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政权合法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认同 作者：苑青 张宏斌 来源：《原道》第29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初二日戊子 耶稣2016年7月5日 【作者简介】 苑青，河南省司法系统工作人员； 张宏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哲学博士。 内容提要：鲜卑拓跋氏集团建立的北魏政权，从拓跋珪笼络汉人士大夫、仿中原政权体制定鼎称帝，到拓跋嗣、拓跋焘基本奠定疆域版图，在朔北地区与汉族豪强共治天下，再到文成、献文帝休息守成、巩固帝国体制，基本上将汉化一步一步推向了深化。进于孝文帝时期，则是汉化的高峰，文物冠冕、政治体制、语言服饰、婚丧嫁娶、姓氏族属，无不参照中原制度。故文中子云：“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 关键词：汉化 政权合法性 文化主体性 北魏孝文帝 中国之道 一、去夷即华，易姓建都：从平城到洛阳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历代均有论者予以关切。我们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关键之处，或曰分际最明显之处，莫过于将统治中心由边塞平城迁至中原洛阳，至于其他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汉化措施的制定、颁布，则均在定都洛阳之后。那么，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迁都洛阳对孝文帝意味着什么？诸家对此均有所论说，大致看法有以下几种： 1.躲避柔然的军事威胁。在北魏势力逐步发展的同时，北面的柔然也日渐壮大起来。柔然本是中国北部东胡宗的一个少数民族，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檀檀，是鲜卑拓跋部的一支，早期在政治上附庸于拓跋氏。拓跋珪南迁平城后，柔然居于阴山一带。5世纪初，其首领社仑迁到漠北，合并附近诸部组成联盟，自称豆代可汗。北魏道武帝曾对尚书崔宏说：“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来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这种边害就是不断发动对北魏的攻伐，成为北魏边防的一大威胁。据史载，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社仑乘道武帝出征之机“犯塞”；天赐三年，又“寇”魏边；献文帝皇兴四年，再“犯塞”；孝文帝延兴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太和十四年，柔然的地豆干“频犯塞”。到了太和十七年，高车族南攻柔然，得其故地，柔然益更南徙，更接近平城，拓跋宏派遣阳平王等率数十万骑北拒，值大塞雪，魏人死伤甚多，如果坚持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为了长远计划，拜托柔然的威胁，迁都洛阳成为选择。[1] 2.加强镇压人民起义的需要。都洛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地区的人民起义。自北魏统一北方以来，各族人民就进行不断的起义反抗。从孝文帝即位之年到太和十七年十二年间，据《魏书》记载：延兴元年，九月有青州高阳封辩为首的起义，十月有曹平原为首的石楼堡起义，十一月有齐州平陵司马小君为首的起义；延兴二年，有光州孙晏为首的起义；延兴三年十二月，有齐州孙晏为首的起义；延兴五年，九月有洛州贾伯奴为首的起义，同月有豫州田智度为首的起义；承明元年，有冀州宋伏龙为首的起义；太和元年，正月有秦州略阳上元寿为首众至五千余家的起义，十一月有怀州伊祈、苟初为首的起义；太和五年二月，有平城沙门法秀招结奴隶策划起义；太和十三年正月，有兖州劳山王伯恭为首的起义；太和十四年五月，有平原郡沙门司马惠御为首的起义……。这些起义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各省。对于不断涌起的人民起义，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减轻租调外，必须将首都迁至关内，以便更好地“镇压”，更好地巩固鲜卑拓跋族的统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区的中心——洛阳，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2] 3.洛阳是正统的象征。《魏书·任城王传》附子澄传记载孝文帝迁都时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陈寅恪先生以为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光宅中原，是因为崤函为帝宅，河洛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汉化，便须离开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阳去。此外，如拓跋澄所云：“伊洛中区，天下所据。”要“制御华夏，辑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阳去为好。[3] 但从事实来看，观点1并不成立。北魏政府为了防御柔然入侵，在北边修长城，设重镇，派重兵把守，同时不断出兵进攻柔然。特别是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和449年两次北伐柔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俘获柔然成百万人口、牲畜和大量辎重，柔然首领吐贺真率残部“远遁”，“怖威北窜，不敢复南”，“焚庐舍，绝迹西走’，柔然实力大损。从此，柔然政权开始走向衰落。孝文帝即位后，柔然政权派使者到北魏朝贡，并请婚，但被拒绝。太和元年，柔然又向北魏朝廷献良马、貂裘，朝贡请婚。孝文帝为了招抚柔然，答应其请求。迁都前，柔然向孝文帝朝贡有史可考者有九次。迁都前一年，孝文帝趁柔然内部分裂之际，派遣解律桓等十二将率七万骑兵北征柔然，再次给柔然以沉重的打击。此时，柔然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政变，相互残杀争夺王位的斗争更为激烈，柔然势力进一步衰落，基本上失去了大举犯塞的能力。另从孝文帝对北边六镇防务的不重视，也可从侧面说明，在迁都前，孝文帝已基本上不以柔然为意，在他与臣下多次讨论迁都的过程中也从未提及柔然的威胁一事。 观点2也不成立。在迁都前，的确爆发过各族的反魏起义。但是，从延兴到太和年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逐渐趋于缓和。从太和元年到十七年迁都前，有史记载的起义共十三四次，其中有两次为沙门起义。而太和九年均田制颁行后，一直到迁都仅仅发生起义四次（含两次沙门起义）。太和十一年，北魏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出现饥民，但未爆发起义事件。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些起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是地方性的，往往是起义不久，旋即被北魏地方官员镇压下去。可以说是随起随灭，影响不大，根本未危及北魏的统治。而且从孝文帝与文明太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镇压也不是其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再从孝文帝在迁都后致力于汉化改革和南伐萧齐、立志统一的事实来看拓跋宏也没有把为镇压各族起义作为其迁都的主要原因。此外，明元帝时迁都之议被否决，文明太后听政近二十年，也从未提出过迁都中原。直到她死后，拓跋宏独掌朝政时，才决定将都城迁到中原。为什么在各族起义规模比较大的明元帝到文明太后这五十年中不迁都中原，反而在各族反抗斗争有所减弱的孝文帝执政时才向南迁都呢？为什么从起义多的北方迁都到起义少的中原？南北都是北魏的领土，难道只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各族人民的反抗，就忽视对广大北方各族人民反抗的镇压吗？[4]由此可见，观点3认为洛阳是正统的象征固然未错，但犹未尽意。 二、垂拱责成，振网举纲：都城迁移的个中因素 考察孝文帝迁都的真实原因和最终目的，就会发现孝文帝迁都是势之使然。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所处的态势使得迁都是不得不为之事。拓跋氏自从天兴元年迁都平城，建宗庙、立社稷，仿中原王朝草创帝国以来，简拔汉人，革新朝仪、律令、音乐等制度，后继来者日臻完善各种典仪规章。随着疆域的扩张，各种矛盾日渐凸显，汉族士大夫与拓跋贵族冲突不断。随着征服区域扩大，人口急剧增长且复杂化，农田耕作逐渐取代放牧牲畜成为北魏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黄河流域基本被征服后，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在原有基础上寻求新的统治方式。汉族世族豪门组织的坞壁星罗棋布，占有大量的土田和农民，事实上统治着朔北地区，其既得利益自然得以维持。汉化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汉族士大夫的利益，而农耕文明渐渐代替传统的游牧作业，实质上取消了拓跋贵族的生存之基，汉人与拓跋氏的利益分割出现了纷争。新晋贵族，无论是汉族士大夫还是拓跋氏族，与旧势力的矛盾一再扩大，直至不可调节。如拓跋珪在旧势力的干扰之下恢复鲜卑族的西郊祭天，拓跋焘时期的崔浩之死等。为了保持长久的统治，维持帝国秩序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出走旧贵族势力笼罩的平城，寻找可以平衡帝国内部利益和维持双方均势的地方，迁都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平城偏处中国西北一隅，鲜卑拓跋氏崛起初期犹能适应其发展所需，但随着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大面积地区被征服，拓跋氏的势力已经触碰到黄河以南的广大区域，平成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已经不再适宜，遑论成就孝文帝一统中国的梦想。北魏统治地区的扩张，改变了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跃居显要地位。“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成为一以贯之的国策，大部分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作为北魏京都的平城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这一带的农业本来就不及中原地区，又屡次发生水、旱、疾疫诸灾，情况更为严重。[5]如孝文帝承明元年牛瘟，耕牛死亡过半。太和二年“夏四月，京师旱”。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原一带气候温润，适合大面积的农业耕作，能够为帝国的存续提供长期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了政治中心不得不随之转移的趋势。[6]不仅如此，洛阳可以通漕运，联达四方。据《魏书·成淹传》记载，高祖幸徐州时，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但淹以黄河峻急，怕有危险，乃上书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洛阳能通四方之运，关系到军国大计。[7] 其次，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完成其一生志业之关键。《魏书·任城王传》附子澄传载：“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说迁都成功是其事业成功的话，显然不足以解释孝文帝来洛阳之后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可见孝文帝的事业远不止此，理想亦不在此。实现其理想，或言其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迁都于洛阳。可以说，原来的首都平城不足以完成孝文帝的心愿。 那么，从平城施政的阻碍因素为何呢？ 以历史来看，首先是冯太后卵翼下的压力。皇兴五年八月二十日，孝文帝受献文帝禅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当时只有五岁，由其祖母冯太后“躬亲抚养”，《魏书·文明皇后传》载：“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和十年，拓跋宏亲政临朝，但事实上最后的决定权仍在文明太后手中，“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冯太后甚至曾想废掉孝文帝。《魏书·高祖纪》载：“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冯太后不仅干涉了皇位的废立，而且培育大批的亲信，这批亲信是一个唯冯太后是瞻的宦官集团。史载“后性严明”，对于阉宦这帮人“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其次是保守顽固派的阻力。学者逯耀东曾说：“从太和十二年到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孝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并且在改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连串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决定。他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后来所以匆匆南迁，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对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8]迁都洛阳在实际上是突然做出的举动。太和十五年起，孝文帝在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同年四月，孝文帝下令“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同年七月，又将原位于城内的道坛移置于桑干河南岸，改名崇虚寺；同年十二月，将社庙迁至城内。太和十六年二月，孝文帝令李冲主持修建太极殿，改变此前“宫室之度，颇为未允”的状况，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同年十一月，太极殿建成，殿东、殿西两侧各建一堂，且“夹建象魏”。与太极殿同时改建的还有平城乾元、中阳、端门、东西掖门、云龙、神虎、中华等门，“皆饰以观阁”。这一系列营建工作，意在将平城建成一个万国俱瞻的文化中心。《魏书·蒋少游传》称建太庙、太极殿前，长于建筑的蒋少游曾奉命“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据《南齐书·魏虏传》，太和十五年，蒋少游副李彪出使南齐，亦负有观摹建康“宫殿楷式”的任务。改建后的平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孝文帝的意图，新的建筑都是按“古制”，至少是按魏晋制度修建的。太和十年即已着身的汉魏衣冠，新建的古制殿堂、加上与之相配合的一套繁文缛节，完全将孝文帝打造成了一个万邦朝觐的天子形象。平城也完全是按照首都的范式修建，迁都洛阳可谓突然之举。[9] 匆匆南迁是由于北方保守势力对孝文帝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何德章先生也有此种看法，他说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损害了“保守势力”的实际利益，他们对改革的“阻力”或“压力”促使拓跋宏不得不迁都。太和十四年孝文帝亲政后，开始进行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这些措施严重地损害了旧贵族的权益，自然激起他们的阻挠。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太和十五年起的重定祖宗庙号及官制改革。据《魏书·序纪》记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北魏初创，追尊先世二十八位部落首领为帝，其中三位记有庙号，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太祖”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和“高祖”昭成帝什翼犍。同书《礼志一》称拓跋珪初年，“又于云中及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按中原王朝天子七庙之制定庙号，以拓跋力微以降七位首领为祖宗，实质上极大程度上维护了草原游牧时代部落大人的政治权利，使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政权中的贵族。魏初所定封爵制度规定：“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异姓”得以封王者多为昔日部落大人的后代，他们构成了北魏前期统治集团的骨干。《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五年“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十一月，“迁七庙神主于新庙。”同书《礼志四》记孝文帝诏书说：“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孝文帝确认创立北魏政权的拓跋珪为太祖，立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等六庙，并确定其庙号，还为自己虚设一庙，以备七庙之数。这样，“宗室”的范围大大缩小，主要目的是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彻底摆脱部落遗俗。《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载：“制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这里的“太祖”当然指的是新近尊奉的拓跋珪，根据这一命令，非拓跋珪嫡系子孙而拥有王公、侯爵者，皆降等而授，其政治地位较之宗室诸王自然降低。同书《官氏志》称：“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消其世袭性的军号，彻底否定了他们世袭领民的特权，因为拥有高级爵位和世袭军号者毕竟以他们居多。这自然激起了他们的反对。《魏书·元丕传》载：“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者，虽较于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元丕为原“太祖”拓跋郁律后裔，因功封东阳王，及改降五等，改封为平阳郡公。 还有官制改革。太和十五年十一月《魏书·高祖纪》称其月“大定官品”，同书《官氏志》又记同年十二月，“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置散骑常侍、侍郎，员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改立诸局监羽林、虎责。”同时开展了对官员的考课。《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戊寅，“考诸牧守。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而对鲜卑贵族触动最大的则是贯彻的“职司有分”和文武分途原则。“职司有分”，即强调政务须由皇朝官员处置，禁止鲜卑贵族按旧习以“国之大姓”或“国人”身份加以干预。《魏书·官氏志》称：“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帝室）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同书《礼志三》载太和十五年十月，将移祖宗神位于新建成的太庙，太尉元丕奏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于移庙之日，须得国之大姓，迁主安庙。神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预。臣昔以皇室宗属，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按新定庙号，元丕引“先朝旧式”，声称应以“国之大姓”主持迁庙仪典。孝文帝则言：“先王制礼，职司有分。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所司，惟赞板而已。”强调“职司有分”，“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为其职司所在，当然可以参与其事。“北人”知书者其时不多，大多数仍习惯于马上驰聘，为了实施“文治”的理想，孝文帝又严禁武人授任文官，这项措施使得大量鲜卑武人失职。《魏书·元澄传》说：“（吏部尚书元）澄铨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冗散无事”的“旧臣”，多为定官品后的失职者，“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之用”。 改革触碰鲜卑旧贵族的利益，自然招致他们的反对和仇视。《魏书·陆俟传》附孙陆凯传载：“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已，快快有不平之色。”而一系列的改革也遭到破产，《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六年三月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太和十八年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而同书《礼志一》太和十八年三月记“诏罢西效祭天”，未记十六年“省西郊郊天杂事”一事。可以看出，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下令将西郊祭天“旧制”“尽省之”，太和十八年三月又再次下诏罢西郊祭天，说明太和十六年的命令未能得到推行。 总之，冯太后卵翼下的压力以及鲜卑旧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阻碍了孝文帝抱负的施展和理想的达成，移都洛阳之后，起码在形式上得以摆脱了重重障碍，为实现其理想提供了条件，那么不妨究竟一下孝文帝的大“事业”了。 三、经营宇宙，一同区域：孝文帝之“洪业” 《魏书·任城王传》记载孝文帝迁都时说：“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从孝文帝与元澄的对话中，不难看出，拓跋宏迁都是由于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易移风易俗。元澄对答也表明，要“制御华夏，辑平九服”，必须据中原洛阳。 “辑平九服”云云，即是要一统天下，将之纳之于统一的政治体系之内。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孝文迁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盖欲身在近地，经营江左耳，其与卢昶语可见”。《魏书·卢昶传》记载孝文帝对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孝文帝取中原、定天下之心自始至终，“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曾说“朕承天驭宇，力欲清一寰域”，“天无二日，土无两王，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要想将中国统合为一，其根据地平城不仅在地缘上无法达成这种军事目的，且胡人自古以来被视为化外之民，对中原的占领只是窃据，自然更无法满足合法性的要求。洛阳则是“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虽晋末丧乱以来，宫室荒废，不复原貌，但是在民人心中一直是历代正朔象征之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而“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取洛阳，“定鼎河，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是为“光宅中原”找到了合适的理据和地缘上的优势。 《廿二史札记》卷14“魏孝文帝迁洛”条说：“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魏书·礼志一》讲到孝文帝力图抛弃祖宗旧制，实施文治，改变祖宗“锐意武功，未修文德”的一惯作法，“稽参古式，宪章旧典”，使“四海移风，要荒革俗”，“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洛阳之地自是正统之象征，可以为政权提供一定的合法性，为统一天下提供军事的便利，为师出有名找出理据，而“移风易俗”尤为重要。 移风易俗就是改弦更张，稽参古式，宪章旧典，修文德。定都洛阳之后一系列的汉化举措则是文德之修的表现。禁胡服、胡语，着汉服，“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讲汉语，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改其姓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馀所改，不可胜纪”；胡汉通婚，孝文帝纳汉族大姓卢、崔、郑、王四家的女儿为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等。 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化策略和行为措施是孝文帝主动发起的，或言是自觉发起的，迥异于先期的以汉化作为手段而不是对汉化价值的肯定，对汉人知识分子只是利用而不是推心置腹。孝文帝做法和想法的背后是其对华夏文化的真心倾慕和认同。拓跋宏自小就受汉文化的耳濡目染，浸淫很深，《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他尤对儒家经典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魏书·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载：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叡渊明，事超百代，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 对华夏文化的真心认同，而以之移风易俗，孝文帝的目的在于以文治天下，而文治天下想法的背后有其更深层的涵义。北魏立国多年以来，以武力征服为手段，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可谓未暇文教，不修文德。拓跋宏以洛阳为军事据点，以期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和文化上的正统名号，为一统天下做出准备，汉化以及对中原文化的恢复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是对其合法性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在疆域轮廓既定以及视天下如囊中之后，需要在政治上完成文化认同，以期弥合种族、民族矛盾，使之安然生活在一个政治文化融洽的共同体之中。《魏书·广陵王羽传》记载，孝文帝曾对鲜卑人物说：“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若鲜卑族人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后之子孙，不免面墙，言下之意在于如果不能将鲜卑与汉族融为一个政治文化上的共同体，消除彼此的对立和敌视，或鲜卑终将被别人征服、消灭。《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曾云：“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胡越，或者汉人于鲜卑在种族、血缘上显然不是兄弟，孝文帝的“亲如兄弟”，意思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之中，政治上彼此认同，文化上互相尊重，相洽共生而为一体。 四、结语 总之，北魏建都洛阳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权取得正统之象征，进而使伐中原、定一统师出有名；廓清版域，期华夏为一，重新纳中国为一个共同的政治体；修文德、图文治，以中华文化建构共同的文化体。孝文帝目的就在于建构政治文化共同体，是复归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正道的路子。《魏书·儒林传序》载：“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稽明上古，以坟典为据，自然是追慕先王之治，不忘讲道，其道则是千古以来不变的国治民安的道，《魏书·郑道昭传》载孝文帝与诸臣之唱和中有“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尧舜之文德，文王之政教即是道之显现。 【参考文献】 [1] 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评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2期。 [2] 王仲荦：《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均田、迁都、改革》，《文史哲》1955年第10期。 [3]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时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4] 详参尚志迈、赵淑珍：《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兼评王仲荤先生的迁都原因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5] 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评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2期。 [6] 马邦城：《略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制》，《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 [7]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时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8]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4页。 [9] 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