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 近代以来，出于对自身传统文化信心的丧失，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否定倾向，发展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基本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态度是全方位的，从语言文字、到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然而，最为显在的表现是礼仪系统的废弃。 固然，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各个朝代中每个皇帝也都有自己的年号。因此，民国取代清王朝，做出相应的改变，包括礼仪和服饰。这都是能够理解的。由共和制政治取代帝王体制，有些政治礼仪被放弃属于必然，比如对皇帝所行的跪拜仪式对于共和制度下的政治领导人，也肯定不合适。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的日常礼仪上的变革，将西历公元作为国家的纪年，行握手礼，这样一个体系的变化构成了民国以来礼仪的一个基本方向。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与自身的传统相脱离。其实，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政治家发现这样巨大礼仪的改变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所试图进行一些修正。比方说像戴季陶，在重庆还曾组织了一个礼仪重建的讨论机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讨论的记录：《北泉议礼录》。当然由于社会的动乱，那些关于礼制改革的讨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1949年以后，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理论层面，强调传统观念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采取了比五四更为激烈的文化层面的自我否定态度。体现在礼仪层面就事变得更为简化。在提倡新的生活方式的口号下，传统的生活礼节被进一步的废弃，有一个名词叫“破四旧”。在这样的口号下，很多传统的礼仪被归入到封建的、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一倾向在礼仪层面导致了三个很重要的结果：政治礼仪的西方化和苏俄化、社会礼仪的粗鄙化和私人与家族礼仪的简慢化。这样三个变化导致社会格局某种层面的“意义的丧失”，重演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概括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们的礼仪也在做一系列的恢复。首先，我们也注意到在政治礼仪制度方面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而一些更具人情味的仪式也逐步形成，比如重大灾难期间，国家领导人的集体默哀仪式。前些天我们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中国新任的领导人要向宪法宣誓，这样一个国家礼仪的重构，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重构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化、苏俄化的影响，但是人们最起码已经意识到礼仪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对于传播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系统的重要意义，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为什么礼仪如此重要呢？我作一个简略的分析，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每个社会正常运转主要要三种资本构成：一种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资本，另一种是人力或者人才的资本，第三种就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了社会共识，没有被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其显在的表现，比如像符号系统。另外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资本，比如价值观，文化的认同感等。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礼乐文明有特别大的关系。 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而并非仅仅关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呢？社会资本其背后运营的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理性的选择，简单地说理性就是一种是否有利的判断也就是说有没有好处？落实到礼制，那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过着礼乐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好处？第二个方面就是制度建设，我们礼仪的，或者是其他规范的建设需要有一套形式化的系统。这套形式化的系统，就是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化的建设关涉到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怎样的礼仪系统？建立一套怎们样的制度体系？才是真正符合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礼乐生活肯定比没有礼乐的生活更有秩序、更为舒适。其此，对于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礼仪系统的问题，仔细思考一下也不难发现答案，任何制度都要建立在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传统的基础上。西方人谈的比较多的是宗教的传统，而在中国没有一个类似的体制化宗教传统，中国人生活的价值基础就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的社会想要持续发展，想要摆脱那种粗鄙化、简慢化的生活方式，过上一种雅致的生活，进行礼仪秩序建构是必须的。这样的认识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有很多的讨论，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早就有人说了，我们最熟悉的荀子在讨论礼的时候说礼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所谓的“天地生之本”，就是我前面讲的神圣性也即意义系统。所谓“先祖类之本”，就是家族礼仪和个人对自己祖先的态度，知道自己的来历并构建出的一套祭拜系统。所谓“君师治之本”则比较接近于社会规范和社会礼仪系统方面的内容。 正因如此，中国人重建我们的礼仪系统，也理应从三个方面来建设：一是重建中国的家族礼仪，所谓重建中国的家族礼仪，其着手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古代就呈现出南北不同的倾向，如果有机会到潮汕地区去看一看，我们会发现宗祠在那个地方仍然是个“活体”，它仍然继续活动，并产生新的“活体”，比如说城市祠堂的产生，这是中国在进入城市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祠堂系统。中部地区，如浙江江苏一带，现在所有的祠堂也都恢复了，但这种恢复是以文物的方式展开的，只是存在这样一个载体但还没有相应的活动；而北方可能相对滞后一些。家族祠堂应是重建家族礼仪的重要载体。 第二个是婚丧嫁娶的礼仪制度，近年来我们对此类礼仪进行了一些实验，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化倾向严重，如张祥龙老师、朱杰人老师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但他们都是比较个人化的尝试。那么，如何有一个制度性的尝试呢？我们都知道，礼乐文明的建构其实是试图将个人化的尝试加以规范、加以系统化的过程。第二是社会礼仪的建构，现在看来社会礼仪的建构还比较复杂，因为社会礼仪方面，我们毁坏的是最严重的。如我们现在见面行礼都十分混乱，像有西方式的握手，有传统式的作揖、拱手礼。这种混乱的现象给我们造成困惑，就是我们的社会礼仪究竟应该怎样重整，这个不像个人和家庭礼仪可以靠私人完成。社会礼仪则要靠体制的力量，靠国家的力量。 其实，社会礼仪的重要性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社会礼仪培养的是人的规则性，就是所有社会成员要遵守某种社会规则。 第三个是国家层面礼仪的重构，国家礼仪其实影响是最大的。我们知道现在国家正对不少礼仪进行建构，包括我们明天要举行的祭孔礼仪，还有各地的祭黄帝，祭大禹等各种各样的祭礼。正如前几个月我和杨朝明先生都参加了祭孔礼制改革的讨论。具体到今天我们举行礼仪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有国家节庆日期的选择，有些是传统节日，当然比较简单，而一些新的节日还是要充分考虑其历史文化的因素，比如争论很大的教师节，我们为什么要选择9月10日，很多人都不知道，恐怕也难以做出解释。传统节日的礼仪内涵也需要丰富。比如，端午节被韩国人申请到端午祭，是因为我们对很多传统的节日已经没有相应的礼仪和形式支撑，所以，许多节日被退化为“食品节”。 最后，对于孔子研究院要成立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我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我更希望的是礼乐文明的制作、设计和推广的中心，而不仅仅是研究的中心。因为礼乐文明更重要的是行为的准则，它的意义系统固然重要，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现状下，制作、设计和推广更为重要。而这方面，由曲阜的孔子研究院来实施是十分合理的。曲阜为什么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我也做一个简单的比附，我前一段时间去了韩国的安东，安东被称为韩国的精神首都，在我看来曲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首都。在历史上，中国的制礼作乐大多时候都是由曲阜这一带的人做的，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其次，中国的孔子研究院坐落在曲阜，但它的行为有全国性的意义，所以由曲阜进行现代礼仪的设计、推广，是名正言顺的。我希望我也能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为礼仪的制作、设计和推广奉献自己的力量。  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 本文系作者2016年9月27日在“孔子的世界”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暨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仪式上的发言。（文章来源：凤凰国学 2016年10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