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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学的地位在我们中华文化中非常特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儒学和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深深的渊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于孔子儒学有很多不同看法。在座的你我他，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位孔子，而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孔子，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同的。孔子儒学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儒学在今天的价值应该怎么看待？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出发点。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在更长远的历史中来理解孔子和儒学 孔子儒学作为一种文明，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广阔背景如何去理解，这种背景对于儒学的形成、对认识儒学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可不可以这样来设想：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这棵大树的底部是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孔孟老庄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这棵文明大树的树干为什么能够这样粗壮，正是因为这个根扎得很深很牢。春秋战国时期之于中华文明，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是思想、智慧的繁盛期和高涨期。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华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理解孔子儒学它的思想的来源，不了解孔子儒学它有一个广阔的文明的背景，我们便很难去理解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宽度，很难理解它的超越性。 我们今天在国家博物馆谈这个话题更有意义，因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夏商周时期、看到孔子之前的远古，我们那样多光辉灿烂的文明成就的发现，我们也能够借此重新思考在孔子以前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特别提到，我们要重新估价上古的文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有比前人少的，也有比前人多的。比前人少的，是指有很多古人曾经看到的东西散佚了，我们如今看不到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比古人多的东西，比如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战国时期竹简，我们透过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和我们传世很多的文献材料相互印证，这就有可能激活很多的信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明。比如当年墨子就遇到一个人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先圣六王的言行事迹呢？墨子回答说，我虽然没有和他们并世同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见到他们的面容，但是很多材料“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在春秋战国以前，在漫长的发展时期曾经有过很多文献材料，虽然因为年代久远等原因散佚掉了，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但是在墨子的时代，有很多古代记载留存。《尚书》说“天叙有典”，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实际上在殷商以前，关于殷先人有很多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实物可能主要只剩下甲骨文，但是关于甲骨文以前很多的文献记录，典籍里还透露出很多线索。让我们结合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的推进，重新思考中国的上古文明。当我们理性冷静地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从尧舜以来，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 如今我们谈及世界文明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理论。其实在我看来，在人类文明的研究中，轴心时代理论看到了世界很多的地区在这一时期确实涌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对于人类走向施加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轴心时代理论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为何要那样尊崇上古先王。孔孟老庄等很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包括儒家、墨家等等，他们尊崇先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何以如此？其实这和他们心目中对先王们的理解和了解，对他们的崇敬、阐释与继承是直接相关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其实没有意识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春秋战国先哲的出现，所代表的已经不是我们文明的发轫期，而是繁盛期，是一个文明的成熟期。 学术的研究以及考古的材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尧舜以来三代时期中华文明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去思考孔子学术的特征。 看待中国儒学，我们不能说因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就只从孔子开始讲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中间位置。孔子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孔子学术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传述，就是继承，就是发扬光大，孔子他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述而不作。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孔子非常重要。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评价孔子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这就是说孔子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梁漱溟先生，柳诒徵先生，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在孔子以前，中国文化有过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孔子，才成就了儒学的全体大用，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 那么，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来到国家博物馆看孔子文化展，首先就会看到一支骨笛，它是用丹顶鹤骨头做的。这个笛子的考古发现年代，会让我们一般不太了解考古的人感到吃惊。因为孔子距离我们大约是2500年，而这个笛子出自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距今约8000年。对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在8000年前不仅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而且音孔的高精度让人感觉不可思议。而且，这一发现不是孤立的，在几次发掘中，前后出土了骨笛30多支，简直可以装备一支小乐队了。从时间上讲，孔子距离我们有2500年，而在孔子生活时代之前的五六千年，中华文明会是怎样一种形态？ 超越时空的孔子 骨笛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孔子时代以前，中华文明实际上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孕育的历程，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孔子所处的鲁国，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这个区域与时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儒学，走进孔子的思想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孔子从小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孔子在他母亲的教导下成长。孔子自幼好学，《论语》里面就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到了鲁国的太庙以后，孔子见到不了解的情况就提问。有人就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不懂礼，怎么什么都问。孔子回答说，不懂就问，这便是礼。《史记》里面还记载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从小受鲁国礼乐彬彬环境的影响，在做游戏的时候也摆弄一些礼器，演习礼仪。在母亲的教导下，孔子得以健康成长。 孔子到了50岁以后，终于有了从政的机会，做了鲁国的中都宰，也就是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大约是鲁国除了国都之外的第二大城邑。典籍里面记载说，孔子在中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如此这般“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则焉”，如此施政了一年，西方的诸侯都来学习取法。大家知道鲁国在东方，“西方诸侯”其实就是天下诸侯。《史记》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写的不是西方而是四方，“行之一年，四方诸侯皆则之”，干脆说的是各地诸侯都来向孔子学习。鲁国国君看到孔子治理中都成效如此显著，就问他，以你的办法治理整个鲁国可行吗？孔子很自信，答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他说用来治理整个天下都可以，别说仅仅是一个鲁国了。这透露出来孔子思想的一种“放大”，孔子虽是治理中都，但可以放大到鲁国，可以放大到整个天下。孔子着眼于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一代代人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孔子思考的实际上是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只要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当然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也都可以，这是一个空间的放大。 我们再看一个时间的绵延。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说，老师，再过十代，人与人相处的法则还能够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与人相处有一种礼的规定性，夏商周三代都是基于礼义，只是各个时代礼仪的形式一定是各有损益的。也就是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层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我们之前讲中都、鲁国、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而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特性，恰恰就在于它思考人本身，思考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如何更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然的人，但我们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孔子与礼乐文明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思考，孔子思想与礼乐文明的关系。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晚年时候曾经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就是他觉得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显然说明孔子在健康的时候可能常常梦见周公，可见孔子对周公的推崇，而这种推崇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把它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三代之礼是损益的关系，周礼恰恰是夏商两代损益而来。礼者，理也。礼仪的礼就是道理的理，理当如何。所以礼可以决嫌疑，可以济变、弥争。孔子总结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的西周礼乐文明，进而形成了中国的礼乐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礼的问题，也就是明理的问题。《尚书》里面就谈到了人心和道心，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然诉求，这就是我们的人心，但人心深不可测，人心惟危。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自然诉求，但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必须遵守社会的规则，这就是一个道心问题。道心确实又很精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想怎么做和应当怎么做之间两者如何处理，我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这便是先秦诸圣思考的一个集中点。“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关于这个“一”，老子谈“道生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孔子也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它的内涵非常复杂，而实际上就是一体的思维。只有能够在社会关系的两端换位思考，不要偏于一方，不偏不倚才能允执厥中，把握住这个“中”。也许就像郑玄所说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之为用，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就是把握中道。恰当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中间能不能把握中，这就要看人的教养、人的修养、人的素养。 我们常说孔孟之道，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认为孟子是传述孔子的，所以孔子是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如果我们看《孟子》，开篇说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上来就问孟子，你大老远跑过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整个《孟子》七篇，就把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摆出来，那就是义利之辨。义和利，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儒家思考的最深层次问题，其实就是义和利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人的境界就提升了。如果了解自己的社会性存在，自己社会性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人的理想境界也就达到了。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请您告诉我一个根本性的行为原则，让我走到哪里都能通达。孔子就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的时候要忠信，做事的时候要笃敬，如果能做到这样话，“虽蛮貊之邦，行矣。”这样到哪里都一样行得通，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也行不通。孔子告诉他“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什么意思呢？把这六个字牢记在心，就好像时时在眼前都能看到这六个字。“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思考的从来不是一时一地，他思考的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法则。即使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文化，到了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也应该这样做。从时空维度上来看，孔子思想的超越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同样，子贡还问孔子一句话，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他说大概就是“恕”吧，什么叫恕？孔子接着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忠就是修己，恕就是推己。恕，一个有教养的人才会换位思考，一个人有修养才能够不单纯只考虑自己，而是处理和他人关系的时候去换位思考，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思考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具有广阔的时空维度。 儒学重视提升人的格局 我们再来看儒家的这个“儒”字。可能有人望文生义说，儒者人之需也，这样解释似乎也没错，但儒的本意并非如此，甲骨文中的儒字最早就是一个需要的需，本意是什么呢？这个字很像一个人在洗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徐中舒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这就是徐先生的研究结论。其实这个儒，在商周时期就是相礼的人，也就是古代举行礼仪活动时，别人不懂的礼仪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这起初是一种职业。 但到孔子创立儒家的时代，情况不一样了，之前的儒和儒家，二者区别在于，虽然都是沐浴濡身，但是在孔子这个时候不但要洗净身体，也要洗净心灵。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尧舜禹汤文武等先圣之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而君子儒应该致力于素养的提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孔子常常谈到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其实这个君子就是为政者，君的本意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指那些地位高的人。后来用以指人格的高尚，所以古代儒家培养的君子实际是有德有位的社会管理者。在儒家观念中，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小人本指地位低微的人，后来当然也用做自己的谦称，就是指我是普通的民众。所以小人是指普通的民众，现在我们讲小人是从道德意义上指人格的卑下。但是早期典籍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往往是社会地位的高低。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影响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为政者正，则天下不能不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的“正”是很关键的，儒家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对儒学下一个定义了，其实这个定义也不是我们今天才下的。《淮南子》就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学是怎么产生的呢？孔子修成、康之道，成就是周成王，康是周康王。西周初年，周公辅助周文王、周武王取得了天下，又辅助周成王巩固了天下。成王七年周公还政成王，他就不再辅助成王了。周成王以后是周康王，《史记》里面就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所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由此孔子创立的儒学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它追求的就是天下安宁和谐，人心和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其重言，于道最为高。”儒学追求的道，就是人的信仰、人的追求。儒家追求的就是人能遵道而行。 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观念。谈到道，我们想到的是道德，作为一个词可以连用。分开来讲，道其实就是价值体系，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德，就是我怎么做，就是我的行为方式。所以简单来说，道就是怎么想，德就是怎么做。我要做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所以孔子就说：“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孔子说过，“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这段话，前面说的是驾车，后面说的是治国。驾车的话，马虽然很好但不按照驾车之道来驾，马车也走不多远。治国的道理也一样，即使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孙子兵法》里也说，决定胜负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道。什么叫道？道，上下同欲，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有共同的信仰，才有力量，才能强大，进而伟大。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话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孔子的一种社会理想，最早是在《礼记·礼运篇》说的，在《孔子家语》里面也有，这两篇有个别的内容不一致，我个人认为《孔子家语》里面的礼运篇更加准确一些。天下为公这个“公”，怎么理解？《说文解字》引韩非子的话来解释说“背私为公”，一个人不自私就是公，这就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一个人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个人才是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天下的人都这样，天下为公，那便一定是大道之行，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为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这种公共意识。荀子讲,人与牛马动物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牛比我们劲大，马比我们跑得快，但牛马得听我们的，就是因为“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人既然组成了社会，该不该去讲社会性？如果我们自觉认识到做人的这种特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追求成为一个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人，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追求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本文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演讲，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年6月27日0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