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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求分为五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际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具有相通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情感的慰藉，惧怕孤独和孤立。为了满足情感交流，人需要交际，也建构了关系。中国人向来重视“关系”，这种关系包括着血缘、地缘、情缘等基本伦理关系，也包括契约关系、政治关系等。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关系，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伦理本位，礼乐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样态 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样态。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形态，所以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也就具有了鲜明的礼乐特色。这种礼乐生活，不仅体现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之中，也渗透在政治生活之中。中国人的礼乐生活，说到底是一种伦理生活。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中西方社会以后，得出结论：“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谊；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个人，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是什么？在梁先生的观念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 在中国，每个人生来就处于一种人伦关系之中。中国古代的伦理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和朋友五种，是谓五伦。现代哲学家贺麟先生总结说：“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伦有辈分、类分、条理、次序之义。伦理就是指这些主要人际关系之间应有的、合理的准则。儒家主张，人们处于五伦之中，有不同的伦理角色，负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比如“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等等。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之外，还会涉及到更多，比如《白虎通》提到的“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其实再加以拓展，就是涉及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师友同学、长官下属、商业伙伴等等。这些关系如何处理？儒家主张，要用礼（礼仪、礼俗）来协调这些伦理关系。 二、礼尚往来，自卑尊人：中国人的交往准则 《礼记·曲礼上》记载：“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因为，人际交往是相互的、对等的，所以从礼的视角来看，礼尚往来才是合乎礼的要求的，同时从现实效果的角度而言，礼尚往来也是可以产生巨大的情感回报的。这种“礼尚往来”的原则主要是在身份相同或相近的主宾之间实行。 古代五礼（吉、凶、军、宾、嘉）之中的宾礼，主要是就贵族之间的交往而言的，包括朝、聘、盟、会、同、遇、觐、问、视、誓、锡命等。这些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礼仪非常繁琐，且具有政治意义，属外交活动，如果失礼往往损失自身乃至本国形象。所以古代贵族非常重视这些礼仪的学习和训练。春秋时期，鲁国有个执政大夫孟僖子，曾随同鲁昭公出访楚国，因不能以礼处理外交事务受到人们讥笑，孟僖子深以为耻，遂发奋学习周礼，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嘱咐两个儿子跟随孔子习礼。 民间日常生活中也格外重视宾客之礼。《仪礼》有《士相见礼》一篇专门讲述入仕的士初次去见职位相近的士的礼节及贵族之间交往的杂仪。这些士人的相见礼仪，对民间交往礼仪有较大影响。在传统社会，由于沟通不便，拜访无法提前预约，一般都是登门拜访。根据周礼，客人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需要带特定礼物，称为“贽”。一般士人之间互相拜访以雉（野鸡）为贽；若是下大夫之间拜会要执雁为贽。后世则演化出各种形式的见面礼。主人应在再三推辞之后笑纳见面礼。客人走后，主人一定要将那份礼物送回去作为回访，否则就会失礼。这是主宾第一次见面的礼仪规定。尽管这种程式化的士相见礼未必能在后世完全通行，但其中所体现的互相谦让、互相尊重的精神却在后来的宾客之礼中得到传承。笔者所在的山东，号称“孔孟之乡，好客山东”，这是凡到过山东的朋友都熟知的。山东人的待客之道，其实在仪式的背后蕴含着主人对客人的热情、尊重和礼敬，绝非表面看起来的那种“强迫”。 在比较熟悉的亲友之间，宾客礼仪要简单得多，但其中有一些还是必须注意的。如《弟子规》所说“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直到今天，虽然居住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中体现的交往规则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除了宾客之礼，宴饮之礼也非常重要。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诗经·小雅·鹿鸣》这首诗：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当我们吟咏此诗，一幅主宾和乐的图景便浮现眼前：厅堂之上音乐盈耳，在悠扬的乐声中，宾客与主人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宴饮，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情感的重要途径。 在《仪礼》之中，涉及宴饮的有《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等篇。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宴饮礼日益化为民俗。然而，不管是王室、贵族间的宴饮，还是民间、百姓的聚会，都不仅是为满足口腹之欲，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即通过一起宴饮这一社交方式以沟通和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推进伦理关系，提升道德情感。 三、鸿雁传书：藏在尺牍中的人情与礼俗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际交往会受到很大局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如果不能见面，又如何进行情感的交流，建构维系关系呢？古人创造了一种别样的社交方式——写信。书信对古人表达亲情、友情和爱情而言，简直不可或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云中谁寄锦书来”，这些动人的诗句，无不是对书信的期盼。甚至在古代有专门代写书信的职业，就是为满足那些山野村夫书信交际的需求。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书信这一交流方式。“郢书燕说”的著名典故，就足以证明。而在考古发现的大量的秦汉简牍之中，保存了那个时期的诸多书信的原本，十分珍贵。后来，书信不仅具有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实用功能，而且逐渐形成为一种文体，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都收入历代的文选，作为范文广为流传。书信，在古代又被称为书、信、函、札、笺、简、尺牍、尺素等，另外还产生了不少别称和雅称，如鱼雁、鸿雁、朵云、鸾笺等，这都是书信文化发达的产物。随着魏晋时代书法的成熟，书信也成为后世的一种艺术形式、审美对象。书法史上很多著名的“帖”就出于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比如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腹痛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送梨帖》，北宋苏东坡的《春中帖》等皆称书法神品。而清代、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尺牍、书信，其数量之巨，也成为重要的史料，为今人所珍视。著名如鲁迅的《两地书》，俞平伯与叶圣陶的《暮年上娱》，谷林的《书简三叠》等都蕴藉深远，趣味盎然，值得品读。 作为一种交往方式，书信当然也要注重礼仪。书信礼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强调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一原则具有普遍性，只有自我谦卑谦让谦逊，才能抬高对方以示尊重。这不仅体现在交往的礼容上，也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作为书面语言的书信，当然对此要求就更为突出。古人非常讲究，这一点只需要读一读古人尺牍或近人书信集就会有深切的体会。 传统的书信，一般包括六大部分：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和署名。就写信对象而言，大体有长辈、平辈和晚辈的不同，也有亲疏远近的差异，因此，体现在提称语方面就要使用不同的说法，比如对长辈，可以使用尊鉴、赐鉴；对于老师，可以用函丈、道席；对于平辈则可以使用足下、阁下、台鉴等。关于称谓语，古今差别很大。现代人曾经流行用“某某同志”，现在则更多使用“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但在古今两种传统之间，就会出现一些误会。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许广平对鲁迅给她回信称其“广平兄”而诚惶诚恐了。前些年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年轻人给钱钟书等前辈写信，他们的回信照例写“某某兄”，结果那年轻人自豪地炫耀：钱钟书与我称兄道弟了。其实，老师称学生为“弟”即弟子的意思，并不是兄弟的用法。老师若称学生为“兄”，那表示师生关系还不够亲密，而陌生的长辈称某人为兄，那纯粹是客气而已。类似的误会，需要我们多阅读古人、近人的书信，或者翻翻《秋水轩尺牍》之类的实用性书籍，自然就熟能生巧，驾轻就熟，不易犯错了。如果这些显得过于老套，要求过高，那么，最起码的礼仪要求就是，不能忘记称谓语和署名，即书信是给谁的要写清楚，如某某老师、某某先生，最后还要记得落款，否则便极为失礼。 随着电话的出现，书信的使用便降低了；笔者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读大学时，书信还是与友人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随着手机尤其是短信、微信、视频聊天功能的出现和普及，除了公务函件之外，书信几乎退出了日常生活。但是，书信化身为短信和微信，其实依然存在交往礼仪问题，而如今相当多的人在微信往来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失礼行为。这就需要我们重温古风，并转化到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来。 其实，不论是书信往还，还是宾主交际，都需要礼来维系。众所周知，“礼”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敬”，因此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表达敬意的方式：“自卑而尊人”，如此则“有礼走遍天下”！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