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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现代流行语讲的“50后”，虽然错过了初期的“三大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但却经历了1956年之后的一切重大事件，其中的“文革十年”是感受最惨烈的“人间炼狱”，以至于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或多或少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的“劣迹”：一挥拳高喊口号就能砸难旧世界，一拍脑袋、一眨眼就能解放全人类，恨不得第二天全宇宙都洒满了共产主义的灿烂阳光。后来那些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孵化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更为惨烈的经验教训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十年动乱”，恢复了“高考”，还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我有幸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大学，之后又陆续读完研究生、做完博士后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其间还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研究室做过一年生态伦理研究。我学习和从事的工作领域五花八门，属于典型的“杂家”。但是，对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而且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总是遮遮掩掩、相互矛盾，十分困惑不解！当然，我的困惑不解也是一种思考。鉴于“文化大革命”那种普遍思想癫狂症的教训，我不能厚颜无耻地说：在我有限的思考中已经发现了“五四”与“文革”之间关系的必然性，可以当仁不让地将我的伟大思想贡献于人类文明。 马上就到“五四”百年的时间节点了，我有这样的心愿—相信每一个还能独立思想的中国人或许都有这样的心愿：“五四新文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对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文革”后的“文化热”中把“文化”笼统定义为“人文化成”，沿用频繁，遂流为歪嘴和尚的经咒，谀神祛魅，无所不及，真可谓远逊“五四新文化”中的思想涵养，可叹者殊多！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我的一位绍兴同乡蔡仲德教授曾对我说：“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自由”，不是所谓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手不是共产党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也不是我们宽宏大量时默认的胡适之，而是提倡“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君子儒—蔡元培，“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兼容并蓄”在政治生活和探索自然中的两种基本方法。我是比较服膺他这种见解的。此刻，吾民族躬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幸，兄等（梁燕城、子夜）胼手胝足的《文化中国》杂志亦有百期之运，所谓“双喜临门”，所深为可贺者，皆出于对兄等志业之厚望，联想到仲德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遂有寄语之冲动：祝《文化中国》以“包容创新”之精神，广播先贤“经世济民”之思想，并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之木铎。 ——《文化中国》作者兼读者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