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孔孟》一文比较孔子和孟子的个性不同，说：“《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并且举例说： 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晳最得他的赞许。而曾晳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影 其实，《论语》中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可能还是有所不同。也许是学生们在编《论语》时，考虑到要展示孔子温良恭俭让的性情和慈祥的圣人风范，孔子某些激烈的一面被有意识地屏蔽。比如说，孔子骂人特别严厉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就由孟子说出来。还有，《论语·阳货》中记的“子曰：乡愿，德之贼也”，也不是完整的话，完整的话要看孟子：“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你看，《论语》删除的，就是前面那句表达强烈个人嫌憎的话。 在某些方面，孔子可能还不如孟子大度。 比如，讲到古代音乐，孔子虽然是《诗经》乐曲的整理者，但似乎对郑卫之音很是戒备。“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并且直接表示了对“郑声”的个人厌恶，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礼记·乐记》有云：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这也应该是孔子的思想。可见孔子对待郑卫之音的严厉，几乎是不给活路的。 但郑卫之音的生命力异常顽强。清代胡夤《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载： 春秋时列国皆好郑音，至以歌伎为赂遗之物，襄公十一年郑赂晋以师悝、师触、师蠲，襄公十五年郑赂宋以师茷、师慧。魏文侯好听郑卫之音，赵烈侯独爱郑之歌者。 与孔子有关的，齐人馈女乐，那齐女乐“皆衣文衣而舞康乐……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让“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让鲁定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的歌舞，固然不一定是郑音，但一定不是雅乐。这些女乐直接导致了孔子离开鲁国。在离开边境的前一晚： （孔子）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厌弃郑卫之音，从他的个人遭际和“春秋时列国皆好郑音”的观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但孟子在这一点上，显然比孔子通达。 《孟子·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 庄暴听说齐王喜欢流行音乐，吓得不敢表态；齐宣王一听庄暴把这事告诉孟子了，他愤怒、紧张得脸色都变了：愤怒在于庄暴泄漏了“国家机密”和他“个人隐私”；紧张在于，他不怕臣子庄暴，但他怕孟子。孟子太方正了，他怕孟子用他的方正来讥刺他。而孟子果然就来了。 对于齐王的愤怒和紧张，赵岐《孟子注》说：“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孙奭疏云：“齐王自孟子问之后，变其常容而有愤怒之色，盖愤庄暴言己之好乐于孟子也。”那么，喜欢音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朱熹说：“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的确，审美活动在传统的政治伦理里，是一种道德生活。一个国君喜欢世俗音乐，在传统的观念里，是不符合其政治身份的。 《战国策》卷二二《魏一》：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沉湎于艺术乃至有艺术天赋的人搞不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很普遍的观点，并且得到了很多验证：南唐的李煜，北宋的赵佶，还有唐代的李隆基——他不搞艺术时，是个好政治家；一旦爱上了杨玉环和艺术，搞梨园歌舞培训班，就搞乱了国家。 所以，田子方待魏文侯的苛刻，是有道理的。魏文侯也为他的爱好和在音乐方面的专业水平认了错。  《战国策》书影 再看下一条，也与魏文侯有关。《礼记·乐记》：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看来他和后来的齐宣王有相同的爱好，就是喜欢世俗之乐，不喜欢古代的先王之乐。注意，他这里讲的“古乐”，其实并非时间概念。因为他拿来做对比的，是“郑卫之音”，“郑卫之音”就不是时间的概念，孔子之前就有郑卫之音，《诗经》里面就有郑卫之音，岂不也是古之乐？所以，与之相对的“古乐”，当是雅颂之乐，相当于齐宣王讲的“先王之乐”，是作为政治的、和礼相辅相成的“乐”，礼乐之乐，《韶》《武》之类，否则何必“端冕而听”。而郑卫之音是相对于雅乐之京畿特色的地方特色音乐，是反映相对于集体生活的个人生活，是表达相对于理性的情感，是呈现相对于政治生活的艺术生活。一句话，它是私人化的、生活化的、情绪化的、审美的，而不是国家意志和集体伦理。 魏文侯在个人生活中，喜欢“郑卫之音”这样的音乐，本来很正常。艺术欣赏就该是欣赏艺术，而不是体验政治。先王的礼乐是政治、文化和伦理，本来就和个人化、审美化的艺术音乐不一样。我们现在也不会在家或去音乐厅听国歌，那得是在严肃的场合，起立恭敬听唱，魏文侯所谓“端冕而听”的。 这个魏文侯也很有意思，他和齐宣王一样坦承，并且他更实在，他是主动说出在自己看来境界不够的爱好来的，而齐宣王则是生怕孟子知道。 我们看看子夏如何回答魏文侯： 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 “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子夏塑像 子夏的回答，很准确地抓住了“古乐”（其实就是先王之乐）的政治伦理内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但这不是“艺术”，不是审美生活，不是人的日常情感生活。他也很准确地说出了“新乐”（其实就是当时的郑卫之音）的个人化、情绪化、审美化特征和情绪宣泄功能，虽然他是从鄙视和否定的角度谈的。 遗憾的是，子夏虽然分清了两种音乐的本质不同及其不同功能，但他没有理解音乐审美功能对于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时代的局限：他那个时代以及他正统儒学的身份，都还不能允许审美性、情感性的艺术独立出来，还不能认识到后者的价值和文化功能，也不能在理论上给予后者以应有的地位。 文侯曰：“敢问何如？” 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德音”和“溺音”的区分，显示出子夏的眼光是相当深刻而精准的。德音者，作为国家伦理和政治之音乐也；溺音者，作为个人情感、情愫、审美之音乐也。质言之，德音的内涵和功能是善和引导人向善；溺音的内涵和功能是美和引领人审美。德音使人“和正以广”，溺音使人“溺而不止”。当然，善中自有那种平和公正之美，美中也自有一种净化升华之善。但子夏充分肯定前者，彻底否定后者。 古典政治学视个人情感为对人的理性的伤害，从而危害政治的崇高和公正。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如此。柏拉图认为政治家的个人情感是一种危险，由此他对“诗人”提出控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这与中国的孔子对郑卫之音的控告，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子夏说魏文侯喜欢的其实不是“乐”而是“音”，而且是“溺音”，就是那种使人沉溺而不能自振、败坏意志和德性的靡靡之音。其实，作为“礼乐”一体化的“乐”，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真正作为艺术的音乐恰恰是如郑卫之音这样立足于审美和个人情感的。“先王之乐”如《诗经》中的“三颂”之乐，其实不是艺术，而是借助了艺术手段的政治，内涵和功能都是政治。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子夏则是把音乐逐出了人类的精神殿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下，齐宣王羞于自己的不好“先王之乐”而“直好世俗之乐”，面对孟子的提问，惶恐又恼怒，就可以理解了。 但孟子很大度，“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喜欢音乐好啊，没关系。但是，王有音乐爱好，音乐给王带来了快乐，那么广大人民是不是也快乐呢？与民同乐是儒家的一大理想。儒家讲社会和谐，讲政治和谐，一个标准就是与民同乐。孟子不反对国君快乐，不反对生活享受，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艺术享受，都不否定，关键在与民同乐，不能一小撮人乐。 《诗经》的乐，孔子演奏过的，那应该都雅化和政治化了，唱法相当于现今的“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一定有风格的不同，而其不同，主要是因为其功能不同。“先王之乐”，是政治，是朝堂之乐，是国家意识形态之乐，本来就不是为了人的娱乐和审美活动创作的。齐宣王的尴尬在于：他作为国家的代表，他的政治身份及与此有关的政治生活，与他作为个人的审美生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本来可以并行不悖，不应该互相否定。但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在古典政治学里，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子夏和西方的柏拉图都不认为它们可以并存于一个政治家身上。于是，魏文侯和齐宣王之喜欢“今之乐”或“世俗之乐”，从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活上看，就是某种道德缺陷了。魏文侯是自我惭愧自己的爱好与古人不同从而产生深深的自卑；而齐宣王则是把他喜欢世俗之乐看成是自己的难言之隐，因为被孟子了解而感到无比羞愧。他们没能分清两者，尤其没能分辨两者的不同从而认识到两者可以并存，这显示出他们的认知欠缺，但也显示出他们的道德真诚。 参考《孟子》中接下来的文字，齐宣王说自己“好勇”“好货”“好色”而孟子一概予以宽宥与肯定，则“好乐”应该也属于此类个人化性情与私人生活领域，本无可厚非。可能是孟子平时太严正，再加上传统上对君王个人审美趣味的道德化政治化要求，齐宣王一听孟子来问，不免紧张惶恐。而他说出“世俗之乐”和“先王之乐”后，孟子为了安抚他的紧张，随口说了一句“今之乐犹古之乐”。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句话，但一直被人们忽略：为什么孟子没有接着齐宣王的定义，说“世俗之乐”与“先王之乐”，而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用了“今之乐”与“古之乐”这样的说法？ 显然孟子也觉得，“古之乐”除了“先王之乐”这样的朝堂之乐、政治伦理之乐，也当有那个时代的“世俗之乐”，也当有那个时代抒发个人情愫、触动个人感受的音乐。“郑卫之音”不也堂皇出现在《诗经》里？孔子固然是“雅颂各得其所”的先王之乐的演奏家和推广者，但孔子不也欣赏当时普通人的日常吟唱而自己常常“和之”？他自己岂不也是每日弦歌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  《诗经》书影 田子方、子夏，他们都没有孟子通达。孟子连齐宣王“好勇”“好货”“好色”都能理解为正常人性而加以宽容，同时将其引导为政治上的亲民便民与平实政治，怎么会计较什么“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孟子不是不分辨“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他只是不计较齐宣王到底是喜欢“先王之乐”还是“世俗之乐”。所以，他用“古之乐”与“今之乐”把这个问题刻意避开了。 不妨看看孟子对国君“好勇”“好货”“好色”等道德问题的大度：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其实，孟子并不是对君主的“好勇”“好货”“好色”大度，他是对人性中的基本欲求大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基于基本人性的政治。作为比较，我们看看作为法家思想基础的“性恶论”，其论证者荀子对人性的态度：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 荀子的观点：顺从人性的政治，是坏的政治。这是他“人性恶”的必然逻辑。而孟子的观点是：满足人民基本人性需求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这恰恰并非他的人性善的逻辑延伸，因为包括“好货”“好色”这样的自然“人性”，并不在他人性善恶的道德人性范畴之内。孟子的这种主张，只能是出于他对普通人民自然本性的理解和同情。在孟子的意识里，国君的道德品行无需绝对纯洁，国君的自然人性不但不是他们执政的问题，反而是他们执政的优势：国君的人性和国民的人性相同，你喜欢的，也让人民能喜欢和喜欢得上，如是，就是好的政治家。按照人性去生活，就是美好的生活；符合人性的政治，就是好的政治。没那么多宏大叙事，没那么多伟大梦想。我们看到他大讲“义利之辨”，但其实，他的“义”，乃是天下之大利，百姓的“利”，就是君主的“义”。他讲井田制，他讲“制民之产”，他讲“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他讲“黎民不饥不寒”，哪一条不是在讲“利”？哪一条不是在讲满足人民的基本生理欲求？ 好高骛远、迂远而阔于世情的孟子，在政治问题上，竟然如此平实。这不是出于他的性善论逻辑，而是出于他内心的慈悲恻隐，出于他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这是真正的圣贤胸怀。 思想家，应该多一点理想，不要太现实。 政治家，必须多一点理性，不能太梦想。 政治不需要千秋伟业，政治家也不需要宏图伟略。千秋伟业是思想家的事，是孔子的事。政治和政治家需要的，是当下的善良。政治的当下善良，是政治永恒的良知，是政治永远的法则。“当下善良”的原则，才能确保政治永远不被野心家绑架，才能保证人民不被政治“合法伤害”。这当下的善良，就是让当下的百姓过他们当下想要的生活。 儒家的“王道”，其实就是“人道”。人道，就是人性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