会，与中华书局的金灿然、萧项平及总编室、古代史组的有关同志一起，讨论辽、金、元三史点校方案及相关问题处理办法。至彼时，傅乐焕作为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进行学院教学工作、主持编写《满族简史》等工作的同时，正式承担起《金史》的点校整理工作。 当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随着“前四史”的整理出版，开启了新的工作模式，即各史的整理者集中到北京中华书局进行工作。1963年，由中宣部牵头，中华书局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进京参与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的专家有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刘节、罗继祖等，他们分别从天津、湖北、山东、广东、吉林等地入京，负责整理《明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南史》《梁书》《南齐书》《陈书》《新唐书》《旧唐书》等。傅乐焕与其他原本在北京的专家陈垣、刘乃和、邓广铭、翁独健、冯家昇等，原则上仍在家工作，承担整理点校《金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元史》的工作。 这些外地的教授专家到京后，就在翠微路中华书局招待所内工作，有炊事员专门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后期，傅乐焕也住进了中华书局招待所，与其他专家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段历史，就是后来古籍学术圈传为佳话的“翠微校史”。 “翠微校史”期间，傅乐焕集中开展了整理、点校《金史》的工作。 傅乐焕以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乾隆）通校《金史》。以百衲本《金史》为底本，是因为当时百衲本是公认的善本，而乾隆殿本集南监、北监的优点，是通用之本，所以采用这个版本用以通校。 傅乐焕以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同时参考相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如对施国祁的校记进行批判的吸收，搜集整理钱大昕、赵翼等人的相关考证，对冯家昇、罗继祖、陈乐素等近人的相关专著也予以关注和参考。 1964年10月25日，傅乐焕提交了《〈金史〉校点工作进行情况与问题》的工作情况总结。在这个报告中，除了对底本、前人成果、本校、他校、标点等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外，他还专门附上《关于〈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使用异名的若干情况》和《〈金史〉校记》资料三卷。 当时的整理进度，据傅乐焕根据自己每四日可校一卷（包括标点及校记的修改）的效率进行估算，《金史》135卷，约需500个工作日能够完成。而傅乐焕本人的情况是，在中央民族学院没有课的时候，每周能有5个工作日用于整理点校《金史》，遇到有课的情况，每周最多有2个工作日用于整理点校工作。 按照这个进度估算，傅乐焕认为需要两年时间，就能完成《金史》的整理点校，而让人感到可惜和心痛的是，到1966年，傅乐焕对《金史》的整理工作戛然而止，同时终止的还有他的生命。 至今，傅乐焕撰写的《〈金史〉校点工作进行情况与问题》，作为珍贵档案收藏于中华书局。全文共四页，钢笔手书。《关于〈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使用异名的若干情况》作为附件附于正文之后。与傅乐焕提交的《金史》整理情况一并保存的，是当时“二十四史”点校组负责人赵守俨于同年12月31日的批复——《对〈金史〉标点方案及工作中问题的意见》和《对〈金史〉校勘记（资料）一、二、三卷的意见》。 到20世纪70年代，“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傅乐焕的大学同窗、好友、同乡张政烺接下了《金史》，并最终完成了《金史》的整理点校，于1975年正式出版。傅乐焕、张政烺先后承担并最终完成参考资料最为匮乏的《金史》的整理、出版工作，成就了一段同乡、同窗、同事、好友以一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共同整理一部古籍的佳话。 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陆续出版了修订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隋书》等。时至2020年2月，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主持修订的《金史》（修订本），由中华书局推出，署名页专列一行，原点校者：傅乐焕、张政烺、崔文印（中华书局1975版《金史》责编），这是对傅乐焕、张政烺二位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者：齐浣心，副编审，现为中华书局编辑。著有《中国出版家·金灿然》《迷彩的星》（诗集）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