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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秦汉史学者、84岁的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中业先生曾先后出版《战国变法运动》《秦法之变》《战国盛世》《唐开元盛世》《秦始皇传》《汉高祖刘邦传》等多部代表作，其中部分作品被高校列为中国古代史战国秦汉时期的重点参考书目。其经典作品《秦始皇传》《秦法之变》在2021年由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作者试图用理性与想象还原嬴政的一生，并客观地横看秦始皇的正反两面；条分缕析揭秘秦国强大的缘由，还原法制形成之初的原本样态。 秦始皇的主要功绩并非统一天下 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人们有目共睹、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而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不能不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因此，人们在谈到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时，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统一六国，这是很自然的。西汉时期诸多的儒者、政论家，在评价秦始皇时大多都承认他统一六国的历史功绩，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把眼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则未免太肤浅了。唐代柳宗元《封建论》一文的问世，把人们的认识引向了深入的层次。 《封建论》以评论分封诸侯与郡县天下的短长为题，认为秦始皇的主要历史功绩是废分封而郡县天下，提出了“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的著名论断。其后，王夫之称“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是“势之所趋”。清代学者恽敬，又提出了“秦也者古今之界”。可见，继柳宗元之后，明清时代的一些进步学者已把秦始皇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作为评价他历史功绩的主要方面。 李贽所说的“千古一帝”，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恽敬所说的“古今之界”，都是说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一个时代，两千年而弗能改，使秦帝国成为古今之界。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功绩太大了，古往今来的帝王在这一点上都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因而李贽用“千古一帝”四字对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极为精当的崇高评价。 在秦始皇的诸多历史功绩中，抑或是统一六国的功绩也无法与郡县天下相比拟。试想，中国自出现国家以来，从夏王朝到大清帝国，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何止是一次！ 而且这种统一，无不是统一于秦帝国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同是历史功绩，创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垂两千年而弗能改”）和统一六国（秦以后中国曾多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相比，哪一个是主要的历史功绩，可谓不言而自明。 从秦国的历史发展和战国后期形势来看，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并且由秦国来扮演统一六国的角色，已是大势所趋。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他前辈几代秦王的遗愿，因而他一半凭前辈留下的基业，一半凭他个人在“群才”辅佐之下的作为，不能记在他一人的账上。而统一六国之后要建立怎样一种制度，秦始皇的先辈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遗愿。秦帝国建立后，据《史记》所载，大臣们就重大国事在朝廷上展开激烈辩论的只有两次，这两次又都是分封与郡县之争。一次是统一六国的当年，丞相王绾提出要分封秦始皇的诸子为王，群臣都认为可行，独有廷尉李斯持有异议。最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第二次是在事隔八年之后，在咸阳宫为秦始皇祝寿的盛宴上，博士淳于越与仆射周青臣再次就分封与郡县进行激烈辩论，这次又是李斯（此时已升任丞相）出面发表了称颂郡县、驳斥分封的议论。结果，导致了《焚书令》的颁发与执行。可见，在秦帝国建立后，究竟是采用分封制国家政体，还是实行郡县制的国家政体，这在帝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很大，斗争激烈。主张郡县天下的李斯是少数派，秦始皇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地采纳少数派李斯的主张，足见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确属是力排众议、前无古人的创举，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功绩之所在。 联系汉高祖的分封诸侯王及其所引起的祸乱，唐太宗的赞赏萧瑀的“三代分封而久长”以及“始有封建之议”，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封诸侯王与郡县天下的争议，一直延续了八百余年。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回头看秦始皇当年为中国所创立的郡县天下的制度，又怎能不是他的主要历史功绩呢？ 秦始皇的主要过失并非焚书坑儒 秦始皇晚年的过失颇多，然而，后世的人们在谈到秦始皇时，往往把他首先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然后才言及其他，焚书坑儒成了秦始皇的首要罪状。其实，这完全是儒家学派长期宣传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所批准实施的、由丞相李斯所起草的《焚书令》，所焚烧的只是“《诗》《书》百家语”以及私藏在民间的各国史书即所谓“诸侯史记”，而秦国的史书《秦纪》不在焚烧之列。这就是《史记· 六国年表》所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焚书令》颁发施行后，收藏在咸阳的国家官藏图书并未焚烧。《史记·张丞相列传》曾记载张苍在秦王朝时曾任御史，“主柱下方史”，主管四方文书。《史记·萧相国世家》又载，刘邦率起义军攻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焚书令中明文规定：“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即“易为 卜筮之书，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星官之书全而不毁”（《续汉书·天文志》）。 秦焚书并没有焚烧先秦诸子的诸作，这就是《论衡·书解篇》所说的：“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从先秦诸子的流传至今以及文献记载来看，秦始皇焚书时确实不曾焚烧先秦诸子的诸作。 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时，有些人违令私藏《诗》《书》等典籍，使违禁书籍得以保存下来。例如，秦博士伏生曾私藏《尚书》，即“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汉书·儒林传》）。孔子的八代孙孔鲋，在焚书令下达后，他对陈余说：“吾将先藏之”（《孔丛子》）。《汉书·艺文志》颜师古引《孔子家语》：“孔腾，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 上述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焚烧《诗》《书》，而六国史书尤甚，其原因在于“为其有刺讥也”，即当时有些人利用这些书来诽谤朝政。除了明令不烧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秦帝国的国家藏书馆和秦博士的私人藏书并不焚烧。从文献记载看，因秦焚书而失传的典籍有两种，一是六国史书，二是《乐经》。即“至秦焚书，《乐经》亡”（《白虎通》）。秦焚书所造成的典籍失传，不过如此而已。《通志》卷七一谈到先秦典籍的丧失时说：“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秦国的焚书，先已有之。商鞅在秦国变法，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秦始皇、李斯的焚书，不过是效法他们的先辈而已，并非“始作俑者”。 秦始皇的坑儒，起因是卢生等人愚弄秦始皇，诽谤朝政。秦始皇痛恨儒生诽谤朝政，令他们相互揭发，受牵连者460余人皆被坑杀。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非要摧毁文化和仇视知识分子，他只是镇压那些利用《诗》《书》来诽谤朝政的儒生，而大量的先秦典籍仍被保存下来；秦王朝中的博士，亦多是儒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秦帝国建立之初，天下的老百姓还是欢迎国家统一的。贾谊的《过秦论》也承认这一点：“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可见，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都对秦帝国持欢迎态度，抱有希望。《汉书·严安传》的“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也说明了这一点。 是秦始皇所实行的苛政，给秦帝国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人民不堪忍受。其中，以繁重的徭役和严刑苛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最大，是秦始皇苛政的主要内容。至于焚书与坑儒，这对于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来说，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直接的灾害？秦帝国的百姓所痛恨的，是给他们带来直接灾难的徭役和苛法，而不是什么焚书坑儒。把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首条罪状，并以此来制造秦始皇的“暴君”形象，这完全是千百年来儒家学者宣扬的结果；后世平民百姓头脑中的这种认识，完全是他们给“灌输”进去的。秦始皇焚烧儒家学派的经典，坑杀儒生，这怎能不激起儒者对秦始皇的愤怒与仇恨？ 儒者称秦始皇为暴君，把焚书坑儒列为他的首条罪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秦始皇的主要历史过失，毕竟不在于焚书坑儒。 秦始皇晚年的政治，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可以称为“浩劫”，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秦始皇是“暴君”的结论。联系古今的无数的伟大历史人物，这是不难理解的。试问，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总是在区别他的功过或功罪、考察何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吗？ 在评价封建帝王时，我们只能是看他的一生的作为对历史的发展的功绩或罪过，何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像秦始皇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千古一帝，尽管他在晚年所实行的苛政曾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与浩劫，我们也不应用“暴君”二字来评价他的一生。 秦王朝毕竟是短命而亡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居然15年便短命而亡，如果不是出现了暴君，是无法使人理解的。事实上，秦帝国并非没有暴君。然而这个暴君并不是秦始皇，而是秦二世胡亥。 秦始皇与秦二世对秦帝国的暴政与灭亡应各负其责 人们在谈论秦帝国的暴政与短命而亡时，往往不区分始皇与二世各自应分别负有的罪责，有时甚至笼统的全都挂在秦始皇的账上，这与历史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秦始皇是秦帝国苛政的“始作俑者”，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在统一六国后滥用民力，常年动用70万的刑徒与民夫修阿房宫、骊山陵墓，如果再加上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等所动用的百余万民夫与士卒，试想人民的 徭役 负担会 繁 重 到 何 种 程度，人民怎能承受得了？ 再加之苛法严刑，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沦为刑徒，以至于“赭衣半道”，人民将蒙受多大的灾难！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任其发展下去，秦帝国迟早会被人民推翻。 然而，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的三年零三个月内便宣告最终灭亡，究其原因，是暴君秦二世即位后将秦帝国的暴政推至极端，从而使秦始皇死后的第十二个月，便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 《史记· 李斯列传》曾记载胡亥即位后，听信赵高杀害诸公子与朝廷大臣的谋划，“乃更为法律”，结果“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这一记载表明，秦二世即位后通过“更为法律”，把秦帝国的苛政推至极端，“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引起了人民的起义造反。 秦始皇与胡亥，一个是晚年犯有过失但却对历史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千古一帝；一个是昏庸无能，对历史毫无贡献，只知贪图享乐，暴虐百姓的暴君，二者是不能相比拟的。为了说明二者对秦帝国暴政及短命而亡各应负有的责任，就二者的某些所作所为进行一些对比，是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的。 秦始皇时期人民的徭役负担是繁重的，但却没有达到征发居于闾左的贫民一律戍边的程度。秦二世的“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怎能不“赋敛愈重，戍徭无已”？ 秦始皇时期人民深受苛法严刑的灾害，但却没有戍边士卒“失期，法皆斩”这样残酷的法律条文。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朝廷征发徭役如迟到三天到五天，对主管官吏只是给予“谇”（训诫、斥责）的处分。 秦始皇一生重用贤才，朝廷中有一大批具有才能的文臣武将，一生中从未妄杀一名大臣。而胡亥却只是听信并重用阴谋家赵高一人，诛杀扶苏等诸公子及公主，大臣如蒙恬、蒙毅、冯去疾、冯劫及李斯，都被他与赵高一一杀害。 秦始皇并非对人民无有暴虐的行为，但他绝没有像胡亥那样暴虐成性，滥杀无辜。试看胡亥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以及将修墓工匠全部封闭于墓道中致死的残暴行为，他甚至将兄弟姐妹一一杀死，还有亲手射杀误入上林苑的行人等，不一而足。 秦帝国只有一个暴虐成性、不给人民留有任何生路的昏主暴君，此人便是秦二世胡亥。 秦始皇对于秦帝国短命而亡所负有的历史过失，除了以法繁役重为主要内容的暴政之外，还有他未能早立扶苏为太子，致使他突然身死之后，胡亥、赵高及晚节不忠的李斯一伙掌握了国家大权。正是胡亥、赵高以及变节后的李斯这“三害”，使秦帝国的大厦顷刻之间便宣告瓦解、崩塌，成为一片废墟。对此，秦始皇是负有不可逃脱的历史责任的，但也要做具体的分析： 秦始皇生前未正式立扶苏为太子，绝非只是因为扶苏的“直谏”而不想使令他日后继承帝位，而是另有其他考虑。临终前的遗诏表明：他最终还是决定由扶苏继承帝位，只是为时已晚。 秦始皇生前喜爱少子胡亥，但却无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曾想立胡亥为太子；最不应该的是他最后这次巡行时答应胡亥随从的请求，为胡亥与赵高、李斯的篡改遗诏，在客观上提供了方便。 秦始皇生前提拔赵高为中车府令、符玺令，使他掌握了重要的实权，没有察觉到赵高是一个阴谋家。像赵高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大阴谋家，他的变色本领极强，隐蔽极深，伪装很妙，秦始皇对他有失察觉是可以理解的。 秦始皇生前曾对丞相李斯的权势过盛是有所察觉和不满的，但却没有及时地解除他的重要权力，致使这位奉“富贵”为至上的李斯在关键时刻变节投靠胡亥、赵高，为胡亥与赵高的窃权和倒行逆施，推波助澜，为虎作伥。像李斯这样有功于秦帝国的大臣，秦始皇生前没有解除他的职务，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秦始皇对秦帝国短命而所应负的历史责任，主要是他晚年所施行的苛政；至于在扶苏、胡亥、赵高、李斯问题上所应负有的历史责任，应做具体分析，不可因此而苛求于古人。 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6月24日接见外宾时，称“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同时，又指出“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对秦始皇的功与过做出了全面的分析。 （本文摘自《秦始皇传》，黄中业著，新星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