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分裂——革命党人之排满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转变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４日  革命之义，自古有之。《易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古人唯天道是法，是以天地有革命，人间亦自有革命。 天地之革命，四时代序之谓也，是以人间之革命，则体现为王朝之更迭，以明天下非独一姓之所有，盖于民心向背之际，天命常有流转迁徙焉。[1] 递至清季，孙、黄辈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盖欲藉此以成革命之功也，其实不过踵明祖排蒙元之故智，与王朝更迭之义殆无二焉。 吾国不幸，先是甲午败于蕞尔岛夷，继以庚子之祸难，满人朝廷遂不足以寄国人之望，又值西方民族观念勃兴之时，是以孙、黄革命虽不无吊民伐罪之古义，然其帜之大者，皆在宣扬种族仇恨而已。 至清社既屋，民族革命之义已成，而南北衅端方启，此实汉人之内讧也，犹秦末刘、项之相争，徒资渔人之利而已。且坐视满、蒙、藏、新之分裂，则民族革命之后果，不过致吾中华民族沦入敌手而已。其后，孙文乃倡“五族共和”之说，欲熔五族为一炉，然为时已晚矣。 且自康、梁假维新之名以饫清廷，托古以改制，而君主制度遂致视为衰乱之由，中国近代之共和思想实肇端于兹。其后，陈、胡等以倡导新文化为帜，视数千年中国之故物皆无一是处，不独技艺、政治，至于道德、文化及语言，甚而吾炎黄种族，皆不若西人远甚，遂有今日之丧乱也。 至此，现代中国之革命不独革清廷之命，亦革满人之命，甚而革数千年中国之命矣。至是，吊民伐罪之古义，遂不复存矣，常不过逞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私见而已，而民国现状之怪诞，盖以此焉。现代革命之有名无实，观乎共和后四十年民生之艰，即可知矣！ 康长素上法宣圣，以素王自居，其所倡言改制者，不过欲以西夷共和之制取代取代吾国数千年君主之制而已，“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2]。 观其所撰《大同书》，即以共和为大同也。其后颇游历诸国，“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对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3] 民国初建，南海犹心向共和，甚至要求其同志献身于民国建设。1913年，南海归国，亲历共和后中国之诸多怪现状，乃于国人对共和颂歌拜舞之际，独持异议。[4]南海于《不忍》杂志序中尝发“十不忍”之慨： 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 可见南海对共和国之失望也。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南海亦遭民国通缉，乃避居美国大使馆，遂撰写《共和平议》一书。其中多掎摭时病以为针砭，极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时南海已臻耳顺之境，然从政问俗之心，一如曩日之殷也。南海于此书自信颇深，其序自谓： 昔《吕氏》《淮南》之成，悬之国门，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碻，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5] 其先，南海尝撰《中国善后议》（1916），亦有悬门千金之赏。皆见南海之自负，亦见其谋国之热心肠也，惜乎国人不能为之稍留意焉。稍后，陈独秀极论《共和平议》之非，竟讥之不名一文，曰：“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自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6] 南海又曰： 盖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后，举国不容人议共和之非。……仆诚不忍，著《共和平议》一书大发明之。窃冀国民必有大明政体之一日，则国体变，然后国治可期。[7] 南海对此书期待甚高，冀国民“大明政体”以变国体，从而达到恢复君主制度的目的。此书固未能炳烺当代，盖时人皇皇于西学，未能措意其说耳。南海虽喋喋而道，不过一己之孤鸣而已。然观乎百年来中国道路之曲折、反复，南海之论亦未足过时，犹有警醒今日之价值也。 一、革命之祸 自古以来，革命之目的不过消除旧政治之无秩序，而代之以新秩序。旧秩序崩坏之后，常不免朝纲败于上，民生苦于下，至革命告成，乃有一新秩序之建立，如是，政简刑清，百姓安乐。然而，源出西方之近代革命，则绝异于是，常不过定一己、一党之利益为“国是”，假理想之名而趋唤民众而已。[8] 若是，革命前已是利益之分化，革命后必致政党之林立，其甚者，则为经济之萧杀，战乱之频仍，以至于国家分裂，徒资外敌而已。英国革命如此，法国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如此，至于苏东各国之颜色革命，犹在今人耳目焉，亦概莫不如此，皆大乱数十年而后止，其祸患殆有不可胜言者。哀生民之多艰，乃不幸罹此革命之锋镝哉！ 戊戌间，南海《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有云： 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于全欧，波及大地矣。诸欧鉴戒巴黎，杀戮略减，而君主杀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则百年来百国宝书实录，莫不同然。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9] 其时南海甚言法国革命之祸，不过藉此以惧满人，欲朝廷亟行立宪之政也。此后袁世凯亦假此术欺孤儿寡母，于是清帝逊位，遂致革命竟一旦而功成。 戊戌后，南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犹倡君宪之说，与孙文之革命党相争，乃极论法国革命之祸，甚至以为百无一是。1905年，南海撰《法兰西游记》，其中颇描摹革命之情状： 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心，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乱民贱妇，贱踏帝王英雄之骨以为快。以自然为教，一切无可信者，故举古今之信仰礼义皆扫除之，道德废尽，男女惟淫乱。……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异者，日揭博爱、自由、平等为徽，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一时才子佳人、名宝古物，皆泛扫净尽，比之黄巾、黄巢之祸，尚远过之。而饰绝美之名，以行其凶残之实，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国人尚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此则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名为革王侯之命，实则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追源祸首，及伦的党诸志士仁人，不虑事变，妄倡革命，大罪滔天，无可逭也。……无真人而假托革命，谬谈自由，其为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国民智大开，人格皆至，才哲如林，义热实心救国之人无数，以言革命，则其祸酷必更烈，而亡中国愈速焉。[10] 戊戌间，长素之政敌亦道及革命之祸矣。《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有谓“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逢起，卒为国祸，在泰西且不可行矣”，又讥樊锥欲行民主，“真汉奸之尤哉”。[11] 南海又论革命非势出必然，曰： 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12] 近代西方以来之革命，概假自由、民主、平等为名，然“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法国大乱八十余年而后止，中国革命亦大乱四十年而后定，良不感佩乎南海之先见也欤？是以自民族、民生视之，革命常未必得福，反革命亦未必造孽也。 职是之故，南海雅不欲革命，而主张渐进之政治改良。南海之理论虽以民主共和为高，至其政治实践则以君宪切实可行，假君权以行民权耳。然而，革命风潮一波高过一波，先是国民党矢志革命，其后共产党继之，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部可歌可泣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其实，南海与国、共两党之间，政治主张之差异尚属其次，盖皆以民主共和为最高目标也，至于达成此种政治主张之途辙，则一主革命，一主改良耳。 国、共两党皆反对此种渐进论，孙中山甚至主张“一次革命”，从而完成中国近代化的全部目标。孰料袁世凯独揽大权，吝于杯羮之分，孙氏遂亲手发动了“二次革命”。其后历次南北兵争，莫不出于孙氏之手，亦莫不背其“一次革命”之初衷也。孙氏可谓愈挫愈勇，甚至有三次、四次革命之说。[13]最后，孙氏改组国民党，谓民国以来历次革命之失败，皆以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之缘故。[14]此时，孙氏乃主张“不断革命”矣，至于革命之目标，依然是所谓“封建遗毒”。[15]后来之国、共两党继承其遗志，皆欲“将革命进行到底”，若稍有停滞，则视为“反革命”矣。 且观乎现代中国之历次革命，不论其时具体任务若何，必同时有“反封建”之目标。盖“反封建”绝非一朝一夕能奏其功，唯其如此，乃有“不断革命”之必要。如是，现代中国思潮乃以手段为目的而已。既以革命为目的，则必以封建或传统视为革命之对象，先是传统之政治，继而传统之思想与文化，终则“灵魂深处闹革命”矣，必至此地步，革命始为进行到底矣。[16] 汪荣祖深惬于南海之反革命论调，谓中国现代史乃“一部动乱的革命史”，且颇张其义曰： 百年来，中国一再崇拜革命，以为革命可举万恶一扫而荡之，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康有为反对革命，主要不在拥护满洲人做皇帝，而在坚持渐进，不能冒进，何况革命动乱在当时可以招致分裂与亡国的可能性。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印证康氏所言，并非危言耸听，虽未全中，亦不远矣。但康氏逝世之时，革命不仅在继续，而且方兴未艾，一直发展到“文革”的革命高潮。 当然，革命并非一无所成，但代价是何等之高。更主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文明的建设不能靠革命来完成，而必须由逐步的改革来完成。今日不再以革命为国策，坚持以改革为国策，乃是经过检验后的必然实践。康有为的渐进改革思想也应该重新评估肯定。[17] 新文化运动欲继辛亥革命之未竟事业，乃将政治革命推进到思想、文化领域，甚至以改造“国民性”为目标，其后之文化大革命，不过其绍述耳。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实施改革，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此实为近百年中国革命史之反动。至此，孙中山开辟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终结了，而从来作为革命对象的传统亦次第得到复兴。 二、自立与独立 武昌军乱，盖袭五季骄卒之遗习也，斯后得假首义之帜，仍不失为堂正之举。然力有未逮，遂藉独立之名以行革命之实，实启其后民国数十年政治分裂之端。虽迫于形势，然民主共和观念之惑人，实有以致此也。孙中山负“国父”之盛名，乃欲效法美国联邦制而缔造民国，是以其后民国政治之分裂，孙氏实不能辞其咎焉。孙氏曰： 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御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此新政府之成立，不必改换其历史上传来之组织，如现时各省本皆设一督一抚以治理之，联邦办法大致亦复如是。但昔之督抚为君主任命，后此当由民间选举，即以本省之民，自为主人。形式仍旧，而精神改变，则效果不同矣。[18] 可见，其后民国数十年军阀割据局面，实甚符合孙氏之政治设计也。今有学者欲曲为孙氏讳，遂将此局面溯因于曾、李乡军之兴，未尽是也。盖终孙氏一生，始终以割据为革命之手段，民国前如此，民国后亦何尝不如此？[19]其后，共产党割据农村而闹革命，亦袭孙氏之故智耳。 然美人欲自独立于宗主国，此其所以有名也，至其十三殖民地合而为一，建立联邦，实出不得已。吾国数千年历史乃造成一统之中国，诸省今欲独立，岂非倒行逆施乎！独立之后又谋联合，反复周折，欲何为哉？抑或效今之独联体乎！此南海所以深嫉之也。 孙、黄推翻满清之革命，本属堂正，乃欲效美国独立之名，实不知比类也。至其革命功成，犹以自治之名煽惑国人，其识尤浅。其后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南北对峙等，诸省莫不假独立之名，行割据之实，孙、黄真始作俑者耶！[20]此种独立自由之精神，又与现代政治之地方自治、民族自决观念相糅合，乃伏无穷之祸端，其弊殆难胜言者哉！ 是以察乎往古之革命，莫不荼毒其民。[21]虽然，犹未见若今日导致国家分裂者。近代以来，历次革命之后果，常不过政治之分裂，乃至种族之仇杀，故颇有识者倡言民族和解，以消弭革命之遗患也。观乎苏联、南斯拉夫之解体，以及亚、非、拉诸国之政治动荡，足见近代革命观念之背谬也，亦尤见南海之特识焉。[22]戊戌后，南海游历德国，颇感于德国由一统而致强大，曰： 今吾国人昧昧于时势，览欧土之诸雄以竞争致富强，乃欲将中国之一统而亦思分之，以自促其瓜分之惨。不师强德而法印度，其愚何可及也。[23] 近日中国颇有倡言民主政治者，假选举之名，行阴谋之实，哓哓置辩不已，无视列强分裂我国之心，尤无识也。其甚者，不独歆羡西人之虚华，至于甘居买办之实，与敌国相应若桴鼓然，其心真不可问矣。 其时南海撰有《废省论》（1912），主张废除行省单位，“裁去元、明督抚之制，而复唐、宋州郡之法，俾行政之分治可精密，而中央之集权可实行”[24]，又以民众选举地方长官的做法为“愚谬之至”。民国初年，南海于举国效仿美国联邦制之际，独标中央集权之异论，其识见良非革命诸公所及也。晚年孙中山挟苏俄之力，欲一统中国，乃唱中央集权之说。然其时共产党犹学步于孙氏之早年思想，耽迷于民选及联邦之说矣。 虽然，康党初亦以自立为谋。戊戌初，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即汲汲于此道焉。至于陈宝箴抚湘，亦非绝无此念。其子陈三立撰乃父行状，谓陈氏以“国势不振极矣。……阴念非扫除弊政，兴起人才，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是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基础，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故闻得湖南，窃喜自慰”[25]。梁启超尝上陈宝箴书曰： 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明公必于他日自立之宗旨，树标既定，摩之极熟，不令少衰，然后一切条理乃因而从之。[26] 戊戌后，南海尝叙其所以谋湖南自立曰： 夫自割台而不能保，而人心变矣，则有发革命者；及割胶、旅也，则湖南有独立之说。幸有圣主维新，大慰人心，天下归之，人望自强。[27] 南海初以湖南省之强，乃能自立而免列强瓜分，其后，则立足于现代国家之构建，亟以削弱行省为论矣。 关于康党在湖南之自立活动，梁启超尝言之曰： 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皮锡瑞）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中国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28] 康党主张自立，固有地方自治之意，然其用意则在谋日后独立之基础也。[29]康党此时谋湖南自立于中国，虽未必确乎有革命之意，然当天下大乱之际，湖南若能自立，则退可保全于外患，进则可图天下，犹刘知远之自保河东也。[30]梁氏此时自谓“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其用心可谓昭然。文悌攻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良有以也。 戊戌后，康、梁等亡命日本，自梁启超以下，康党中人多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欲两党联合以共谋革命，则犹操戊戌前之革命旧旨也。[31] 庚子间，北方大乱，南海力劝张之洞、刘坤一勤王，其实欲谋湖广之自立焉。[32] 且令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号三十万众，欲据两广、两湖，然后直捣京师。虽号曰勤王，又谁其信耶？[33]至自立军败，南海又以勤王自誓，力陈其保国之忠也。[34] 其后，梁启超有分中国为十八省自治之说，实承康党初期革命思想之绪余也。[35]然此时康氏已变其旧说，乃力斥其非。[36] 1911年，山东省宣布独立，声言共和国当实行联邦制。其后，“联省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地方军阀莫不奉为秘典，且盛张此说以惑国人，其得如此，实因与共和联邦之理想有莫大关系。[37]至1922年，此运动达到最高潮，如湖南、浙江公布其“省宪章”，其他数省亦尝试采取同样行动。对此，南海曾强烈反对，以为不过军阀权力之制度化，甚至促请吴佩孚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38] 盖自清末以来，孙氏颇费力经营广东，民国时尤据以为革命之根据地，康氏深恶其分裂，以为非中国之福，乃常为吴佩孚之谋主，欲一举荡平广东，逐孙氏于其巢穴之外。[39] 其后，国民党得苏俄之助，势渐盛，南海号召北方诸省共讨之，“今加拉罕隐为中国主，孙、冯是左右将相，段为护法韦陀，力行俄化，外团震忧，中国五千年奇变”[40]。南海又竭力调停北方军阀之纷争，全力对付国民党，以为中国存亡之关键。[41]1926年，北伐军入湘，南海乃赤膊矣，遂遣其弟子徐勤，聚合邓本殷旧部攻粤，欲为北伐之牵制焉。[42]至1927年，北伐军已定汉、宁，南海时寓沪上，不久即避居青岛。盖南海殁于三月底，临终前犹致电张宗昌，汲汲为其谋划军事，以对抗北伐军。[43]张宗昌败，北伐军直趋鲁豫，南海乃谋其身后事，纤细毕至。南海虽以七十老翁而卒于正寝，中间未必无有隐曲，然其不知藏喙之道，至此乃惧革命军罪之，抑或其死因然。[44] 孙中山始终矢志革命，虽屡遭败衂，其志亦未稍挫焉。虽然，其力常有未逮，乃以独立为手段，虽贻祸无穷，亦未暇顾也。至晚年，孙氏得苏俄之助，乃尽变旧说，力倡统一，始深恶“联省自治”之说矣，然其唾余反为共产党一时所宝矣。 三、政党、民主与政治分裂 南海极论民主有以致政治之分裂。其言曰： 吾国必行民主乎，国必分裂。夫虚君之国，犹有君臣之名，则有义以定之，君臣有天泽之分，故以齐桓之强霸，对于东周虚王，犹凛天威之咫尺。日本大将军犹敬虚君之天皇，不敢犯上叛逆。若罪为不敬或叛逆，则人恶之，自不轻妄叛逆也。今法大革命后，君臣义破，然观日、英可考也。虽为虚君，而群臣敬畏，不妄乱叛，不敢狎侮焉。英自戮楂里逐占士后，行虚君共和制，内乱遂止。若民主也，无君臣之名义，则叛乱自立不为逆，无天威之敬畏，则语言侮慢不为悖。夫国人于叛逆视为无事，则以何物束其心志乎？夫人之情，固不乐受制于一人，且所谓一人行政，必私不公也大半矣。心既不服，情又不便，则惟有畏势而不敢动，若势不足畏，则安得不分裂而自立乎？乃欲高谈空文之法治，怵令权强以恪守，彼势无可畏，法何必守耶？故导之以德，以大畏民志，令其自不逾规则无法可也。若束之以法，则法者以待两无力人之争，国家藉以折衷之耳。若两有力人，则以法为不便于我，只有去之，岂肯守之。故法者在势之下言之，有势则有法，无势则无法，复辟可反攻以讨逆，旧君之义可废，何有于法？[45] 古代地方之跋扈骄蹇，莫过于唐、五季之藩镇，其拥兵自重，叛服无常，亦为民国政局之写照焉。虽然，武人自恣，常未必能俛首贴耳也，然毕竟畏于君臣名义，非若民国诸将以独立为美名，而竞以此相标榜焉。考诸今日民主国家，绝无叛逆之伦，则地方之抗拒中央，精英之里通外国，皆坦然行之，乃无丝毫愧郝之情矣。 民主政治之弊如此，时人犹欲行法治以纠绳之，梁启超即善于此道焉。[46]今日主张民主政治者，亦崇尚法治。盖古之法家，不独重法，亦且重势，今之主法治者，则欲太阿倒持，权重于下，若是，中央之法令亦无如之何矣。 盖西人之民主大致有二：其一，多党民主，或称代议民主、间接民主，右翼之政治民主多取此义。其二，一党民主，或称党内民主、直接民主，左翼之经济民主则取此义。康氏颇称许瑞士之民主，以为太平大同之制，[47]盖稍近于左翼之民主焉，而其对民主之讥评，皆对多党民主而发。 多党民主之前提，在于社会之分化，以及利益之多元，至于党派之林立及政治之纷争，皆从此出。盖社会现实如何，政党关系亦如何，是以任何一党皆不得独大，不能代表其他政党，更不能取缔其他政党，否则即为独裁矣。故民主政治，不过党争政治而已，乃社会中诸多利益博弈之体现，犹野狗之博食耳，内中实未有甚高明之意焉。虽然，其中亦有高下之分。其上者，各政党犹能遵守一定规则，愿赌服输；其下者，上台者不择手段，而下台者不愿服输，聚讼无已，甚至称兵相向，亦在所不惜。观乎民国之政局，不过民主政治之末流耳。府院、冯段、直奉之争，以及后来宁汉之分立、蒋汪之内斗，至于地方军阀之斗争，更形频繁，莫不是民主政治之后果，皆以利益不能调和故也。内争若是，至外人乘势而谋吾国，乃得渔翁之利矣。民国以来中外之种种条约，皆以党派立场而置国家、民族之利益而不顾，龂龂其间，袁、段之北洋政府如是，孙、蒋之国民政府何尝不如是，凡是，皆欲于党派纷争中谋求优势而竞相谄媚外人也。是以南海痛切言之曰：“无论革命者能假外国之力与否，要终于自鬻国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国之故，而终至鬻国，又岂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48] 至于古代君主政治，则无此弊端焉。君主以天下为一家，自为父兄，而视万民若子弟，故其谋天下之事，犹谋一家之事也。至于广土之众民，或为同祖之血亲，或为甥舅之姻亲，虽有远近亲疏之别，而无隔阂不通之碍。是以君王至尊而爱民如子，小民至卑而戴君如父，大人谋国于上，鄙夫勤劳于下，群策群力，万众一心。上下左右，无利益之纷歧，乃能通达如此。《大学》谓天子以“絜矩”之道使天下平，盖以上下能同其心，戮其力故也。 虽然，古之中国亦有党，然与今之政党绝不同。时人论党之名义曰： 党之名何自始？曰：始于乡党。《周礼·大司徒》：“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此党之本义也。古者聚族而居，宗族亲属，同居乡党境内，故父族、母族、妻族，亦曰三党。……以乡里之名，为亲属之称，已属后起引申之义。要之，五百家之丁口，皆其党徒；党正，则其党长；党之政教，其党务也；使之相救，其党纲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乡党自治之明效大验也。此党如是，彼党亦然。聚党为州，聚州为乡，聚乡为国，国人则皆党人也。至党之政教，顜若画一，毋或携贰，有别立宗旨者乎？无有也。有自为风气者乎？无有也。有门户水火，聚讼争执者乎？无有也。……至于非其亲党，亦有曲从阿附，以联声气而结党援，于是朋党之称，遂为世所诟病矣。……三代而下，若牛李角立，蔡张昵比，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伐异党同，亡人家国，读书者推原祸始，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朋党之祸之为厉阶也。若夫东汉之甘陵、宋之元祐庆元、明之东林复社，或忧时之君子，或讲学之士夫，激浊扬清，守先待后，期以正人心，息邪说，延斯文于存亡绝续之交，正与《大易》朋友讲习之旨、孔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义，合无间，大公至正，何党之有？而小人必以朋党毁之，禁锢戮辱者，史册相望，于是党益为世忌讳，党之名实，亦愈以淆。[49] 是以古人因相亲而相党，本为自然之团体，党人、党徒即为同宗、同族之亲属。同党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三代以下，党人、党徒因政见异同相聚合，党同而伐异，彼此之争势若水火，乃渐失古代相亲之义焉。驯至近代，党人、党徒不过因利益而苟合而已，又其下焉者矣。 至晚清共和之议起，君王不复尊矣，而民人亦不复抟结，盖彼此利害阻隔，乃不复相亲，而视若仇雔然。现代中国政治之分裂，盖以此焉。虽然，国人之想望共和，犹灯娥之赴火，焚身而不止。南海讥国人之执迷共和而不悟，“如饮狂泉，若服迷药，语之以必无共和之望，而彼仍望也。语之以中国与共和隔绝，如渡水无梁，渡海无舟，乘飞机登天，而终不可致，非徒不可致，且将遇飚风而坠，折骨而死，而迷共和者，仍恐不悟也”[50]。 民众无知，尚犹可闵。至于孙、黄等缔造共和之伟人，其迷悟殆亦类此耳。南海讥之曰： 且有民国伟人，以革命立功，以革命得名，若谓共和不成，则舍其家具，安有舍而从我之理。此则有中国可亡，而民主不可改之心矣。虽然，此负气之心耳，彼又不信中国真因民主共和而亡耳。果真因民主之亡，且亡亦不远，念及他日，其身家流离亲为奴隶，妻妾、田园见夺于人，子孙永奴，种族将绝，为台湾人，为印度人，为缅甸人，必将有翻然改曰者，次第实征已见矣。及今改之，事势已迟，犹或可望也，但过是时，大分裂已成，他日已难统一。鹬蚌相持，徒供渔人之利，虽欲发愤，其可得哉！[51] 南海又谓“民国伟人草文，乃专待他人拯救，则吴三桂而已，复何言哉！”[52]孙、黄辈醉心于民主共和，几使中国蹈俄国、波斯、突厥覆灭之路。虽然，革命党人不欲自任其咎，然吴三桂之心固不可测，彼等之心宁可测乎！微共产党之功，中国不待其后苏联、南斯拉夫之时，盖已亡于昔日矣。今亦有信奉民主若狂者，致国家之分裂犹在所不惜，真“民国伟人”之裔孙耳。 南海甚至以为，若国家醉心于民主，即便不为国灭，亦如昔日墨西哥，丧地无数矣。南海曰： 吾每览墨西哥地图而悲不自胜也。墨为北美最大国，纵横万余里，华盛顿之建美十三州，地不过海西一隅耳，今自新藟以东至三藩息士高边海万里之地，皆故墨壤也。墨革命九十年，易民主五十六，日事内争内乱，遂失此万里之壤而入美，今乱未已，岂徒割地已哉！非终并于美乱不得止也。又尝考英以三岛，国至小也，其得盛大也，赖立荷兰侯威廉第三而致之，于是荷兰海外之殖民地皆归隶于英，今南洋海门一带犹是也，英用以富强。清朝之入关也，举八旗兵所平定之四十国，尽归之于中国，后定外蒙土尔扈特、青海、西藏二万余里之土，皆不费内地一兵，而吾中国得之。今东三省率皆山东人，而蒙古、新疆、川、藏为吾汉族所移居垦辟者，不可量数。且是二万里之疆皆在冈底斯山、杭爱山之下，昆仑发脉之始。故金矿弥满焉。清室之为功，莫此为大。美国与坤士兰之金皆尽，南非谷士当及波国之金，开矿亦久而渐尽，则金矿万里大地无我比焉。其他百产之精华，不胜缕数。人之垂涎东三省一隅，誇为天府，亦可见矣。[53] 墨西哥屡为民主，故致弃土如此。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其形势之危殆实与墨无二，若满、蒙、藏、新等地，几不为我有矣。[54]微主席神武之力，今中国之疆域不过旧明十八省故地而已，则孙、黄之革命，真中华民族之罪人也。[55] 中南美诸国，自独立以来，皆行共和之政，然莫不大乱。[56]盖共和之政，总统可假人谋而得也，是以“每一易总统，即以兵争，死民如麻”，“盖民国之政府，不能统摄其国，两党之间，群雄并立，半言不合，一夕称兵。故共和国者，共乱国也”。[57]吾国自癸丑以来，数年之间，兵戈迭兴，政局之动荡，大概类乎中南美。[58]至于俄国，其势本凌逼欧亚，大为列强所惧，其后既挫于日本，党争遂起，已不复昔日之霸悍矣。至一战间，俄国先有二月革命，又继以十月革命，遂致丧师弃地无算，乃订屈辱之约。若非德国战败，西欧残破，且赖共产党人以武力荡平叛乱，则俄国早分裂于七十年前，而不待近日矣。虽然，其弃失之地亦不在少数，若波兰、芬兰、立陶宛、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及远东一部，皆不复有矣。彼时俄国因尚不过分裂为九而已，今日实行民主革命，覆手间已裂为十五国矣。[59]是以今之好言革命者，宁不当引以为鉴戒也欤！ 民国以后，共和始基，康氏稍变旧日之君宪立场，效法英、日之虚君共和，或立前朝旧君以维系满、蒙、回之异族，或立衍圣公以饫汉人之心。南海又谓虚君之制本儒家旧说，盖儒家尊孔子为素王，诚虚君之谓也。若此，既可靖内乱，又可兼收满、蒙、回之地，绝无政治分裂之虞，又何损革命之实哉！[60] 四、排满与国族——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个内涵 《春秋》辨夷夏，其义大致有二：其一，极许齐桓、晋文攘夷之功，以夷狄异种而辟之，不与同中国。其二，假鲁以为中国，以礼义进退夷狄，盖怀柔远人也。 春秋之时，楚、吴、越之势寖盛，时主中国之会，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取怀柔姿态，或进或退，或褒或贬，犹未失自信也。北宋以降，辽、金、蒙古相继勃兴，已非中国能抗矣。且中国与夷狄，种族虽绝异，而礼义则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汉化，辽诸帝亦然，至金世宗且有“小尧舜”之号，则中国与夷狄之间，实未有先治后治之义焉。故至两宋之时，中国与夷狄多取种族之义焉。 此间说《春秋》者，如孙明复、胡安国之辈，乃偏取《春秋》之义，严华夷之界，至于《春秋》以礼义进退夷夏之义，则阙而弗讲矣。是以康长素讥宋儒之说《春秋》曰： 尊己则曰神明之胄，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义，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61] 盖《春秋》者，王霸之学也，然两宋终始偏安一隅，大为夷狄陵逼，宜乎不能尽得《春秋》之古义也。 若梁启超，其论尤过其师，曰： 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衰，而彝患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乌乎！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62] 康、梁皆以攘夷非《春秋》之义，然其后之革命党，若章太炎、刘师培辈，拘拘于光复汉家河山之旨，乃极论攘夷为《春秋》第一义。 至清世，满洲以关外小夷入主区夏，乃倡言满汉大同，而常州学者亦颇致意焉。庄、刘、魏、康之徒，阴承泯除满汉畛域之谕旨，且览乎满汉地域、文化之趋同，遂无视满汉种族之差异，宜乎革命党人讥以“谄谀满洲”也。虽然，宋儒所忽视之进退夷夏义，至此乃得盛张其帜矣。此时之“中国”概念，盖指同一礼义文化范围下满汉共治之国家，而夷狄则扩大到西洋红毛诸国。[63] 不过，由于内外关系的变化，清人关于“中国”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中国”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所辖的地域，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指西洋、南洋诸国；不过，有时却限于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此时又偏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64]民国初年，南海折衷《禹贡》五服之制，乃划中国为三服，即以长城内之中国旧壤为甸服，设府州以尹治之；沿边要地为要服，若滇桂之边、海南岛及东三省之边、四川之边、新疆之近边、内蒙古之近边，设道治之；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三省之边为荒服，以都督治之。 南海又借用公羊三世理论，宣称人类已进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谓“远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间的差异不再重要，即便有差异，亦不过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先后不同，而《春秋》讲的种族差异内涵完全被忽视了。南海甚至主张，种族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人种改良来加以泯除。[65] 此时的夷夏理论宣称孔子主张的大同理论在西方找到了榜样，至于数几千年来中国遵循的先王之道，不过是圣人用以治理衰乱世的办法，因此，中国欲进入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应该用一套新的办法即西方道路来治理中国。至此，夷与夏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传统中国成了夷，而西方诸国则成了夏。中国从此不再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甚至，传统中国应该放弃旧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趋近。这样，当一种为天下取法的中国观念崩溃以后，并与近代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相结合，从而催生出一种仅仅作为种族或地域的国家观念，即民族国家。 因此，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以“中国”这种简名而自称时，不再有相对于夷狄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仅仅指称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若尚有些许文化上的含义的话，也仅仅是消极的，即向西方迈进的。 晚清今文家多主夷夏进退之义，故一则倡满汉之大同，一则以文质区别中西，期以中国之变法得以驯至于西方大同也。然孙、章等革命党人，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假排满之名，行革命之实，乃极张《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66]刘师培甚至丑诋夷狄非人类，谓夷狄其先始于兽种，其后进化亦迟，至世界递迁，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叹夷狄入主区夏，“后世中原不竞，鞑虏凭陵，鸟迹兽蹄交于中国，神州赤县莽为牧场，人禽之界荡然泯矣，此长林丰草，禽兽居之，龚仁和所由兴叹也。”[67]至于章太炎，则假儒家复仇之义，极论种族革命为是。[68] 其时南海主保皇，极论满洲为同种，谓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69]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70]，“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71]。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72]，则满清之统治，真大有功于吾华夏中国也。 至革命功成，满洲既逐，而蒙古、西藏与新疆以异种故，亦与中央渐行渐远，相继沦入敌手矣。故孙文倡“五族共和”之说，欲摆脱满人压制之汉族又能“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为时已晚矣。[73]其后，满人忿于种族之卑屈，遂一意复国于关外，致为日人所乘。追寻前因，盖革命党人假排满为帜，其虑非远，其谋非深也。 “五族共和”颇有民族平等、乃至民族自决之色彩，对此，孙氏本人后来亦反对“五族共和”的提法：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74] 又认为： 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75] 可见，孙氏之民族主义，前后实有一巨大转变。[76]孙氏早期以“驱除鞑虏”为使命，此种内涵，盖出自“夷夏之辨”之古义。[77]至革命功成，现实之目标乃转为民族之融合，防止国家分裂也。且就中国之强大为言，五十六个民族必须融合为单一民族。惜乎后来之共产党皆怀抱民族自治乃至自决之理想，虽有“大团结”之意识，然亦乐道五十六个民族之多，不为融炉之计，且百般保全之，甚非策也。 并且，康、孙都意识到传统中国有“一盘散沙”之弊，是以中国不能敌西方也。孙氏将此种散沙局面归咎于宗族： 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而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78] 相对于宗族的分散性，孙氏提出了“国族”的概念。[79]所谓国族，就是将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民族，即中华民族，换言之，各民族由于共同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族和风俗习惯，而凝结成一个类似家族或宗族的自然团体。基于这种对“国族”的理解，孙氏又强调了宗族的积极意义： 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80] 依我看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81] 因此，孙氏之民族主义带有血缘的性质，即以导致中国“一盘散沙”的宗族为基础，扩展为统一强大、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 孙氏晚年甚至赋予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强的内涵： 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82] 至此，孙氏之民族主义已尽失复仇旧义矣。且就中华民族之自强目标而言，反帝渐成必然之任务：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83] 此时中国之反帝，只是反西方列强而已，至于后来渐成中国大患的日本，孙氏犹欲联合以对抗西方。并且，孙氏称许中国得免于西方列强之瓜分，尚赖于日本崛起也。其《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云： 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84] 不仅如此，孙氏甚至支持日本建立东亚霸权： 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以纳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85] 二战时，日本兵出南洋，即以解放亚洲为号召，实颇符合东方人对于日本之厚望也。 孙氏盖欲引日本为诸夏而共抗西夷也。然日本之志，则以谋求诸夏内之“中国”地位为首要目标，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狭小之故，乃欲先吞并东亚诸国，以强大其“中国”地位。[86]对此，孙氏似颇为之惜，以为其目光短浅，乃失东亚人民之心。孙氏晚年甚至主张中国、日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联邦之内，以对抗欧洲。[87]显然，此时孙中山已完全超越了早年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至于南海，更是引日本为同文同种[88]，径称日本为诸夏： 日本与支那，对宅于大地渤海之中，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韩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89] 南海甚至主张中日“合邦”： 若夫东海对居，风教相同，种族为一，则敝邑之与贵国，名虽两国，实为孪生之子。唇齿之切，兄弟一家，存则俱存，将来且为合邦。亡则俱亡，将来同夷于黑人。[90] 康氏视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其意则在对付异种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时又在种族的意义恢复了古代夷夏理论的另一层内涵。[91] 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展出世界主义的内涵。不过，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相矛盾，皆可由公羊家关于夷夏之辨的两层内涵导出：夷夏既为种族概念，故须攘夷，此民族主义也；夷夏又为文化概念，故当尊王，而以礼义进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诸义皆从此出，此世界主义也。晚清以来，保皇党与革命党各据其中一义以相抗。孙中山此时站在一种构建现代国家的角度，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早已消亡，因此，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略面前，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尤其在列强包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92]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晚期的孙中山那里，不再是推翻满洲统治的工具，而是未来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的基本手段。 注释 [1] 盖“革命”一词，专指政治革命而言，即以王朝易姓更迭为革命。近代以来，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其意义渐宽，至于政治、社会之大变革，皆得名为革命。（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是以南海论革命之名义曰：“在日本用之，为改革之通名，无事不可称为革命。在中国用之，则专属征诛，以为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则缘民族义，专用为排满兴汉之名词。若以欧美求国为公有之义论之，则皆非也。”（康有为：《救亡论》，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30页）梁启超则区别“革”与“革命”，谓“革”之义有二：改革（英译作Reform）与变革（英译作Revolution）。梁氏曰：“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则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当用变革以救中国也。然梁氏又将变革与革命区别开来，盖革命不过“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至其主张之变革，实不必易姓，盖欲存清祚也。是以梁氏之意，雅不欲效孙氏革命党之所为也。（参见梁启超：《释革》，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242—246页） [2]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间，《全集》第九，第309页。 [3] 康有为：《共和平议》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页。 [4] 熊十力回忆其在辛亥革命前后之思想历程时，曾有如下描述：“我读了《群学肄言》，便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却是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经实行参与革命的工作。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熊十力：《英雄造时势》，载《独立评论》，1934年6月10日）可见共和之失人心也。 [5] 康有为：《共和平议》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页。 [6]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1918年3月，《独秀文存》卷1，第128、129页。 [7] 康有为：《覆大隈侯爵书》，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22页。 [8] 王安石、康有为欲行变法，而格于新旧党争，乃定国是，欲藉此以息党争也。然党争愈演愈烈，不独变法无成，且常致国家于危亡之地焉。戊戌年四月，南海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二十三日，朝廷乃诏告天下以变法，其中有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册二，第17页）明定国是，常未必能息党争。近世我党定“改革开放”为国是，又倡言“不争论”，盖欲息天下异论也。然公道犹有在人心者，虽历三十年，异论终伏于下，稍得风云，将为涛浪矣。 [9] 《全集》第四，第371页。 [10] 参见《全集》第八，第182－205页。 [11] 苏舆：《翼教丛编》卷5。 [12]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集， 318页。 [13] 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四，第112、113页。 [14]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第430－439页。 [15] 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五，第125页。 [16] 不过，孙中山反对君主立宪，除排满的原因外，尚有“取法乎上”的理由。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说，据吴崑笔记，其中有如下内容：“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高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陈天华的记录稍不同：“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可见，两种记录之文字虽异，然皆提到孙中山所以主张革命，实有“取法乎上”之高远理想也。其后，国共相争，亦竞相标榜其革命之理想性矣。 [17] 汪荣祖：《康章合论》，第128页。 [18] 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至23日间，《孙中山全集》第一，第562页。 [19] 孙中山曾经说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离横滨前的谈话》，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一，第189页）至于章太炎，先是有“分镇”之说，欲当中国危亡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甚至认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此说与康党湖南自立之论殆无二致。（参见汤志钧：《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1990，第59、60页）其后，章氏转向革命，犹以割据为是，“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四，第181页）革命党人假独立而谋革命，盖出乎此矣。革命党人决心之大，毅力之坚，至倾危故国而不顾，真不惜一切矣。 [20] 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1—325页。 [21] 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集，第316、317页。 [22] 近世惟有蒋、毛之革命，以武力荡平宇内，稍近古道。其中尤以共产党之革命，均平田地，吊民伐罪，乃深得士民之心。孙、黄诸辈，其志小矣，唯思前明十八省故土而已，至于满清所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远逾汉、唐、宋、明，乃欲尽弃之敌国，真中华民族之罪人也。 [23] 康有为：《德国游记》，1904年，《全集》第七，第408页。近十余年来，政府及学界精英以西方之富强在于市场对竞争之培育，遂折分老大之国有企业，内斗无已，今则稍悟其失，又欲合并诸企业，以做大做强为目的矣。 [24]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全集》第八，第414页。 [25] 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397页。 [26] 翦伯赞等：《戊戌变法》册二，第533、535页。 [27]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32页。 [2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戊戌变法》册一，第301页。 [29] 庚子间，南方督抚之“东南互保”，不过此说之流亚耳。 [30] 1920年，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又自承其于湖南倡言民权、革命之说，致信奉者日众。（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9页）诚若梁氏所说，则康党昔日在湖南之活动，其动机真不可测矣。黄彰健藉此论康氏曰：“康是一个‘胸有城府心肠叵测’的人。他可以上万言书对清朝表现非常忠诚，同时却又可主使他的党徒在湖南从事自立活动，秘密的传播革命思想。”（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55页）此言虽过，亦未必无所据。 [31]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康氏早年实倾向革命。1895年，康氏与梁启超赴京会试，革党陈少白访之，痛言非推翻清朝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氏颇首肯其言。其后，徐勤抵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时相过从，相互讨论时政得失。1898年，康党蒙朝廷倚任，南海乃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党株连，有碍仕途，逐渐与孙中山、陈少白疏远。自此，两党门户之见，从此日深。（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第六集，第10页）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其后康氏赴加拿大，梁氏乃与孙中山等革命党相往返，高唱自由、平等学说，且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又改别号任庵为任公，以示脱离康氏羁绊之义。（初集，第63页）又，其时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欲使孙、康二派联合为一，共任国是，“梁启超初识孙总理，对于总理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孙总理以梁等渐倾心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第二集，第28、29页）且两党在日本横滨共办“大同学校”，徐勤任其事，与兴中会会员联络日深，至保皇会成立，横滨兴中会会员泰半加入矣。（第六集，第10、11页）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亦自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1899年冬，梁启超奉南海命，赴美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梁氏赴檀前，“约总理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第六集，第13页）至檀后，梁氏犹假革命之名，与孙中山“友谊甚笃”，然阴行保皇之事矣。梁氏至是背其昔日之言，孙氏恨梁反复，“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辞以答”。（初集，第16页）己亥、庚子间，孙氏革命陷于最艰难困苦时期，泰半拜梁氏宣扬保皇之赐也，故孙氏常恨梁贼、梁酋切齿矣。 关于孙、梁由合作而至分手的缘由，张朋园论之尤详。（参看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79—92页） [32] 其时孙文亦游说两广总督李鸿章，欲其藉此谋广东之独立，手段亦大致相类。两人皆负枭雄之姿，所谋亦大致相类。然康氏经此败衄，备受责难，乃深自晦抑，西游欧洲，不复言革命，其后竟大倡保皇之说矣。至于孙氏，虽屡经挫折，然气愈壮，横厉无前，乃终成大功。 [33] 张难先《烈士唐才常事略》云：“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之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谭死，其势未杀，而君实为之主力。当义和团起自北方，中原鼎沸，会中人跃跃欲试。君以事有可为，率其党徒溯江而上，思纠合沿江数省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柢，乘时以图大举。”（《戊戌变法》册四，第89页）康氏虽力陈其保皇之旨，然考其所言所行，此说亦未为厚诬也。 又，南海《致唐才常书》曰：“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然有此时机，皇上复位赖此机，中国自立赖此机。……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1900年6月初，《全集》第五，第180、181页）《与谭张孝书》曰：“此次北乱，中英开仗，吾得随意购械，真天赉也。……或者复辟之事，及中国自立之举，即在此乎？”（1900年6月27日，《全集》第五，第194页）此时犹以兴兵之旨在保皇。 又，南海《与徐勤等书》曰：“北京变乱极危险，然广东相去太远，仍晏然无事也。其防守之兵必仍如太平时，不甚惊扰。我今突起须大谣言，京师已失，外国救上，使人心震动，乃可图也。”（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7页）《勤王行师议》曰：“今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8页）其后孙氏谋据广东北伐，其议盖起于长素也。《勤王宜直讨京师议》曰：“凡为画地保疆者、可守可战之策者，惟旧拥有国土者可行之。凡勤王之师，新立之众，则利于长驱剽流、直捣扼要。……自古数千年，未有新造之师不直捣要害根本，而能以保疆画地有成者。”（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10、211页）《告翼雄等书》曰：“盖今日北捣以得长沙为第一要义也。若不得长沙，仍滞阻南中，于勤王无益，且失此北乱之机，切嘱。”（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23页）《致各埠保皇会公函》曰：“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我新乘斯时以起义军，远在南方，固成割据，而彼无如何，即进捣贼穴，亦以疲弊而难自救。故曰天与之会，不可失也。”（1900年7月16日，《全集》第五，第225页）南海汲汲于北讨，然南方督抚颇自重，成东南互保之局，南海之计乃不得售，犹以勤王名给各省督抚，盖欲以摇动东南，乘机起事耳。（参见康有为：《致各省督抚书》，1900年8月初，《全集》第五，第244、245页） 至于唐氏本人的倾向，似颇复杂。戊戌间，唐与梁启超同执长沙时务学堂教鞭，欲谋湖南之自立，是时梁介绍唐入康门，其先本未与康为深交也。政变后，梁、唐与孙党在日本横滨过从相密，共谋革命，且联名劝退康氏，略谓“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云云。（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29页）稍后，梁、唐决议在长江沿岸起兵勤王。冯自由谓唐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各方咸为之用。唐又在上海张园邀请沪上名流成立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自任总干事。其时毕永年劝唐断绝与康氏关系，唐利保皇会之资，坚不肯从。（同上，第68、69页）其实，唐从日本回国举事，即受到保皇会与兴中会的共同支持。据吴良槐《自立会追忆记》，容闳时为孙中山之代表，唐与之会谈，遂决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转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页）1899年，唐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正气会”，其宗旨即有双重倾向，既言不能“低首腥羶，自甘奴隶”，“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又言“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正气会序》，《亚东时报》第十九号，1900年2月28日出版；又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9页）1900年春，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其宗旨既欲建立新中国，又谋皇帝之复辟，创立立宪帝国。7月26日，唐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国会，欲以为日后议政之基础，其宗旨有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唐氏之矛盾若此，虽得两方助力，亦因以招致两方不满也。其时章太炎愤而与之绝，盖以此焉。 [34] 其时，唐才常等推容闳为“中国国会”会长，容氏尝以英文布告各国曰：“中国独立协会，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起复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尚秉和：《辛壬春秋》，《戊戌变法》册四，第229页）盖自立军既谋自立，又径以推翻满清为目标。自立军败，张之洞虏获之自立会函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华洋规条内有“不认满洲为国家”之语。康、梁会衔通饬则曰：“本会长开设自立会，欲图自立，必自借尊皇权始。”（《戊戌变法》册一，第431页；册二，第473、627页）是以黄彰健乃极论康党之保皇不过幌子而已，其志则在取清而代之也。 南海身在海外，方以保皇之帜煽惑外埠华人，犹欲披肝胆以陈其忠焉。其引《安徽大通勤王军布告文》曰：“查唐才常《大通勤王布告文》宗旨，第一条曰：保全中国自立之权。第二条曰：请光绪帝复位。则‘自立’二字属于中国，‘中国自立’四字同读而以为会。唐才常益悯于分割，虑为波兰、非洲，故务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以振厉国民之志，名义至显。今张之洞等欲诬之，析其文义，去‘中国’二字，但称自立于中国之内，别为自立之一党者，然则张之洞宜攻之矣。无如其勤王文明白解之，曰‘保全中国自主权’何？……若天下士民皆如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日以救皇上行新法，以中国自立为念，舍身破家，甘为四万万人之牺牲，则皇上可立出复权，民生安乐，中国可强矣。”（康有为：《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1900年10月，《全集》第五，第282、283页）南海以自立军意在勤王，其倡言自立，不过欲保全中国之主权耳。又曰：“似此光明正大，传檄远近，诸报登之可据，而谓华洋文规条‘不认满洲为国家’语，何其反也？不待言而知其诬矣。夫张之洞从何捏此？亦由戊戌八月罪康有为伪谕，谓其‘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语演出，此为文悌言而荣禄述之。张之洞既为后党，则奉为宗主者也。考《清议报》第一篇，述康有为之言曰：‘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且康有为日以保皇为事，皇上为何人，不待辩而知此言之为诬矣。”（同上，第281页）关于康、梁会衔通饬之语，康氏亦自辩之，谓己汲汲以保皇是务，且“康、梁本在海外，无从预事，本无通饬之文”。（同上，第284页）南海又力辩洋文规条之无，实系张之洞伪造。（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文》，《全集》第五，第341、342页）又辩通饬文中“借皇权”一语之诬，以自明心迹，非欲借保皇勤王以行自立之实耳。（同上，第342页）其时革命党罪康氏媚谀满洲，而旧党罪康氏颠覆满洲，可谓左右不讨好矣。观乎康氏之处境，乃知当局势激变之时，立论之中庸，适以自取咎焉。张氏罪康党欲谋革命，南海不得已盛张保皇之帜，处处与革命党人为难，抑或有自明心迹之隐衷焉。 或谓康党之言“自立”，颇类项羽、刘邦“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之志焉。梁启超即有类似言论，尝撰《自立会序》云：“甚矣，大丈夫之贵自立也。横览古今中外多事之际，则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焉。”又云：“岂尝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则天下之事皆将成于其手。信乎英雄豪杰之本无种也。”又《孔子改制考》卷4引墨子《三辩篇》云：“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頀》，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则自立会或有效法汤武革命之意焉。 [35] 1902年，南海弟子欧榘甲撰《新广东》，主张广东自立，“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声言广东当为各省自立之表率，“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参见欧榘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269—311页）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称“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近今外人之论者，以新英国、小日本目湖南矣，我湖南青年亦侈然以湖南人自命也”。（参见杨笃生：《新湖南》，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第612—648页）此后，江苏、四川等省皆倡言自立。凡此，皆戊戌前康党谋湖南自立之绪余也。其后，各省实行自治，推行改革，以“模范省”为全国倡。民国初年的联邦制及稍后的“联省自治”运动，皆承此论调而来。至于今日改革开放，泰半亦由省为主导矣。 [36] 参见康有为：《覆吴巡阅使佩孚电》，1921年9月16日，《全集》第十一，第162页。康氏致曹锟、赵恒惕书皆载梁氏谬说而驳之。盖梁氏虽为南海高足，然其思想极不能自立，常折衷于乃师与孙氏之间，反复无常，不独南海不慊于梁氏，而孙氏亦常恨其狡诈，谓“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不若乃师之率直，“不愧为男子也”。（孙中山：《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30—232页）康氏思想前后本不同，且颇尚权谋，若梁氏之反复，非独受孙氏之影响，亦因乃师思想中本有此两种倾向也。唯梁氏一时而有此两端，自外人视之，则不免有反复之讥耳。 民国六年，南海拥张勋以复辟，梁氏则附段祺瑞以攻之。南海谓梁氏本亦主复辟者（参见康有为：《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19页），又致书梁氏，切责之曰：“生（指梁氏）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生戊戌以来，以保皇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今日又赞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别有所适，反复叵测，生固以为因物附物。……生得志于时，而阴很造恶又如此。”（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7年9月，《全集》第十，第428页）则南海亦恶梁氏之反复也。盖自民国以后，梁氏尤为政治之变色龙，或助袁氏以揽权，又附段氏以讨逆，或攀保教之骥尾，又为共和之前驱，常奉迎于北洋诸派系之间，抑或其本性使然欤！梁氏尝亦以此自疑，自谓“盖生性之弱点然矣”。（梁启超：《清氏学术概论》，第143页） 关于梁氏之反复，萧公权倾向于善意的理解，谓其“主张辨别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绝对，因此他也不坚持个人一时一地的见解必然是正确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梁氏素有民权思想，此真贯彻始终者也。然其与孙氏始乱而终离，亦以“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且梁氏毕竟深于旧学者也，终不欲背师恩、弃师门焉。 [37] 其时，革党中主张自治尤有力者，当属章太炎。太炎尝有言曰：“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章太炎：《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5页）又云：“自治云者，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本省人充军队警察，而长官尚需本省人民公举，不由政府除授，斯为名实相称，如是层累以成联省政府，则根本巩固，不可动摇，是故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章太炎：《章太炎与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电》，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10页）1920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驱逐督军张敬尧，宣布湖南实施“自治”，太炎即致贺电表示支持，且赴长沙考察。1923年，太炎致电南方十省，欲其“以自治名义联拒寇仇”。盖太炎尝有《分镇》一文，即主张扩大地方督抚之权，防止列强挟制中央以吞并中国。其后虽有《分镇匡缪》一文，自我否定旧日见解。然至20年代以后，又主张地方分权矣。太炎思想之变化，恰与孙中山相反。盖中山于民国前后尝有联邦制之构想，然此时已主北伐统一全国，绝不容地方自治矣。 [38] 康有为：《覆北京裁兵大会书》，1922年5月，《全集》第十一，第184页。又参见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199、200页。 [39] 南海曰：“粤为孙根据地，欲永除孙，非绝其根据不可。……仆昼夜思此，经年弥月，以为非公之声威，不能永远靖粤，而公必不能南行，则非公派部下名将不能定粤。……闻孙君传芳甚才，粤人咸望公定粤，故咸盼孙君传芳定粤。”（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全集》第十一，第232页）又欲用徐勤酬款以助吴平粤。（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全集》第十一，第310页）至吴氏因冯玉祥反水，败弃京、津，南海犹百般为吴氏谋，甚欲助其入粤，以夺孙氏地盘。（康有为：《致吴佩孚、萧耀南电》，1924年11月，《全集》第十一，第352－355页）南海恶孙氏如此，其期许吴氏又如此。 戊戌前后，南海倡立宪，孙氏主共和。庚子之后，满人朝廷已不足孚天下之望，而南海犹戴德宗为君主，处处与孙氏之革命相掣肘。南海又谓孙氏常欲害己，盖“以吾百变不摇，故忌吾甚至”，且戒梁启超谨卫保身。（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07年12月9日，《全集》第八，第334页）壬子之后，南海或扬共和之非，或助冯、吴以平定南方，且时有复辟之想。1926年，南海犹致书吴佩孚，以为“中国之大乱，非复辟不能救”。（《全集》第十一，第429页）盖南海颇寄厚望于吴氏，欲其复辟以安中国，成亘古之功也。南海嫉孙氏如此，至于孙氏，亦深恨南海。民国初建，孙氏即大总统位，尝致书蔡元培曰：“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倘合一炉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孙中山：《复蔡元培书》，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三，第19页）盖不欲用南海也。终康、孙一生，彼此相嫉视实深焉。 观乎南海一生事业，处处失败，大略言之，盖有四焉。戊戌之变，此一败焉，此其所以丑诋慈禧也；保皇无成，此二败焉，此其所以恨孙氏也；保教受阻，此三败焉，此其有憾于共和也；复辟无望，此四败焉，则切齿于冯玉祥矣。盖吴佩孚之败衄，实北洋军阀命运一大转折，而康氏之虚君共和理想遂成画饼矣。南海深恨冯氏，曰：“冯玉祥挟吕布、侯景反覆枭诈之姿，为石敬瑭、刘豫卖国图帝之业，南与鲍罗庭联盟，北与加拉罕密约，假俄之金钱、学说、军械以据京师，拥段祺瑞以谬发号令。……冯玉祥日日明为大盗，口口发为圣言，居之不疑，言之不怍，集古曹操、王莽、侯景之大成。……冯不止为倒戈校之毕业生，实为诈伪教之圣者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等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6、417页）则冯氏之所为，较诸“三姓家奴”之无信义，亦不稍逊焉。若吴氏，盖本秀才之身，一生“尊重圣贤，崇尚儒道”，素以儒将自诩，积极倡导孔教，谓民国之乱在于孔教之废，“民国成立，专讲政治法律，及物质科学，竟将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完全废弃，故二十年来大乱不已”。（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191页）南海于北洋诸将中，期许吴氏尤深，而于吴氏之败，亦尤痛心焉。南海虽臻耳顺之境，其志则老而弥坚，时人谓南海目光炯炯，声若洪钟，此老真非常人也。 [40] 康有为：《致萧耀南电》，1924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66页。其时，孙、冯南北联合，南海深忧之，至于孙、冯假外力以寇中国，犹为南海切齿，以为中国危亡在此一举，“今之国敌在俄化，国贼在冯而不在奉。……冯俄南下，蒋俄北征，则中国亡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1月4日，《全集》第十一，第384页），“南蒋、北冯皆俄将，今粤灭于俄，冯据京开俄政府，中国亡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2月11日，《全集》第十一，第387页），“今大患在俄化，冯玉祥为俄石敬瑭，挟俄攻华，是国贼”（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2月22日，《全集》第十一，第392页），“自面别后，吾粤已亡于俄，而中间兄弟阋墙，不顾外患，致养成俄化。……今幸转圜，玉帅愿结束兵事，与奉派合力拒赤，则犹有望也”（康有为：《致张宗昌电》，1925年12月底，《全集》第十一，第394页），“冯挟俄化灭华，胜即不容公。望助李出疑兵北路扰之，以重兵沿铁路讨冯”（康有为：《致阎锡山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6），“蒋介石者，不过如元将张弘范、清将之吴三桂，只为俄将之一耳”（康有为：《告全国父老兄弟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7页）。世人虽以反革命视南海，然南海忧中国之心，真可表天日矣。 [41] 南海曰：“窃谓诸公苟有不亡中国之心，宜及今明此大义，辩知冯俄、粤俄，各出全力以救中国。”（康有为：《告全国父老兄弟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8页）又曰：“大变既临，尤望诸帅各释旧嫌，言归于好，同仇敌忾，联盟合力，以除赤化，以保中国。”（康有为：《致吴佩孚等电》，1926年1月5日，《全集》第十一，第407页）又曰：“浙人蒋介石，雄才悍心，为俄鹰犬，东征西定，无不披靡。……冯玉祥以侯景反覆之资，为俄之石敬瑭、刘豫以灭中国。……今蒋、冯俄数月之中大得意于中国，此非冯、蒋之才能为之也，以中原诸将皆急私仇而遗国仇，奋内争而忘巨敌，鹬蚌相持，至令冯俄、粤俄收渔人之大利。合九州铁以铸此大错，不能不为诸公叹惜痛恨之也。窃谓方今国仇在俄，今之国贼亦在北冯、南粤。有能讨北冯、南粤者，保障中国者也。其有助冯俄及坐视粤俄者，即预于自攻中国，自亡中国者也。”（康有为：《致孙传芳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4页）又曰：“凡有归俄者，助归俄者，望全国各帅合全力待之，无使寸土尺地归俄所有。”（康有为：《致吴佩孚等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8页）南海盖忧苏俄之得志于中国，晚年竟操劳如此。 [42]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6年8月14日，《全集》第十一，第433页。 [43] 康有为：《致张宗昌》，1927年3月9日，《全集》第十一，第455页。 [44] 梁启超谓南海自知死期，或与此有关。1927年4月18日《晨报》录“南海临终之遗言”，亦谓南海之病颇关乎政治，盖因“目击世变，百感交集”所致。（参见《全集》第十二，第503页）然吕振文谓南海乃中毒而死。（吕振文：《康南海先生墓碑文》，参见《全集》第十二，第507页）又据刘海粟回忆，南海因年老体衰，实死于食物中毒，未必与政治斗争有关。（参见申松欣：《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研究》，第59页） [45]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6页。 [46] 康氏此说亦针对孙中山。盖孙氏主张省级行政长官由地方选举，又主张法治以保证国家之统一，“文意各省行政长官，不若定为民选，使各省人民泯其猜疑，且以示中央政府拥护民权之真意，于统一实大有效力。又据法理言之，谋全国之统一，在法制之确定，而不关于官吏之任命。前清督抚何一非中央任命，而卒至分崩者，法制不统一也”。（孙中山：《致袁世凯函》，1912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卷二，第539、540页）其时国民党势力遍布全国，若依民选之法，则地方权力尽落入国民党之手，故孙氏之主张适触袁氏之忌耳。孙文常多书生之见，且热情而天真，此项主张实未必别有隐谋也。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康广仁语，谓孙氏“躁妄无谋，最易偾事”，而严复《论中国分党》一文则谓孙氏“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戊戌变法》册三，第76页），观乎民初孙氏之所为，诚是也。 且法治之流弊，乃在于无道德。讼案百出不穷，至于法院藉此牟利者，在所多有。中国素以“无讼”为治，“中国数千年，不设辩护士，法律疏阔而狱讼鲜少，戴白之老，长子抱孙，自纳税外，未尝知法律。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国民自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盖以个人独立之义，有国而无家，故薄恩义而但尊法律；然奸诈盗伪，大行于奉法之中。诚哉！其免而无耻也。法治乎，何足尊？夫何足舍德礼之治而降师之。然吾国无识之徒，不深知治化之本，而徒媚欧美一进之富强也，又以吾国法律之有未备也，于是高谈法治，几若视为政治之极则者。何其颠倒哉！”（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31页）今日道德之沦湑，未始不由崇尚法治之故也。 [47] 孙氏早年主张美国之代议制，晚年始以瑞士之直接民主为高，“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美、法、英虽主张民权主义，仍不是直接民权。兄弟底民权主义，系采瑞士底民权主义，即直接底民权主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五，第476页） [48]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18页。 [49] 顾震福：《说党》，《民国经世文编》册二，第761、762页。 [50]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7页。 [51]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7，18页。 [52]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8页。南海常讥孙氏为“民国伟人”，至于国民党其余诸人，尚能平心待之。若黄兴，康氏犹引为己党，“革命党人以仗义起，以争权利终，致中国分裂，生民涂炭。然其中固有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癸丑之夏，克强记吾门人麦孺博通好，谓中国民情国势皆不能骤以共和行之，愿从吾所主持，率国民拥戴。……君又劝吾另组党，愿赠三十万金为组党费，吾皆却未敢受。然因此知君只以爱国为心，而绝无私意党见也。……盖于时凡反对袁之帝制者，吾无不与合谋焉”。（康有为：《跋黄克强手札》，1921年1月20日，《全集》第十一，第147页）康氏又常称许宋教仁人材难得。故康氏所衔，唯孙氏一人而已。 又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南海讲学万木草堂时，“孙中山初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孙氏毕竟非凡人，焉肯屈于人下，南海殆不识人焉。乙未，孙氏倡设农学会于广州，尝请康氏及其弟子陈千秋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乃止。同年春，康、梁进京会试，陈少白访于上海，力主革命，康、梁与之谈论颇欢。其后，康党在上海、澳门办《时务报》《知新报》，倡言改革，名重一时，同时康、孙两党颇商量合作事宜。戊戌夏秋间，光绪锐行新政，南海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党株连，遂渐与孙氏疏远，而两党门户之见，自此益深。政变后，孙中山曾商诸日人以救助康等出险。康、梁至日本，颇蒙日本政府优待，而孙氏亦下意结纳，然南海自称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托故不见。其后相见，康氏坚其保皇宗旨而不少变。其弟子徐勤尤其反对与孙氏合作。（参见《革命逸史》初集，第47—49页） 然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海代御史王鹏运草拟奏折，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此疏既劾谭钟麟对兴中会举事疏于防犯，诬孙氏为“土匪谋攻省城”，又劾谭氏对劣绅刘学询进行庇护。刘氏与孙中山有同乡之谊，然“交结权要，势倾一时”，南海讲学万木草堂时，即与刘氏多不相能。戊戌间，南海又再次弹劾谭氏及刘氏。政变后，刘氏自请赴日，“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是以康、梁屡谋欲刺杀刘氏。然庚子间，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即与刘氏颇有联络。刘氏素蓄非常之志，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期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数与商起义大计。康、孙合作之失败，与刘学询实有莫大关系。（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36—150页。又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80页） 不独南海讥孙氏为“民国伟人”，其后陈独秀有“失意之伟人”之语，盖讥孙氏也。（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917年4月，《独秀文存》卷1，第99页）陈氏又颇不满孙氏广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攻击新文化运动。（参见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1919年12月，《独秀文存》卷2，第568、569页）民国以后，孙氏汲汲以护法为己任，而陈氏亦颇讥之，以为约法对人民自由多有束缚。（参见陈独秀：《约法底罪恶》，《独秀文存》卷2，第578页）孙氏亦颇不屑新文化诸辈，即便在国共合作时期，对陈氏亦常有戒心。 此外，南海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与孙氏不同，而视为民意之体现，“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康有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5月6日，《全集》第十一，第105页），又致电犬养毅，要求日本撤兵。（康有为：《请犬养毅转达日本内阁撤兵交还电》，1919年8月，《全集》第十一，第108页） [53]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18、19页。 [54] 民国肇建，中国即告分裂，“今蒙古、西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皆自立，伊犁又见告矣。顷则俄、英拥蒙、藏为保护国，法、日调大兵压辽，干涉滇乱。若列强效之，瓜分至矣”，“中国从此分裂而益乱矣，乱极且又将召瓜分”。（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1912年1月，《全集》第九，第257页）南海论民国弃失满、蒙、藏之情实曰：“然自民国元年，遂失外蒙、西藏万里之地。外蒙名为独立，而实隶于俄。西藏名为保护，而实隶于英。若东三省，则袁世凯之以十五条易帝制，听设警察，无异割让矣。若夫青岛控制燕齐，片马与[犭怒]夷野人山深入滇边，其失割尚不暇数矣。昔者清室数十年之弱，不过割香港，租胶州、威海卫、广州湾、旅顺、大连，各不过百数十里地，即奕山误割乌苏里江东域于俄，亦仅三数千里荒绝之地，岂有一年而割让二万余里金域与人哉？此则远过于墨，而古今天下所未闻者矣。吾不师英，因威廉而收荷兰数万里之地，乃师墨革命内乱，而失新藟以东万里之地，何其颠倒哉！闻民国伟人之论，但以为能保内地十八省则可矣，岂知西北既失，东南亦不能保，且内地割裂，则十八省亦不保也。又闻贵要某公之论曰：凡改革则必失其地，此必不能逃之数。然谁使必革命而至失地者？今俄、德之争里加一城，敝兵数百万，大战三年，而后得之。吾乃以无端之革命，而甘失二万里之金壤，国人视之，亦不甚爱惜，岂不异哉！故夫亡国有道，非其国人尽盲尽昧尽狂，谁得而取之哉！”（《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19页）早在民国之初，南海即以此警告革命诸公矣，“夫吾之抚有蒙、回、藏也，非吾华固有之，满人竭力而得之，以赠吾华人。然而蒙、藏之人，实系属满洲者也，与华人绝无系涉者也。……若今断弃旧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且岂特辽、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既失之后，必折入于强俄”。（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2页）凡此，可见南海之远虑，迥非革命党人出于一党私利之浅谋可比。是时俄、英分取外蒙、西藏，南海且忧且恨，曰：“一面读报，涕下沾襟，不知其所由，而惟忿然于那拉、奕劻、袁、唐、孙文、黄兴诸贼而已。末日至矣，可奈何？奈何奈何！……孙、黄贼子何足责，今痛恨袁、唐误国。……今者之恨，真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2年7月18日，《全集》第九，第336页）南海又讥民国为“让地政府”，“民国成立一年来，吾政府只闻退兵媾和，终则割讲以召瓜分而已，是谓让地政府”。（康有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1913年3月，《全集》第十，第31页）今人徒知满清之割地，孰不知革命诸公以一党之偏私，卖国尤甚焉！ 其时缔造民国之孙文，可谓天真浪漫，笃信共和使蒙、藏、回诸部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绝无分裂之虞。（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卷二，第429、430页）盖辛亥以前，保皇党与革命党曾就革命是否遭列强瓜分中国而互有辩争，孙中山尝假土耳其、摩洛哥二事，以为革命成功，列强当做壁上观，反欲保全中国之领土。（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908年9月12日，《孙中山全集》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383页）至西藏独立，孙文又无良策，乃空言以德服人，“余极端反对以兵力从事……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的谈话》，1912年8月，《孙中山全集》卷二，第427、428页）其后蒙古独立，孙氏亦反对用武，以为有违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在帝制时代，总是想压制蒙古。在民国时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树铮练边防军去打蒙古，现在又想派冯玉祥带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总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总是要脱离中国去独立。我们南方政府，向来没有用过兵力去征蒙古的”。（孙中山：《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07页）孙氏此说完全不顾事实，且有鼓励蒙古自决之理想主义成分。孙氏又谓“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卷九，1924年1月23日，第119页）其后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亦据此种理想主义论调，大言民族之平等与自决，而疆土分裂之种因亦植于是焉。孙氏之民国虽归失败，而共产党政府颇张其说，然吾今不致蹈苏东后尘，诚中国之万幸也。 长素则与孙氏不同。辛亥前夜，清廷犹能遣赵尔丰进兵西藏，长素乃致书贝勒毓朗，吁请趁葡萄牙内乱之机而收复澳门，且藉此以壮吾军之胆而鼓其气也。（康有为：《致毓朗书》，1910年10月，《全集》第九，第168、169页）设若是，诚能消弭国内乱卒悍将之叛心，武昌之军或亦不敢谋乱矣。 [55] 康氏论俄之兼并外蒙曰：“彼俄人知我革命功人之意，以十八星自表，但知保长城以内中国故有之地，而不计满、蒙、藏之保否也。”（康有为：《蒙藏哀词》，1913年，《全集》第十，第4页）彼时各党势力忙于内讧，此固其失蒙、藏之近因，然推其祸始，亦以革命党人政治理念之偏执所致。 [56] 孙文则以为，南美之乱，非共和有以致之，实因“地方自治之基础不巩固”，至于法国大乱八十三年，亦以无自治为根基，且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之故。（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卷六，第207、208页）故孙氏以为中国之共和建设，尤当重视地方自治。 [57]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3，《全集》第十一，第46页。当时革命党人凡事皆欲描摹美、法之共和，康氏极不谓然，以为“若吾中国之广土众民，人心风俗皆与美相反，如此而欲学美，则有中南美之祸可以为吾前车矣”。（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集，第211页）康氏之预测，此后莫不一一应验，较诸孙文此时之乐观，其智盖亦深矣。孙氏颇憾于南海，亦力辩君主立宪之非，“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恶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然君主制度在中国颇遭人恶感，良非事实也。孙氏又以民主制度可消弥争端，“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60、61页）凡此，皆务与康氏之说相反。 [58] 南海讥民初南北之争曰：“今犹南北相持、兵力相鏖者，非为排满也，非为争民族也，不过袁世凯之党数人，与新都督数人相争耳。此乃汉人相内争，如刘邦、项羽然，非复满、汉之争矣。汉高祖谓项羽曰：天下滔滔，生民涂炭，父子兄弟不相保，皆为我两人。今亦然矣。乃为事势之一大变，与初举兵之事理相反，而我国民不可不起而公商矣。”（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全集》第九，第269页）其时张謇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议，黄兴、章太炎等皆附和之，或有见于此祸焉。然孙文力排众议，以为当强化党的建设，保持一贯之革命精神，实欲藉此以制约袁氏也。武昌首义，当南北议和之际，孙文乘机而踞大总统位，又行推让之事，后人颇有高其义者，实未得其情焉。 [59]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3，《全集》第十一，第46、47页。今人唱民主者，莫不据美国为例，以为民主可致富强。朱一新尝有论以辟之，曰：“美为新造之国，地广人稀，谋生甚易，故内变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于欧洲，远交而近攻，无暇及美。至英、法诸国，地丑德齐，日虞俄之蚕食，自顾不遑，更无暇及。故外患不生。此盖幸值其时，得以闭关自治，国用既省，财赋自饶，非其法制果胜于诸国也。”此理甚是平实自然，惜乎今人不知也。虽然，美之实行民主，其弊颇多，古人亦有以见之矣，朱一新曰：“美虽久为民主，而分党相轧，以固权位，每易总统，举国若狂，皆邪说之毒中之。”（《无邪堂答问》卷4） [60] 参见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1－217页。 [61]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六，《全集》第六集，第179页。 [62]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辩序》，《饮冰室文集》之二。 [63] 古时常以毛色概括人种之特征，如俗称百姓为“黎民”，秦时称为“黔首”，皆此义也。此外，古时又称老人为“斑白”、“二毛”，称小儿为“黄发”，亦此类也。故明清以后，吾国称西洋人为红毛，未必有贬义，犹今人以肤色称西洋人为“白种”是也。 [64] 明、清于行省之外别设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于省外别置自治区，欲少数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实与古人无二。是以南海谓满清既为大一统，又实行满汉分治，盖“因其旧俗而治之”，犹本朝自治之义也。（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全集》第四集，第425页）本朝又在省外另设直辖市，亦沿袭明、清直隶之制也。若以《春秋》异外内之说视之，则直辖、直隶犹中国、王畿，省、行省犹诸夏，至于土司、自治区之设，则比于夷狄矣。 戊戌间，南海尝上《请设新京折》，不仅欲于北京之外而别建新都于沪苏之间，甚至欲建十都，以辐辏天下之文物焉。中国自古常不过两京而已，至本朝，则于北京之外，别建上海、天津两直辖，又于西南别辟重庆为直辖，不独控御陇藏，亦以为“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全集》第四，第444页） [65]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国之人种。此种改造人种的思想可追溯至康长素。康氏对棕人与黑人极蔑视，以为智力、形貌与道德之低劣者，然后其构建的大同社会又主张人类之平等，因此，他设想了四种办法来消除这种人种上的差异，即迁地之法、杂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种、黄种之存，其黑人、棕种殆皆扫地尽矣”。（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集，第45页）而且，南海虽以黄、白二种族为优，不过，他仍试图改造黄色人种为白色人种。（参见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集，第43－47页）可见，康氏所主张之种族平等，不是视各种族平等，而是要转变“劣”种，以与“优”种无别。康氏又认为，“太平之世，人人皆色相端好，洁白如玉，香妙如兰，红润如桃，华美如花，光泽如镜。今世之美人，尚不及太平世之丑人也”。（康有为：《大同书》第8，《全集》第七，第187页）盖上世纪初颇盛行人种改造之说，不独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说实本于达尔文物种进化之“优胜劣汰”说也。叶德辉谓此“合种”之说，较之民权、平等，尤为大谬，盖援耶稣《创世记》之词而已，致中国之种族而不得留存，实有害于风俗人心。（《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翼教丛编》卷6） [66] 刘师培：《读左劄记》，《刘师培论学论政》，第14页。刘文淇作《左传旧注疏证》，盖不慊于杜预注也，乃掇拾贾、服、郑之注，疏通证明。至其曾孙刘师培，则攻杜注失别夷夏之旨，“自杜预注兴，而攘夷之旨失矣，可不叹哉！”（同上，第15页）不过，刘师培亦许公羊家进退夷夏之说，不过，谓其义在于以夏变夷，非以夷变夏也，故至夷狄乱华，乃深戒之，谓“据此以荡华夷之界则殊不然”，又攻龚氏“援饰经文，献谀建虏”。（刘师培：《攘书·夷裔篇》，《刘师培论学论政》，第292页） [67] 刘师培：《攘书·夷种篇》，《刘师培学论政》，第296页。 [68] 古人言革命，素无种族复仇之义。然章太炎尝撰文多篇，谓儒家素许个人复仇，唯藉法律以禁止复仇无休止而已，至于国家之仇，公羊家主张九世乃至百世之仇犹得复也。且国家之上，尚无法律以宰制之，则不得不以国家自相复仇为是。（参见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0－276页）章氏又论今之革命，其义实为光复，即“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6页）且论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则排外乃理之当然，而西方则不必排外也，“盖宗法社会之视外人，理同寇盗，凡皆侵其刍牧，夺其田畴而已，于国教则为异端，于民族则为非种，其深恶痛绝之，宜也。故宗法社会无异民，有之，则奴虏耳！”（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5页）是以自革命党视之，满人入主区夏，不免奴虏视汉人，而汉人唯驱除鞑虏而后已。 章氏又谓《春秋》“其实主道齐桓、晋文五伯之事。……综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始自籛铿，至于大彭，身更数代，功正夏略，为王官之伯，而亦领录史臧。今以立言不朽，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自谓有伯主之功，非曰素王也”，故公羊家以素王改制之微言论孔子，失《春秋》之本旨也。（参见章太炎《检论·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11、412页）盖康南海以素王改制论《春秋》，章氏则以种族革命乃《春秋》之精神，彼此皆服务于各自政治主张也。 [69] 康氏不仅以为革命不必排挤满、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鲁亦我同种，谓“吾今宜兼墨、秘同种而并收之，岂止满、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张革命党人当效元魏之法，改满人姓氏为汉姓，以泯满汉之域，消弥内争之虞。（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9日，《全集》第九，第207页） [70]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7页。 [71]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30页。 [72]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8页。 [73]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卷五，第187页。 [74]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五，第473－475页。 [7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3页。 [76] 不独孙氏，章太炎之民族思想前后亦有转变。盖章氏排满言论之烈，犹甚于革命诸公。庚子之后，章氏感于国难，以为保中国，必不能保大清。至革命功成，章氏乃尽变其说。其时，留日满洲学生有主张向日借兵者，章太炎乃告之曰：“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1911年10月1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19—520页）故汪荣祖以为，章氏不过以排满为手段而已，一俟倾覆清社，遂再无藐视满州之言论，而信守五族共和。（汪荣祖：《康章合论》，第83、84页。） [77] 康南海力辟此种民族主义，以为“民族之义，起于德人之鲑加纳。盖以法路易十四及拿破仑忌德人条顿种之大也，乃频分为小国而阴弱之，故卑士麦以民族义鸠合德之诸小，乃能成今德之强霸。意为澳人分为十一国而弱之，故嘉窝以民族义收意大利族十一国为一国。盖民族义，皆专为合诸弱小为强大国者也。若夫英、美、俄诸大，则鸠合群种而为大国，故民族之说不发焉。吾中国之所以大，真美、俄、英之比也，故无发民族义以自裂之理。若必专明民族，则其始排满矣，继必排蒙古、西藏、新疆之蒙、回族矣。……夫德意志以发民族义而致强大，吾国人乃以民族义而自削小，何其反也！……夫民族之说既误矣，若公等犹坚持之，则必至南北相持，日寻干戈”。（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07、208页） [7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85—188页。 [79] 章太炎亦有类似“国族”思想。章氏以民族主义通乎古今之道，盖宗法社会藉此而收族，而军国社会亦藉此而聚众；又谓民族主义，藉以破宗法，而使中国进于军国社会，而国族乃因以成就焉。（参见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2－337页） [80]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238－241页。 [81] 孙中山：《三民主义》，《国父遗教三民主义总辑》，徐文珊纂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第174页。 [82]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60页。 [83]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18、119页。 [84] 《孙中山全集》卷八，第402页。 [85] 《孙中山全集》卷八，第401、402页。 [86] 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见于日本此种图谋，“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第15、16页） [8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304页。 [88] 当时，日本颇有势力宣扬此种论调。1898年6月，近卫笃磨公爵（1863—1904）组织了同文会，其用意即在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联结。近卫笃磨在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上发表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扬种族战争：“我认为，东亚将不可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一难点铭记心中。“（马里乌斯·詹森：《近卫笃磨》，载江晃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第113—114页）近卫在与南海的谈话中，更是宣称排斥西方在亚洲的势力：“今日之东亚问题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实为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身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美洲之门罗主义，乃不外此意也。在东亚，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任务者，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在今日之局势下，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虽然如此，但我等最终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康有为：《与近卫笃磨的谈话》，《全集》第四，第41页）可见，日本提出亚洲门罗主义，即欲中日携手以对抗西方也。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会会议中发表演说，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37页）然而，日、中两国毕竟强弱判然，尤其至民国之时，中国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于清末，则东亚门罗主义不免视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而日本针对中国提出的种种不平等条款即由此而来，与西方纯粹出于掠夺中国之心不同。虽然，此时自中国视之，东亚门罗主义徒然有利于日本而已，且渐成日本侵略亚洲各国之借口，是以南海亦转而反对东亚门罗主义矣。（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集，第6、7页） [89] 康有为：《唇齿忧》，1899年10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41页。孙中山亦屡强调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至于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国，犹能原谅之，“日本不然，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页）孙氏之天真如此，盖从地缘政治视之，日本的扩张只有侵略中国一条路，且随着旧中国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为“新中国”，其意极为明瞭，绝不因中国已建立共和而缓其图谋也。 [90] 康有为：《致大隈伯书》，1900年1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64页。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犹视日本为兄弟之国，且以维持东亚和平乃两国之共同义务。（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三，第13、14页）就此点而言，康氏与孙氏之看法相同。 [91] 此种意识不独康氏有之。戊戌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即颇有留其于京以备顾问之议，时军机章京外放松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说者谓日人我之仇雔，不当使之借箸。不知日人与我唇齿相依，我制于西，则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闻彼实有悔心。”（《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2页）稍早，洪汝冲亦有合邦之议，维新党人杨深秀、宋伯鲁乃有中、英、美、日合邦之说。 茅海建认为，康氏之“合邦”思想大概受到日人森本藤吉（1850—1922）的影响。（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87—389页）光绪十八年（1892），森本藤吉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十九年，出版《大东合邦论》，书中主张日本与朝鲜合并，成为“大东国”，然后再与清朝合纵，共同对付西方。二十四年，梁启超将此书翻刻出版，内容多有改删，改名《大东合邦新义》，并亲撰序言，序中称“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唐才常在《湘报》第23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出版）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大概康党中人颇主张“合邦”之论矣。 [92]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215—220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