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经典，复兴中华文明 作者：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原道》第29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初十日丙申 耶稣2016年7月13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下午好！ 经过两天紧张的论文宣读与讨论，我们这次“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论坛”马上就要结束了。通常在学术会议结束之前，要在闭幕式上做一个会议综述，但这次我放弃了做综述的想法。本来经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知识领域，涉及到两千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经典、各种各样的流派。事实上，为我们这次会议提交的六十多篇论文，广泛涉及到从先秦到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学著作、人物和流派，特别还包括经典诠释学和东亚经学等等。这么丰富的领域和成果，我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在这里做综述。 在今天的闭幕式上，我想重点对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再做一点发挥。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个会议的议题，是因为当代中国正在兴起一种经学热，我认为正在兴起的这种经学热有非常重要的含义，许多中外学者也非常敏感地发现到了这一点。 确实，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教育界，应该说是整个社会各界，开始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关注，形成一股重视中国经典学习的思想潮流。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面对全社会的经典学习热潮，应该要有这样一种文明的自觉，应该积极参与、引导这一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文化思潮。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文化思潮，放到我们更大一个历史背景下来作深入思考，就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需求。 大家知道，21世纪的世界，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很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都在思考21世纪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我们已经在国际的舆论界经常听到相关讨论。当然在中国国内，我们会感到中国在崛起当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有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等各种各样问题，我们经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其实不管我们面临有多少问题，应该说从世界大局来看，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能够改变未来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个事实。所以说，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 但是，我们更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21世纪的中国崛起，究竟仅仅是一种富国强兵的的国家经济体崛起，或者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意义，譬如说是一种延续五千年历史的独特文明的复兴？我相信，中国的崛起不能够完全理解为中国按照所谓西方发展模式来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是一种带着自身文明因素而实现崛起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崛起不应该仅仅是2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历史事件。我们更加认为，中国的崛起同时也会是一种文明的崛起，是一种延续五千多年而又十分强盛的文明在经过百多年的衰落之后的复兴。由于中国崛起并不是像历史终结论说的那样，靠模仿西方的文化趋向模式来完成，而是带有自身文明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那么，中国崛起应该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的可能性，它会给人类未来发展带来许许多多新的可能性，会产生许多令我们浮想联翩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复兴作为一种全民族的自觉追求，那么，这种文明复兴离不开两点要求：一个是回归中华经典，另一个是重建中华经典学。 我首先讲一讲，为什么要回归中华经典？既然中国文明的复兴，不能够理解为一种富国强兵的追求，而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华民族精神经历了凤凰涅槃之后的新生，同时能够让中国文明为人类的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而支撑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中华传统经典。 我们为什么要回归中华传统经典，这里讲三个理由： 第一，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人文信仰最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民族精神、人文理想，当然全面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各种文献典籍里面，而其中的经典无疑是体现得最集中的载体。这和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古文明均有自己作为文明基础的经典一样。人们发现，人类文明发展很快，经历过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之后尤其如此，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相关的物质文明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类在人文领域方面，两千多年前轴心时期所创造的人文经典，仍然是今天我们精神价值的主要源泉，我们仍然需要从2000多年前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中吸收精神营养。古代西方、古代中国的科学著作现在不值得一看了，但是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人文价值领域，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构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等一些涉及到道德、审美、信仰等人文精神的东西，仍然是今天的人们的思想源泉。但是恰恰近百年我们一直企图中断这一源头活水。由于近代中国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使得我们一直追求一个富国强兵的中国梦。为了追求这种梦想，我们常常会对中华文化的人文经典采取很不适当的敌意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割断了我们的精神命脉和人文根基。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失去更加重要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当代中国出现的很多严重的问题，就与我们失去了人文文化的根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全社会出现的国学热、经典热，实际上都是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冲动。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也包括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想读。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渴求。 第二，从中华文明史的演变来看，也可以发现回归经典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是在全世界延续时间长而一直没有中断的文明，而且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系。比如孔子整理的《五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经典，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价值。西汉确立了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经典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核心地位，为汉唐盛世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西汉对儒家经典的回归，也就没有汉唐盛世的文明。同样，当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中华文明面临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会不会像东南亚一样成为一个佛教化的国家呢？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他们倡导重读经典，通过重新回到经典而复兴中华文明。他们主张回到轴心时代的中华经典，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之学，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新的经典体系，即所谓的《四书》，从而为中国文化又一个高峰的近世文明奠定了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本来就是跟经典的回归和重读有密切关系。 第三，我们以西方文明史为例，同样是可以看到回归经典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16世纪西方文明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格局。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经历了所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样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格局，强势的西方文明一步步将其他文明均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其实，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基础上，而这一系列运动，实质上都和他们回归“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的经典有密切关系。文艺复兴就是回到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艺术、哲学经典，宗教改革就是要摆脱中世纪的教会，回到体现早期基督教宗教精神的《圣经》。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回归经典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所以才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 以上我从这三个方面，说到回归中华经典应该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根本的要求。但是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所以我要讲第二点，就要重建中华经典学，或者说是重建“现代新经学”。 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这些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如何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我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我们一讲经学，马上会想到儒家的《五经》和《四书》，特别是想到《五经》。从事经学史研究的都知道，历史上经学产生时，只有《五经》才是真正的“经”，后来的《四书》都是它的“传”“记”，都是解释经典的。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所谓的“经”实质上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比方说，孔子创立的所谓《六经》体系，实际上是夏商周时期的先王们留下的档案、文献等历史典籍，他们留下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档案、文献，均保存在于王宫里面，而孔子只是从中间挑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作为“经”。他希望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要重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故而从那些王官之学的典籍中间挑选、整理出一个《六经》体系。这个《六经》体系就包含着华夏民族的德治、仁政、太平、协和万邦的礼乐文明的一些基本思想。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体系。这个《六经》体系在西汉成型，成为汉唐文明的经典基础。 宋代士大夫面临如何解决个人生命的精神安顿问题，面临如何解决道德性命的理论建构问题。佛教的最大优势一个是关注个体的安身立命，并且有一套义理思辨的理论体系。这两个优势是原来的《五经》系统比不上的。所以宋代士大夫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经典体系，《四书》体系是宋儒所推动并建立起来的。朱熹为建立这个《四书》体系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上升为“经”。从《礼记》中间抽出两篇，将解释《礼经》的《大学》《中庸》上升为“经”，他认为这个《四书》体系最适合于解决当时时代所赋予他的文化使命。 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应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选出哪些典籍作为现代中国文明复兴的经典？今天假设我们要重新编一套为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经典体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五经》《四书》。其实如果我们要建立合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经典体系的话，不应该局限于历史上的经典，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而重建经典体系。当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包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明问题、环保问题、宗教问题等等，我们需要从轴心时代先哲们所创造的文化典籍中寻找有普世意义、现代价值的人文智慧。历史上孔子和朱子对经典的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孔子要解决时代大变革所需要人文价值，需要在三代文献档案中寻求那些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价值和意义的文献，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建构新文明的经典。朱子以《四书》为经典的做法曾经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他以《四书》为经典是从文化建设、思想建构的需要考虑的，新经典体系的建立必须要能够完成文化建构的使命。所以，他们以儒家的子学、《五经》的传记之学文献组合成新经典体系，就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学习的。 当代中国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可以实现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时代。也就是说我们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应该不再以“三代”圣王为标准，我们除了充分考虑轴心时代的先哲所创作的著作外，但也可以延续到汉唐以后，只要是能够既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价值和意义的文献，都可以进入到中华经典体系中来。第二是超越学派。中国古代的经学，在经史子集里面只有儒家的经典才是经学，其他各家各派的都不是经学，而是子学。如果我们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经典体系时，只要具有普世意义和现代价值，均可以成为当代中华经典，所以我们应该超越学派，应该从中华民族无限丰富的典籍里，寻找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华文明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经典体系。虽然我主张上述重建新经典体系的两个超越，但是我仍然坚持这样的价值立场：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和现代需要来看，儒家典籍仍然是中华新经典体系的主体。 第二，仅仅是建立新经典体系还是不够，朱熹选了《四书》，如果他不做出新的诠释，是不能解决文化发展、文明建构问题的。所以，我们选出新的经典体系来，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诠释。朱熹在读《四书》的时候，他所处的宋代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必须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打通古今的隔阂、对立和紧张。严格说，我们当代人重读经典的时候，所面临的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朱熹。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确实需要在重新选择经典时重新诠释经典。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这种对话能够实现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人文信仰、人文理性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 这次会议在岳麓书院举办，岳麓书院正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以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教学为中心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在历史上就承担了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两位经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会讲，就是讨论新经典《中庸》中“已发”“未发”等“心性”的一系列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典里面的学术问题，也是宋代学人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建构问题。在面临佛教挑战的文化危机、异族入侵的政治危机的时候，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新经学解决这些严峻问题。所以，他们完成重读经典、建立新经学历史使命。岳麓书院在今天能够举办此次会议，这么多学者汇聚于此，我们希望，正像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曾经为中华文明、中国经典的回归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今天我们也盼望岳麓书院和全国的学者一道，在中华文明复兴的特殊时刻，重新回归中华经典，重建现代新经学。 注：本文系作者在岳麓书院举办的“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论坛”所致闭幕词，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