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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渊源甚早。《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公更是注重“敬德保民”，可以说，“民本”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范畴，是“德治”的根本。 周公关于“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在殷、周王朝更替的历史变革中，周公参加并目睹了这一变革的全部历程。总结历史经验，使周公对下层人民的力量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要长治久安、统治人民，首先就要“德治”。《尚书•康诰》中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梓材》说：“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 亦既用明德。”《尚书•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周公正是在总结夏、殷之所以灭亡的历史教训后，提出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这一治国的主导思想。在《尚书•泰誓》篇中，更明确提出“民本”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民意”即“天意”，民为国家之本，治理国家首先必须“德治”。“敬德”即“用德”，统治者首先要修“德”，才能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周公所做到的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德治”理论的开创者，也是“德治”的实 行者，他以自身的品格、能力与政绩，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典范。 孔孟继承了周公的民本思想，尤其是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民贵君轻” 的观点：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章句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章句上》）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 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章句上》） 天下之得失，国家之兴亡，都与是否实行“仁政“并由此导致的民心向背有关，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贵”就是强调得民心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既然“得乎丘民而为天子”，那么，失去丘民者自然应该被废掉。孟子赞成伊尹流放不得民心的君主太甲的行为，颂扬“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义举, 主张凡失之于民者，即使是“继世以有天下”（《孟子•万章章句上》）之君也应坚决废掉。 怎样才能得民心、保民而王呢？孟子认为首先要“制民之产”: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制民之产”就是耕者有其田，有能够维持生存的日用私有财产。人民只有有了土地，才能安心生产，从而维持一般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才不致到处流离作乱。 孟子还将“制民之产”具体化：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言，无失其 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可见“制民之产”包括解决人民的土地、衣食、教育等问题，这同时也是 “仁政”的基本目标。 人民有了田地，可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但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则适得其 反。所以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的思想，来保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 也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孟子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 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在市场储藏货物不征税，对积压的货物则依法收购；关卡上对来往商人只作稽查，不征税；农民只要助耕公田，不另征税；对一般居民，不收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这都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