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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勇有大小：勇的形态与层次 客观地讲，儒家并没有提出“勇德”和“勇气”之类的概念，潘小慧在其雄文《儒家哲学中的“勇德”思想》中从儒家文献中提炼总结“勇德”和“勇气”两个范畴，并强调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表现出“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和“勇力”为轻的三重意涵呈现。对这一识见笔者深表认同。先秦儒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已从尚力时代转向尚武时代，虽然孔子注重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训练，但原始儒家更为尚德，他们对勇德的倚重充分体现了注目于“以德治人”“以德治国”的内圣人格追求和王道政治理想。 就“勇力”而言，本来它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现代人将其解释为“勇气和力量”虽然不够准确，但毕竟看到了其中包含的力量因素。勇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则为内在的忍耐力，它体现出主体的坚韧性和持久性，可谓忍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给主体身心造成的痛苦、折磨、困难的意志力量；二则为主体表现于外的作用力、影响力、抗击力，它体现了主体对来自内外各种强烈冲击的强大反作用力。如果说人类的英雄时代更为重视短暂而强烈的勇敢的话，那么商业化时代更为凸显持久而坚韧的勇敢。先秦时期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有“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以及荀子说过“贱礼义而贵勇力”以外，笔者未见有人使用过它；汉代之后的文献使用的相对较多，譬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勇力文武备具”，贾谊《论积贮疏》说：“有勇力者”，《梁书· 韦放传》有：“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一军所仗。”《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讲：“却说郈邑马正侯犯，勇力善射，为郈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等等。 不过，先秦时期以往那种尚武、尚力的“勇力”往往被作为会带来负能量的消极东西为诸子所否定。即便是庄子也看轻“勇力”，如他说：“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孔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勇力”范畴，但在思想实质上做了呈现。孔孟观念中，勇力有时指人的力气如力能博斗，有时指鲁莽举动，即孟子所讲的“五不孝”中的“好勇斗很”以及孔子在《论语》中所批评的“好勇疾贫，乱也”。 如同原创“正义”等范畴一样，在中国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荀子第一个创造性地使用并多方面地阐发了“勇力”概念。一是他在论证为人主上者治国理兵不能只满足于赏庆、刑罚、势诈而必须致力于厚德明礼义、忠信以爱、尚贤使能、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之后，指出，这样才能使残暴、凶狠、胆大、强壮的人变得忠厚老实，偏颇、邪僻、搞歪门邪道、偏私的人变得大公无私，骄傲自大、尖刻伤人、竞抢不让、纠缠不休的人变得和气温顺：“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可见荀子将“勇力”当成应当加以“化性起伪”的对象。二是在论及智、仁、勇三达道时，他讲“蓝苴路作，似知而非；软弱易夺，似仁而非；悍戆好斗，似勇而非。”意思是，对人狙伺欺诈，好像很明智而并不是明智；表面软弱实际容易改变，好像仁慈而并不是仁慈；凶狠鲁莽而喜欢争斗，好像勇敢却并不勇敢。这里荀子从现象和本质关系角度指明了由凶狠鲁莽、喜欢争斗所彰显出来的勇力只不过是假勇而非真勇。三是从治世和乱世对照角度提及了“勇力”问题：“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在荀子看来，乱世出乱象，处于乱世，一些人就会轻视礼义而推崇勇力。 就“勇气”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无不把它视为正面的积极特质加以称颂，如康德指出：有胆气的人是不惊慌的人，有勇气的人是考虑到危险而不退缩的人；在危险中仍然保持他的勇气的人是勇敢的，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叔本华也说过：勇气就是一种坚韧，正因为它是一种坚韧，才使我们具有任何形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战胜的能力，正是借助于这一点，勇气也多少与德行发生了关系。中国古代虽然气论较为发达，可儒家几乎未专门论及“勇气”，倒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训解为：“勇，气也。”段玉裁注曰：“气，云气也，引申为人充体之气之称。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或是立足于阴阳之气的角度谈到阳刚之气，如《南齐书·文学传·卞彬》：“父延之有刚气，为上虞令。”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缥缈峰》：“葛洪话刚气，去地四千里。”宋代苏轼《次韵刘景文登介亭》：“清风信可驭，刚气在岩麓。”等。 不过，孟子间接地从精神气概两方面做了阐述。一方面是“不动心”。在与弟子公孙丑对话过程中，孟子表示自己可以四十岁不动心，公孙丑说这已超过了古代有名的勇士孟贲。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判孟贲之勇为血气之勇。而在紧接着回答公孙丑有无不动心之道时，孟子从如何“养勇”角度切入：“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达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可见，北宫黝的勇表现为不甘受侮、临危不惧。而孟施舍养勇则不一样：“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是力战之士，他所说的“勇”是虽然不一定必胜但面对敌人却无所畏惧。孟子认为这两人的刚勇虽能做到不动心且难分高下，孟施舍和北宫黝分别类似乎曾子、子夏，但孟施舍之勇似乎更能掌握要领。孟子指出，曾子对其弟子子襄讲述了孔子所推崇的大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显然这种反求诸己、理性审慎、坚守正义、一往无前的大勇（可谓义理之勇）高于孟施舍那种不问义否而只顾守气的血气之勇。 另一方面是“养浩然之气”。在阐述如何养勇的工夫论过程中，孟子又发明了有名的“持志养气”说，力主培育“至大至刚”“直养无害”“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他说：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由此可见，孟子把志（含志向和意志）看作是气的主帅，要求人们坚定自己的意志，保持志气的专一，以此去存养浩然之气。他的“持志养气”之说与墨子“勇志之所以敢也。”论断相一致，充满着一股豪迈英雄气概，它势必激励自我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穷且益坚，树立自强不息的坚定信念，从而对人立志成才、淬励功夫、修养德行大有裨益。程颢借鉴了孟子养心、养气、寡欲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养志率气”之说。他说：“志可克气，气胜则愦乱矣。今之人以恐惧而胜气者多矣，而以义理胜气者鲜也”程颐讲“率气者在志，养志者在直内。”志可克气、可胜气，但并不是要去气，而是借助于养志用义理涵养气、统帅气。朱熹在《孟子序说》中接着讲：“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明确肯定了孟子的“养气”论。显然，程朱的“养志养气”说既可激发人培育浩然之气的兴趣，又可为人培养形而下的勇气提供一条可行门径。尽管孟子把气看成比志低一层次，但是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毕竟通过自身的修养工夫包含至大至刚、直养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等丰富的道德内涵，只有善养浩然之气，才能生成孟子所言的大丈夫气概，才能做到不动心，因而它虽然比“勇气”涵盖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阔大，但内在地包括刚勇之气，正如程颐所言“浩然须要实识得他刚大直，不习无不利。” 至于“勇德”，历代儒家并没有提出和阐发这一范畴，但是从上面对勇所需要具备的基础和条件当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确如潘小慧所言“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和“勇力”为轻，所谓“勇德”是建立在勇气的基础之上，它必须有仁有义，必须合礼合智，必须明耻知耻，只有在某种高尚信念和崇高道德动机推动下所展现出来的无所畏惧行为品质，才算是勇德。不过，先秦孔孟荀儒家从伦理本位主义出发把“勇力”限定在非道德范围虽然有助于厘清什么是真正值得提倡的勇德，而且中国伦理史上其他学派也显示出轻视“勇力”的共同思想倾向，如《庄子·盗跖》说：“勇悍果敢，取众率兵，此下德也。”《吕氏春秋·论威》讲：“勇，天下之凶德也。”但是如果一概否定“勇力”就失之偏颇。因为它终归是勇德的基本前提。许慎《说文解字》就把“勇”解为“气也，从力，甬声。”——气与力是勇的有机要素。其实，勇不仅可以表现为一种如同蛮力之类的物质性力量，同样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性力量。 儒家不但阐发了勇力-勇气-勇德的义理，还对勇的类型作了明确的等级区分。在《论语》中尽管从精神实质上孔子提出了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野蛮之勇与义理之勇的分别，但看不出孔子对“勇”进行了自觉的鲜明的分类，不过饶有兴味地是《庄子•秋水》引述孔子的话说： 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此处表明孔子根据职业的不同对“勇”做了特有的区分。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孟子明确地划分了勇的不同类别，他不仅讲述了曾子曾经听到过孔子说过“大勇”，还在同齐宣王对话时基于民本主义的价值导向进一步论及了“大勇”与“小勇”：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不难看出，孟子继承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古圣先贤崇拜传统，推崇文武之道，为此他劝说齐宣王不要喜好“一人衡行于天下”这样的“小勇”，并鄙夷不屑地将之视同为“抚剑疾视”之类的匹夫之勇，而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文王之勇和武王之勇提升为“大勇”层次。 荀子的勇论继承了他惯用而擅长的类型学分析方法，对“勇”的类型做了更为精细、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刻的梳理。一方面，他把“勇”细密地分成“上勇”“中勇”和“下勇”三个层次：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由上可见，荀子所说的“上勇”基本特征就是不媚俗、不屈从，能够独善其身，勇敢前行，以仁义作为追求贫穷富贵的取舍标准；“中勇”是能够做到举贤荐能、重礼轻财、恭敬待人；而“下勇”则是爱财如命，不问是非曲直而争强好胜。 另一方面，荀子鲜明地把“勇”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四种类型：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强），恈恈然唯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虽然荀子似乎有把“勇”泛化之嫌，因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实为假勇，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真勇。但是他立足于义利关系和公私关系维度对勇进行的类型分析，对于科学把握勇的内容和形式还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实际上，无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还是小人之勇，其外在表现虽然有所不同——王先谦诠解道：狗彘勇于求食、贾盗勇于求财、小人勇于求暴，但本质上三者同属一个类别，都不过呈现为唯利是图、无廉耻礼让之心、贪生怕死。而荀子对士君子之勇的推崇则充分体现了他一贯持有的“隆礼义”思想主旨，在他来说，士君子之勇正是一种义勇，它追求人间道义，因此不畏强权、不怕牺牲。 四、血气方刚：勇的价值与培育 由孔孟所阐述的智仁勇三达德、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折而不挠、杀身成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中庸》所讲的“知耻近乎勇”，荀子所说的上勇中勇下勇、重死持义不桡、行道有勇等勇论，蕴含着提倡勇敢的传统合理基本价值导向，它对于古今中国人勇敢精神的发展和勇者人格的铸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多种影响。 一是形塑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品格。在孔子见危授命、杀身成仁，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疲乏其身”和《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身强不息”等勇德思想的教育、感化下，中华民族表现出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知难而进、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正是在儒家智仁勇“三达德”理念的不断熏陶和教化下，中华民族以富于勇敢献身闻名于世，勇敢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性格和气质不可或缺的要素。孟子所倡导的“浩然之气”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共同的情感诉求，成为近代中国人不畏强敌、抵御外侮、反抗强暴的民族气节。曾几何时，《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抵抗强敌，作为国歌感召着中国人艰苦创业、英勇杀敌，推动着广大民众克服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 二是锻造了一大批坚强不屈、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顽强的志士、仁人、勇士，一大批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民族英雄。见义勇为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历史上不仅涌现出无数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的道德楷模，尤其是孟子提出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更是教育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智，促使中华民族涌现出像苏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培育了不畏权势、以德抗位的谏臣忠臣，塑造了一大批奋不顾身的水火烈士和钢铁战士。 三是将继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资源。泡尔生认为：“我们的整个文明教育和军事教育都不适合于产生这种个人勇敢，这些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纪律，即服从；这种服从在一定程度上是勇敢的对立物。”殊不知，也许那种尚武的勇敢德性在以和平、发展和合作为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会使其重要性减弱，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个人不再需要勇敢这一道德性规范和崇高人格品质，且不说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可能遇到暴雨雪、地震、病魔等自然灾害，也许会碰到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就是在国与国之间也还会产生文明的冲突、外敌入侵、金融风暴等艰难险阻，这些正需要发扬儒家百折不挠、见义勇为、一往无前、顽强进取等勇德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弘扬和培育勇敢精神，大力倡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80年邓小平曾概括提炼并要求发扬“五种精神”——革命加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1996年江泽民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基本内容的伟大民族精神。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注重勇敢精神的倡导和勇敢人格的培育。2015年10月30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拓宽视野来看，这一指示精神在全社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共和国所有公民，都应当培养坚强不屈、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血性人格。要塑造知仁勇三者兼备的理想人格，尤其是要培育健全的血性人格，无疑一方面要传承革命战争年代经过战火考验的红色基因，要弘扬先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应当批判性地挖掘和继承儒家勇论这一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和精神滋养，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和道德建设要求，把勇敢纳入基本价值观体系中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有益补充，并从多个方面实现传统儒家勇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其一、培养敢作敢为和中道而行的品性。孔子创设的“勇者不惧”理念至今仍然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辉，它将为培育血性人格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其见义勇为的道德命令同样会激励人们以血性意志去战胜任何痛苦、困难和危险，做当为之事、行正义之举。这些无不启示我们，要教育大家明白如果想做一个有血性的人，就既应克服自身的恐惧、懦弱心理，做到勇而不惮、勇而不惧、嫉恶如仇，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大敌当前、危险临身时不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又应当锻炼出刚毅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概敢说敢做、见危致命，同一切艰难险阻勇于作斗争。与此同时，儒家勇说还揭示了血性之勇既不是胆小、懦弱也不是鲁莽、冲动，而是理性审视前提下的果敢，因而当今血性品质的塑造必须把中道原则融入到人的血性命脉之中，防止过与不及，从而引导每一个人既不做懦夫、软虫又不做莽汉、冒失鬼，而做一个真正的钢铁勇士和铮铮硬汉。 其二、夯实有助于生成勇德的伦理基础。儒家勇论深刻阐发了要养成血性品格，就应使人具备仁义道德，做到勇而有礼、好学知耻，用相关德目节制勇，以培植勇所要求的伦理基础和心性条件，使勇变成纯然善的。为此，应当加强社会规范内化和中华礼仪教化，防止人的行为为逞勇、好勇而失规、失范、失序；激发人的求知欲望，大兴好学之风，在“知行合一”的追逐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提高人勇敢行动的道德知识智慧和道德判断能力；培育人的羞耻之心，教育人学会知耻明耻，培养明荣知辱、知耻后勇、勇于雪耻的精神品格，提高人勇敢不惧、可杀而不可辱的心性力量；大爱无言、大爱无疆的时代召唤，要求我们扬弃儒家仁爱情怀，剔除当中的亲疏差等之别等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泛爱众、推己及人等优秀特质，教育人们不能患得患失，而要以一种大爱精神为民族、为国家、为他人拼搏进取、奋勇争先、以身殉道；传承儒家义勇结合的思想传统，锻造刚强好义的个性、忠义赤诚的性格和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塑造强烈的正义感和尊严感，造就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鼓励人们为真理和正义事业而献身、而奋斗、而拼搏。 其三、培养层次有序的血性人格境界。拿破仑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培育新型血性人格，就要将利剑和精神加以熔铸，克服掉身上固有的戾气、侠气，培养敢于亮剑、勇于牺牲的铁血精神和博大勇气。养育当今中国人的血性人格，还应创造性地转换勇气和勇力，吸收儒家所批判和否弃的血气之勇的合理成分，通过持志养气、集义致道、清心寡欲等修身工夫，实现同道德理性相结合，使之升华为洋溢着理智光辉、坚强意志、友善情怀的血性之勇，着力培育“仁且智”的勇者风范。坚持道德的理想性和层次性统一，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人群、不同精神境界提出相应的勇德要求，建构既使每一个人“可使有勇”又包含上勇、中勇和下勇的特色鲜明、风格各异、层次有序的社会主义勇德体系，尤其是要注重培养儒家所大力倡导的义理之勇和士君子之勇。毋庸置疑，培育革命军人勇冠三军的血性品格、造就一支敢打胜仗的义勇之师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前血性教育的重点，但是，鉴于国内外各种风险无时不在和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存在血性不足的现状，因此必须上升到全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倡在所有人群中进行广泛的血性人格培育。 原载《理论学刊》2015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