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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竹：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教育的？为什么会关注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与您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什么联系？ 刘强：最早是在2006年夏天。当时鲍鹏山教授找到我，希望一起做少儿传统文化经典的课外教育。鲍老师早在青海师范大学任教时，就与朋友兼同事的左克厚、王世朝两位教授，开始了少儿国学的体制外教育教学实践，已经颇有经验。自2006年暑假开始，我们在上海的少儿传统文化教育和教学正式开启。当时主要以《四书》的教学为主，采用周末上课、家长伴听的形式，因为是以大学师资反哺中小学教育，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同，一度一票难求。 至于为什么关注传统文化，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思、所想、所写无不在此范围之内。此其一。其二，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以来，我一直在同济大学任教，承担的是《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工作，此外还开设中文本科专业课程《先秦散文经典导读》《诗经楚辞精读》《世说新语导读》《文言小说研究》等；全校公共选修课先后开过《中国美学简史》《魏晋文学》《儒家经典导读》《论语导读》等；研究生课程有《中国文学专题》《古代文论经典导读》《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古代诗文研究》，以及给MFA（创意写作硕士班）开设的《散文写作》等课程。这些课程几乎都是传统文化的课程，关注到传统文化教育既是自然而然，更是理所当然。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自己享受到了传统文化中“为己之学”的愉悦；另一方面，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深感自己学养不足，越学越觉得自己浅薄无根。也只有经典的教学，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盈科后进的快乐。同时，在困中学，学中思，思中教，教中做，做中觉，觉中悟，也使我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生命境界、哲学品格乃至宗教内涵，开始拨云见日，有了切肤之感。 在教学中我发现，今天许多学生虽然考入大学，但中小学阶段，因为应试教育的弊端，几乎很少读课外书，尤其是传统文化经典。这一点甚至比我们当年还要严重。在一篇文章中，我提出当下亟待加强的几种人文教育：一是生命教育，二是公民教育，三是心灵教育，四是传统文化教育。其中，传统文化教育关乎文明存续、民族凝聚，文化更新，故而尤其重要。 从人文学科的学习来说，与其到大学再开始，不如从中小学就启动。民国时期，许多学者、作家常常既在大学任教，又到中学兼课，实现了教育教学的良性互动。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因为听到过一些名家大师的语文课，常常近水楼台先得月，比较早地就树立了为人、为学、为文的远大志向。后来成名成家者，大有人在。我常常深感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当年的应试教育所耽误了，今天的孩子条件这么好，应该更早地接触到民族文化的高端经典，否则就太可惜了。 正是基于以上共识，2013年，鲍鹏山教授创办了浦江学堂，我也见贤思齐，2015年以后，先后创办了同济英才公益亲子国学班和守中书院。也没有多大的野心，就是想为中小学人文教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瘦竹：2017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初教育部也发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您对中央和教育部近年来发布的相关传统文化教育的文件，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请您做一简要的解读。 刘强：我只能说，相比以前，这两个文件的发布，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早该如此。这说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基本文化共识和未来可期的教育目标。 如果从大一点的角度看待这两个文件，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进化论式的，对传统文化常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批判视角。所谓“现代性”，有时简直就是反传统、向前看、西方化的“现代性”。 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对于传统文化的革命性运动，传统文化命脉被人为斩断，儒家思想中最具合理性的核心价值亦遭到摧折，民族文化自信逐渐丧失，民族文化慧命奄奄一息，所谓“灵根倒悬”，“花果飘零”。几代人下来，虽然国人仍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之中国人而存在，但在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灵层面，已经无法找到自我确认的文化标识和精神信靠。要想“灵根自植”“返本开新”，实在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一阳来复，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经典对于少儿身心成长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在体制内基础教育受考试及升学影响而无法全面开展经典教育的大背景下，各种以传统文化为民间教育机构纷纷崛起，形成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经典教育缺失和不足的遗憾。但是，民间私塾和学堂良莠不齐，无论办学理念、师资水平，还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这两个文件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便呼之欲出。也就是说，如果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体制内基础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考试和评价体系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就像台湾在中学阶段推行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等儒家经典成为必读书，相信一定会对全面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水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能够进入教材的内容，对孩子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伴随一生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虽然容易带来上行下效的局面，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也要谨防“一窝蜂”“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求大求快”“未减负，反增负”等诸多弊端。还是应该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缓慢图之，这样才能收到如春风化雨般“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瘦竹：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您认为传统文化教育对立德树人有没有优势所在？如果有，如何发挥这一优势？除了立德树人之外，传统文化教育还具有哪些功能？ 刘强：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四书通讲》中反复提到，儒学即人学，儒道即人道，相比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人文化成”，我们文化的始基不是“人神之辨”，而是“人禽之辨”。中华礼乐文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区别人禽”。所以，传统文化的教育当然是、也应该是、甚至只能是“立人”“达人”“成人”“爱人”的人文教育、人格养成教育。正因如此，传统文化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可以说是“本色当行”，“当仁不让”，优势十分明显。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最重“人伦”，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成就自我，都要面临和处理“四大关系”，即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心物关系、天人关系。每一个关系无不以“人”为中心，为主体。传统文化经典中充满了关于天道、地道、人道的伦理精神和生命智慧。常读经典，对于涵养人格，培养人文情怀，实在有莫大助益。 我曾在一篇关于书院教育的文章提出，不读经典有十大流弊：一是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二是只知有己，不知有群；三是只知有人，不知有天；四是只知有物，不知有心；五是只知有学，不知有道；六是只知有贤，不知有圣；七是只知有利，不知有义；八是只知有用，不知有益；九是只知有家国，不知有天下；十是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如何克服这十大弊端，养成真正的“文化自信”？我以为，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优化家庭氛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非常大的作用。古代教育最重家教、家学和家风，在家庭教育阶段，就给孩子很好的“启蒙”，所谓“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由此培养了一大批神童和天才式人物。其实世上哪有什么“天才”？那些“夙惠”“早慧”的孩子，无一不是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获益者。古语说：“养不教，父之过。”古今中外的成功教育经验显示：学校教育中的优秀学生也常是优良家庭教育的获益者。换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要远远胜过学校的老师！ 今天的情况是，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教育机构，主要以孩子作为教育对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家庭和家长置于教学体系之外，使得父母无法获得与孩子共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办学机构无法提供适合亲子共同学习的课程和师资，另一方面，亲子学习无形中也会增加办学成本，对办学方形成不小的经济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不辞劳苦地把孩子送进 “家长免进”的各种补习班，而孩子的学习习惯和成绩未必有多大提高的根本原因。 如何将体制内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城市、社区的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的对接，互相协作，因势利导，使传统文化经典进入千家万户，促进亲子共学的良好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家庭教育的状况，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这是摆在每个父母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和严峻的教育难题。 瘦竹：有专家主张要单设一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也有专家主张以“课程国学”的形式开展。您认为哪种方式更科学合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的学科教育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刘强：我认为，如果在中小学开设从传统文化课程，课程名称就用“经典导读”即可。 如果要将“传统文化进校园”落到实处，就必须提升经典教育在体制内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在我看来，“经典导读”课程，应该与“思想品德”课程、语、数、外等课程并驾齐驱，并行不悖，同时进入课表，成为教学的一部分。 考虑到学生升学应试的压力，“经典导读”课程不需要每天都安排，但一周安排1-2节课，还是非常必要的。学好经典，懂得“为己之学”、“知行合一”的道理，对于学生学好其它科目，不仅无损，反而有益。因为传统文化经典中，不仅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还有“道”！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授知识之业、解考试之惑上，还必须能够传文化之道！ 不过，说到“传道”，对于当前的中小学师资而言，能够胜任“经典导读”课程的老师实在太少了。所以，要加大力度做好师资培训。传统文化课程的师资培训，应该成为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未来师资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以为，语文、政治、历史这三科的老师，应该是“经典导读”课程的最大生力军。如果得到很好的训练，定能“教学相长”，担当起“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教学的重大使命。 瘦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讲授哪些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把握不同阶段的侧重点？ 刘强：说到具体讲授的内容，我觉得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专书教育，也即整本书阅读和学习。今天的语文教材和各种课外教辅，最大的问题就是“选本取代专书”，东鳞西爪，缺乏系统。其实，我们的经典系统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其中经部为四部之基础，地位最高，应该从小学起，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是因材施教。具体到如何教，我想，应该遵循夫子因材施教的传统，不同年龄段，可以学习不同的经典。比如，小学阶段，主要以诵读识记为主，不必多讲义理。 我办的守中学堂的做法是：第一阶段即小学阶段，1-2年级，主要以蒙学读物的诵读为主，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声律启蒙》等为主，一个学期诵读一部，不求必须背下来，只要能熟读成诵即可。3-5年级，全面推行《论语》的诵读识记，六个学期，周1节课，以每学期20节课为基准，6个学期可有120课，完全可以将《论语》全部通读并简单讲解一遍。这样，《论语》在小学阶段就像一粒种子，已经深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假以时日，必有进益。 第二阶段直接就以《论语》等经典为主要读本，真正推行“师生共读”。初中阶段，可将“四书”分三年学完。高中阶段，可拓展至“五经”（如《诗经》《左传》选篇）和《老子》《庄子》的学习。 三是制度建设。要将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制度化管理，有计划、有条理、有方法地切实推进，以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瘦竹：您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您对当前大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有怎样的观感？ 刘强：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我经常会说四句话：“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教育的功能是化人，化人的关键是化心。” 当今的教育生态严重板结、固化，表现有三：一是官学独大，二是私学式微，三是家学没落。尤其是经典教育，长期以来几乎被从学校教育中连根儿拔起，民族文化之源头活水无法灌溉下游，非常令人遗憾和担忧。我曾总结当今中小学人文教育存在的五个弊端：一是选本教育取代专书教育；二是政治教育取代思想教育；三是应试教育取代人格教育，四是灌输教育取代体验教育；五是懂了才教取代边学边悟。 种种弊端，致使目前的中小学人文教育完全功利化、工具化、格式化，教师只能解习题、考试之惑，而不能传圣贤之道、授学问之业，这种“格式化教育”或曰“标准答案式教育”的恶果是，学生的灵根慧性无从开发，甚至沦为知识容器，颟顸懵懂，“无知者无畏”，直至千人一面，“泯然众人矣”。这是很遗憾的事。 瘦竹：当前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遇到诸多困境和挑战，如教育主管部门政策不明朗，功利化思维的阻碍，对其重要性理解认识不到位，缺乏考核评价机制，师资的匮乏，课时的限制等。您认为哪个才是根本性问题，如何破解？还有哪些困境与挑战？ 刘强：最根本的问题是，当下应试教育的评价机制，无法为传统文化的学习让渡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也许，只有将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容作为一个单独的考试科目，才会真正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视。比如中考的体育成绩，以及高考的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虽然不如语文、数学、外语那么重要，但毕竟是考试科目，故全国上下，都会重视。 让我大胆地设想一下吧，如果把传统文化独立作为一个附加性考试内容，其成绩不计入中考和高考总分，但却可作为参考成绩，为高一级学校的相关专业选拔提供依据，相信一定能引起重视，从而切实解决“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困境问题。当然，我是反对给学生增加过多的课业负担的，所以，传统文化的课程可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展开，甚至可将传统的礼仪、射箭、太极、书法等内容融合进来，真正做到陶冶身心，寓教于乐。总之，因为是参考科目，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就不要过分追求成绩，避免因为应试的需要，给学生带来过重的学习负担。 瘦竹：您认为，在传统文化教育的推动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与教师各自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 刘强：教育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个大系统，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尊重教师权益，尊重学生人格。不能靠管、卡、压这“三板斧”。 我以为，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具体实施中，教育主管部门要先取经、多论证，也即邀请相关学者专家对本地教育实况做好调研，提出指导意见，然后再制定具体的推进方案。切忌长官意志，一拍脑袋，急功近利，大干快上。同时，也要对本地学校的情况了然于胸，充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学校，充分尊重和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和呼声，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好规范、引导、服务和激励工作。比如说，给承担“经典导读”课程的学校和老师以绩效考核上的奖励，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当然，一线教师也不能被动等待。应该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进校园乃是大势所趋，也是功在千秋的大事业。对于个人成长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充电”“赋能”的好机会。 瘦竹：您认为目前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应该如何完善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提升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力？教师的传统文化涵养提升，对其自身发展有何益处？ 刘强：其实，说来说去，不过是解决一个职业和学习、或者是为师和为学的内在张力问题。换言之，你是把教师这个工作当做职业和饭碗，还是教书育人的志业和事业？很多一线教师，长期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摸爬滚打，可能在具体任教科目上游刃有余，但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系统化学习和教学，还需要更多投入和付出。作为一个教师，就应该是永远的“学习者”。如果在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师生同学经典”，真正达到久违的“教学相长”的境界，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我看来，现代教育应该培养以下几种能力：一是学习的能力。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人”，而是“为己”；只有切实为己，才能坚实为人。二是判断的能力。“知”和“识”本来是两个意思，“知”是死的，“识”是活的；仅有知识而没有见识，永远无法获得智慧。三是审美的能力。一个不懂得欣赏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四是爱的能力。教育就是以爱为核心的一门艺术。爱不仅包括爱己、爱亲的“小爱”，更包括爱人爱众、仁民爱物的“大爱”。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老师先有仁爱之心，然后把这颗仁爱之心传递给学生。 我一向反对把老师比作蜡烛，说什么“蜡炬成灰泪始干”，听着很感动，但事实上最不给力。为什么要把老师说的这么“悲催”呢？要知道，蜡烛是“一次性消费”的，“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关键是为什么非要燃烧了自己才能照亮别人呢？这个煽情的比喻把很多老师给忽悠了，于是他们满足于做蜡烛，希望让孩子早点“青出于蓝胜于蓝”，偏偏忘记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恰恰应该致力于终身不让学生超过！一个好老师，就应该像孔子那样，终身求学问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孔子到死都没有被他的学生超过！不是孔子自私，而是所有的学生都没有他好学！所以，我们不能满足就做蜡烛，做奉献，你还要不断给自己提升和充电。 我觉得，好老师应该是电灯泡！一通电源他就亮，一按开关他就亮！甚至能照亮孩子的一生！这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因为他不仅仅有知识，他还有仁爱之心。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好老师，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把孔子比作我们民族文化天空上的日月，永远照耀着这个民族。所以，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一盏灯，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所有的老师，都应该是这样的点灯人、传灯人、守灯人。 瘦竹：您对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有何意见与建议？ 刘强：说来也没有什么具体建议。只想表达一点：山东是孔孟之乡，理应走在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一线，担当起引领天下的责任和使命。但恕我直言，山东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近年披露的一些新闻足以证明这一点。希望在以后的具体实践中，能够真抓实干，有效落实，形成体系，稳步推进，少喊口号，多做实事，多方学习，取长补短，真正把山东打造成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示范区”。 （刘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