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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学宗传》的批注看孙奇逢的学术倾向 作者：万红（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原载《原道》第37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理学宗传》的文献学研究”（LS14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孙奇逢学术倾向问题，向来纷纭众说。《理学宗传》为其平生大著，稿经三易，年逾三十，是孙氏学说的晚年定论。该书计26卷，本主辅内外之原则，传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作评传，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最后给出对其学行之总评。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为此，他严辨儒释，分其所不当合；融汇朱王，合其所不当分，一生躬行实践，以经世为蕲向，以励行为途径，本文从批注的角度来阐述孙奇逢重构道统、严辨儒释、力合朱王，最终归宗孔孟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理学宗传》批注；孙奇逢；学术倾向；理学； 《理学宗传》为孙奇逢平生大著作，稿经三易，年逾三十，孙氏自序说：“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1]最后于康熙五年成书。 于成书前夕之康熙四年六月初九，孙奇逢寄书长子立雅，其中说：“自端午抵夏峰，四阅月，日夕与博雅料理《宗传》，日前始就。思录一清本，出入携带。此是老夫饥食渴饮第一快事。”[2] 孙氏视《理学宗传》的成书为第一快事，日夕玩味，胜过一切，可见珍视重视之程度。孙氏弟子汤斌在序《理学宗传》时说：“盖五经四书之后，吾儒传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见于此。”[3] 张沐序也说：“盖八十年中，下学上达，有不可以告诸人，人亦终不得而知者，悉著此。”[4]都把《宗传》看成是孙氏学说的晚年定论。 《理学宗传》计二十六卷，本主辅内外之原则，传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立传记，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这些批注对于考论孙氏之学术倾向颇为重要。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地位的判断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而批注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亦可以看出孙氏自身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 所以，本课题以孙奇逢对诸儒、学行资料的批注为主要材料，从重构道统、严辨儒释、力合朱王及归宗孔孟等方面进一步讨论孙奇逢的学术倾向。 一、重构道统 理学家学术史观的主流是道统史观，但这个能够成统的道之内容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得了这个道并在这些人之间相传不断以构成传统，在不同的理学家那儿，自然理解并不一样。 大致说来，理学家一般都同意这个道是天地之道和人文之道，而建立起天地之道与人文之道的关联的是圣贤，圣贤得天地之道而立人文之道，这就是所谓“继天立极”的说法。 这一说法就经典的来源说，是渊源于《易传》和《洪范》而明确表述于《中庸》，故由朱熹在序《中庸章句》时予以阐明：“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5] 圣、神，根据孟子的说法，是人成就德行的次高与最高的两个阶段。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 只有德行至为美善的神、圣，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才能继天立极，得天道立人道，从而构成一个道统。这就是朱熹所建立的儒家道统的谱系。 本此，朱熹编纂了《伊洛渊源录》，确认与于道统的有宋诸儒，《宋史·道学传》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见解，将陆九渊等人排除在道学外，列入《儒林传》，如此就使得朱熹所主张的道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亦为明清两代诸多儒者所遵循。 这些道统论述，陆王心学皆被视为近于禅的儒学异端，导致程朱、陆王两派势同水火，互较短长，互争正统，所以四库馆臣在评论《伊洛渊源录》时说：“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7] 朱熹还认为传道实际上是传心，因此，如果对心与道之关系理解不同，所编排的道统中之圣贤自然也就不一样。所以，从不同的道统史叙述中，完全可以反观叙述者自身的学术立场。 正像众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学宗传》的学术史观也是道统史观。孙奇逢也认为儒者所传之道原出于天，神、圣继天立极，为生民立人文之道，发明天人性命之理。 理无增损而道有显晦，于是阐明此道之圣贤所构成之传统也表现出阶段性。孙奇逢认为自羲皇至17世纪，道统之传经历了四个阶段。 《宗传》叙称：“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乾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 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曾，利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馀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8] 在这里，孙奇逢首先表示了神、圣继天道立人极的看法，接着把立人极的神、圣所构成的道统之传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古，此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之统，“道行于君臣”，道统治统合一。第二阶段为中古，此时道统治统分离，孔子、颜、曾、子思、孟子等，讲明此道于师友之间。 第三阶段为近古，始于周敦颐，经二程张载弘传，朱熹接续发展，最后成于王阳明。第四阶段始于王阳明，贞下起元，亨其罗洪先，利其顾宪成，而夏峰隐然以今日之贞自期，任道綦重。 孙奇逢认为儒者所学当一衷于天人性命之理，“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者，而理未尝有所增；不得志则敛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行事与寄之空言，原不作岐视之。舍是，天莫属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术遂为天下裂矣。”[9] 所以，理是未尝一日不在天下的，儒者之学以圣人为归。颜回具体而微，死而圣学不传；孟氏殁而闻知有待，汉、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关闽五子大其统，嗣是而后，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10] 根据这些认识，《理学宗传》确立主辅内外之原则，勾勒此前的儒家学术思想史：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为主，自卷一至卷十一，人各一卷，列专传； 其他为辅，自卷十二至二十五，列汉隋唐宋明儒考，为类传，分别叙述从汉唐至明末的传经之儒及辅翼道统诸儒：“汉儒亦有薪传之功，不可没也。”[11] 在十一子与诸儒为内，最后是被视为“外”而被列入“补遗”的宋明诸儒。依次著录宋代儒家张九成和杨简，明代儒家王畿和罗汝芳（及门人杨起元）、周汝登等六人。 这就是孙奇逢在《理学宗传》的义例中所说“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辅也；十一子与诸子其内也，补遗诸子其外”[12]的编例。 孙奇逢所建构的这个道统谱系，表明他试图超越宋明新儒学内部纷争而全面思考古典时代以后的整个儒家学术思想传统，也显示了他迈过宋明、汉唐，直接追踪孔、孟而成就今日之贞的学术雄心。 为此，孙奇逢首先严辨儒释，在三教合一思潮弥漫的时代，重新确立儒家学术的意义与价值。 二、严辨儒释 孙奇逢认为当时要讲明儒者之道以接续道统，首先必须分清儒释的界限。薛瑄表彰唐韩愈及有宋道学君子距邪闲正之功，孙氏深表认同，批注说：“儒释之辨既明，儒者之功不见其大；儒释之辨未明，儒者之功原自不小；彼以儒为名，犹匍匐而归之者，独何心欤？”[13] 因为当时“儒释未清，学术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极”，[14]所以，《理学宗传》的首要任务是严辨儒释。 诚如孙氏弟子汤斌所说：“近世学者或专记诵而遗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为儒佛舍一之说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与吾儒相近，而外人伦、遗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容城孙先生集《理学宗传》一书…… 其大意在明天人之归，严儒释之辨。”[15]那么，《理学宗传》是如何严辨儒释的？ 首先是区分本天本心。这一区分源出程颐。程颐说：“《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16] 孙奇逢在本天本心中认为：“正谓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执中，中即所谓天也。人心有欲，必不逾矩，矩即所谓天也。释氏宗旨，于中与矩相去正自千里。”[17] 孙氏重提本天之说，认为“本天本心，毫厘千里”[18]，其实是针对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派之荡越，先重将道德实践的根据本体宇宙论化，再把天道内化为人之善性，这同程颐之学还是有区别的。孙奇逢说：“圣学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无善无恶也。” 认为“心无善无不善，此禅宗也，释氏本心之说也。性命于天，自是至善无恶。孟子所以道性善，此圣学本天之说也。本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兼善天下。本心只了当一已，故谓之自私自利。有统体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学术自别。”[19] 其次是辨析补遗诸儒。孙奇逢认为补遗是“谓其超异，与圣人端绪微有不同，不得不严毫厘千里之辨”。[20]立足于儒释之辨，孙奇逢一一辨析收在补遗卷中诸儒的近禅之处。对于张九成以觉训仁，孙奇逢直下断语说：“觉字是无垢宗旨。”[21] 当然，孙氏也反驳了那种因张九成拈出觉字即谓其为禅的观点，认为不独伊尹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即使孔子也认为先觉者是贤，所以并无可议。张氏的可议之处在其行教的许多话头乃是学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说得，“其立论多凌遽棒喝语，人故以禅归之”。[22] 对于杨简，孙氏肯定其于《易传》亦有所窥，乃其所自得，但也明确指出“不起意一言邻于虚灭”。又说：“慈湖不起意之说自穷矣，人谓慈湖之病总在自持。”[23] 同时批评杨简行不顾言，不能躬行实践，而且毁弃经典，非议圣贤，完全不像其师，“传象山者，失象山也”。[24] 对于罗汝芳，孙奇逢肯定其以孝弟慈为明、亲、至善之实乃是极其透彻之论[25]，认为“非尧舜不能满孝弟之量，惟孟子看得出，惟近溪发得透”。[26] 总之，收在补遗卷的这些人，要么是程门弟子，要么是陆王后学，都是世人所推崇的大儒，但为了严辨儒释，孙奇逢以其“学焉而未纯者”，[27]有悖师教，而将之驱出程朱、陆王之门墙。 孙奇逢认为，对于混合儒释之行为，真正的儒者一定要辞以辟之，而不可助其波，扬其焰，以致得罪于圣人。 第三是表彰排佛儒者。孙奇逢严辨儒释的第三个做法，就是在《理学宗传》中极力表彰内编中的那些勇于排佛的儒者。 如在传唐朝韩愈及其门人时说：“唐自中叶，老、佛显行，儒道媮末滥竽，显仕称儒者，愿相助为怪神。文公锐然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争四海之惑，屡跲复振……得赵秀才一人，能排异端、宗孔氏，便可为同心之人矣。”[28]不胜其赞赏之情。 还有程门弟子朱光庭、朱门弟子蔡元定、王门弟子陆澄等等儒者都大加称赞。 最后是分疏经世出世。孙氏本天本心之辨，并不是对程颐之说的简单重复，实际上是强调儒释在人生态度上的肯定世界与舍离世界的大分野。 不同的人生态度，自然表现为不同生命形态，所以陆王心学不是禅学，完全可以从象山、阳明的道德事功上看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陆象山、王阳明学说的分判上。象山学问，当时被认为是禅学。孙氏批注说：“朱陆同异，当时聚讼，没后鼓煽，群以为禅。” 孙氏引朱子说：“子静实见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在孙氏看来，象山之所以有事业勋猷，是因为他对天地实理有真切的体悟，“平生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处，却被文公一口打迸出来，直是传神写照之手”，所以其学绝对不可能是禅学。[29] 孙奇逢认为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从道理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因为无善无恶四字是禅门宗旨，阳明失于回避，遂招指摘。孙氏认为把阳明学看成是禅学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禅与不禅宜就其行事上论，岂有拼九死以安社稷而谓之禅者耶”？[30] 陈龙正认为“入门不妨异，朝闻夕可，归宿必同；用力不妨异，设诚致行，起念必同”，所以朱子不应推驳象山，阳明不应推驳朱子。孙氏认为“此论甚平”，但陈龙正“必以阳明为禅，又似多却一番推驳”，不同意他的结论。[31] 崔铣“谨守程朱之学，品行自无可议”，但他非要认为陆王是禅学、为异端邪说，孙奇逢争辩说：“夫二人者，且不必论其学术。荆门之政，有体有用；宁藩之事，拼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见异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32]认为崔氏发刻薄之论，实在有伤恕道。 总之，孙奇逢虽然反对混合儒释，借释解儒，但是也认为不应该把真儒学指为禅学，这同样是严辨儒释。 三、力合朱王 孙奇逢认为混合儒释固然导致学术不明，人心陷溺，而程朱陆王之争同样严重的影响了儒家学术之发展。前者是合其所不当合，而后者是分其所不当分。所以，于不当合者当严辨其分，而于其不当分者当力证其合。 自前述《清儒·夏峰学案》以来，都认为孙奇逢在朱陆异同的问题上，接受了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观点。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并不是孙氏合会程朱陆王学术的全部。 除程朱陆王的学术相合案外，孙氏一面将朱学功夫立大求心化，一面也将心学功夫持敬力行化，在博与约之间、下学与上达之间、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各救其偏，力求既不拘束也不荡越。 1.程朱陆王的学术相合案。在《理学宗传》中，孙奇逢把会通朱陆的顾宪成作为传道大宗之十一子的最后一位。顾宪成认为阳明把自己与朱学格物说上的不同看成是差毫厘而谬千里甚至诋为杨、墨，是不对的。 顾宪成说：“朱子平，阳明高；朱子精实，阳明开大；朱子即修即悟，阳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两先生所以考之事为之著，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者，委有不同处，要其至于道则均焉，固不害其为同耳。”孙奇逢认为顾说“得其平”[33]。 一般人也许都认为阳明特揭良知，超然自信，独往独来，了无依傍，可是顾宪成郑重指出阳明学问未尝不是通过念虑、事为、文字和讲论获得，虽然其方式容有不同。 所以顾宪成认为：“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阳明之所以致知者也。总只一般，有何同异？可以忘言矣。”孙奇逢批注说这是顾氏的看法可谓是“朱王相合之案”[34]。 同样，在批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时，孙氏又引用了上述顾宪成的这段话认为，如果理解了这段话，就“可以忘同异之辨”，不需要再斤斤于朱陆异同的分辨了。[35] 所以孙氏肯定那些没有朱陆门户之见的学者。比如吕枏认为朱陆“初时同法尧舜，同师孔孟，虽入门路径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 孙奇逢十分推崇，说吕枏“于朱陆异同，王湛学术，千万人之疑端，纷纷聚讼无已时者，平平数言，各归无事，此其识度过人远矣”；而同时强调指出：“学者须有一段高明广大之意，方能容纳群言，折衷圣统。”[36] 则无疑是孙氏志向的夫子自道。又在总批同乡金铉时说：“吾乡以理学忠节者二：公与定兴之鹿氏。鹿之学，以子静、阳明入门，而未尝不尊程朱；公之学守程朱，而录中时推陆王。此正见其学之大，不专主一家言，而直以孔、孟为宗者也。”[37] 前面已经提到，《理学宗传》以学之大小宗分主辅，以十一子为主，殿以主张朱陆学术“总是一般”的顾宪成；以儒之考为辅，殿以“不专主一家言，而直以孔、孟为宗”的金铉，此正可见孙奇逢超越朱王、归宗孔孟之深意。 但孙氏有进于他们的地方是非仅仅观其同，而是进一步在见其异的基础上加以会通。吕坤认为明道学术在朱陆之间，而鹿善继认为有陆而朱乃不偏。孙奇逢非常重视这一看法，认为“此处正可参会”。[38] 所以他主张朱学应该学习陆王学先发明本心性体的头脑工夫；而要止于至善，便须精察力行，使物各止其所。[39] 2.朱学功夫的立大求心化。孙奇逢认为，在工夫论上，朱子与象山的差异是不容否认的。朱子推崇程颐格物之说，认为“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谬说实本其意。” 并解释说：“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 孙氏批注说：“顺性命之正，处事物之当，便非徒穷物之理，而正物在其中矣。”[40] 认为朱子的格物说其实未中肯綮，而申以阳明格物义。朱子在《答汪尚书》书中说： “理既未尽，而胸中不能无疑，乃不复反求诸近，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然终日味无义之语，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彼既自谓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犹懵然也，则亦何以悟为哉？ 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决之疑，志分气馁，虚度嵗月而伥伥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学上达之序，口讲心思，躬行力究，宁烦毋略，宁下毋髙，宁浅毋深，宁拙毋巧，从容潜玩，存久渐明，众理洞然，次第无隐，然后知夫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无不在是，初无迥然超绝不可及者（孙批注说：此是与陆子不合处。）。”[41] 孙氏认为这就是朱子所自认的道问学工夫，和陆象山是不同的，而且孙氏认为朱熹“一生实历处未悟，原不容说悟，只合如此做去，以俟一旦之豁然。”[42]一直到其生命的晚年始“见诸生牵率于文句训诂，颇时时指示本体，使深思自得，而知者盖已鲜矣”[43]。 所以孙奇逢认为朱子晚年在工夫论上已经采纳了陆象山先立乎大、收求放心、辨义利及去支离等观点。 就先立乎大来说。朱子答何叔京说：“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 孙奇逢认为朱子已经知道观天道流行之体为工夫下手处，只是发之太晚，十分可惜，所以批注道：“明道此语，晦翁晚年方得无疑，无怪后学未能卒解。”[44] 朱子答吕子约说：“日用功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汨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孙奇逢批注说：“此与子静先立乎其大、求放心有二耶？”[45]认为朱子在这里所主张的为学工夫与陆象山完全相同。 就收放心，求放心来说。朱子答潘叔度说：“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看书鲜识之喻诚然，然严霜大冻之中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胜耳。” [46] 孙奇逢认为这是朱子“痛自悔悟”，只是那些不知先生者不信。 朱子答吕子约说：“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孙批注说：此终与子静同也。）”[47]认为与陆象山求放心的说法完全相同。 就去支离、辨义利来说。朱子晚岁复书象山，称：“熹衰病日侵，去年灾患亦不少。此数日来病躯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减日甚一日，恐终非能久于世者。 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孙氏批注说：“此是答象山书。两人同异到此了然。”[48] 朱子答符复仲说：“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只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见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効，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孙氏批注说：“二人投契于此见之。”[49] 认为朱陆二人在辨义利问题上已经十分投契。朱子答何叔京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孙氏批注说：“此段益见晚年有闻不在章句训诂之习也。”[50] 孙奇逢的这些批注，从文献考证上很难立足，但恰恰是其将朱学功夫陆学化的学术努力的具体例证。所以孙氏推崇的不事著述、躬行实践的朱子后学，反之则会受到他的批评。 比如他说元儒吴澄，“只是聪明博学，躬行切实意思少，故其出处著述皆有可议。”所以名字都不见于《理学宗传》的《元儒考》。 而明儒薛瑄认为“作诗作文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气，而无得于己。惟从事心学，则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亲历者知其味，殆难以语人也”，孙氏批注说这是“精粹语”，[51]且把薛瑄列为传道大宗的十一子之一。 总批何塘说：“生平不屈逆瑾，进退有礼，耻列文学科。其诗不必法唐，文不必法汉，议论依归宋儒，殆所谓躬行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录。谓自宋以来儒者之论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惧也。斯有道之言与？说者谓当以冉、闵无所著作，想公闇然自修、绝表暴之意。此为己之儒也。”[52] 顾宪成认为“五宗昌而虚无寂灭之教炽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当来而归者，周元公也；程朱殁而记诵辞章之习炽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信之当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孙奇逢同意这一看法，并说自己曾经认为儒术至阳明又开辟了一新境界，知道顾宪成的这一看法后，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可见，孙奇逢认为程朱后学流于当年程朱自身所反对的记诵辞章之习，是对于儒术的极大败坏，阳明心学使天下人在自家心性上反求不能不是儒术之又一开辟。[53] 顾宪成认为王阳明“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虽开发有余，但收束不足，学者“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高之放诞而不经，卑者顽钝而无耻”，这同阳明学自身有遗虑是分不开。而周敦颐则宛然一孔子，卓绝出朱子、阳明之上。 孙奇逢认为阳明学自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这都是“传阳明者失之”，[54]但同意顾宪成宗考亭则或失之拘，宗姚江则或失之荡，与其荡也，宁拘的观点，认为顾氏此论“独出手眼，为定此三大儒之案，其言正，非草草”。[55] 所以，如何救正王门后学的荡越就构成孙奇逢承继孔子之道统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3.心学功夫的持敬力行化。孙奇逢认为要救正王学末流荡越的弊病，力行持敬是极其重要的。良知良能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但绝非纯任自然的意欲，相反需要一番变化气质的工夫。 孙奇逢认为只有“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圣人才“无庸变化而动容周旋中礼”，即使像张载这样的大贤都需要以变化气质作为学问的把柄，更何况一般人？所以要升堂入室，不能没有学力。 孙奇逢说：“知廉勇艺，文之以礼乐，此则融其所长，变之化之以归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则补其所短，而变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鲁辟喭，皆由学力变化，故能升堂入室。”[56] 孙奇逢认为“学利困勉，皆凭气力”，“不用力，性如何得复？”[57]复天命之性，须由学力，学力之下手处即在日用常行之间，孙奇逢说：“日用行习之中，却有实地下手处，舍此而高谈一贯，总是虚论。夫子呼参而语以一贯，曾子曰‘唯’，此千古难再之事，未可轻易作商量也。”[58] 孙氏认为曾子当下即能了悟孔子一贯之学，不只千古难再，而且曾子之学正从日常的孝行中来。“孝之外无学术、无德教，故尧舜之道尽于孝弟，孔子亦曰‘吾行在《孝经》’。曾子体受归全，乃所以传孔子也。为圣为贤为儒，离此孝字不得。”[59] 所以孙奇逢十分反对顿悟之说，认为：“十年方进一步，此是夫子自己阅历语，顿悟之说，毕竟是镜中观花。”[60] 朱子答或人问为学次第说：“近世学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为万事根本。 其知之者，又只是撑眉努眼，喝骂将去，便谓只此便是良心本性，无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践履，讲究体验，则只此撑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笃，则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逺避之也。”孙氏批注说：“此为子静效忠告。”[61] 认为要避免现成良知的猖狂荡越，不可不讲究操存践履。所以孙氏重新强调程朱学的主敬工夫，说：“夫子与子路论君子，到底只一‘敬’字。”[62]认为敬“是学问大紧关”[63]。 朱子说：“孟子明则动矣，未变也；顔子动则变矣，未化也。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离常运者而求太极，离常发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释、老之荒唐也。”孙氏批注说：“离主敬，无见太极、见本性之路。”[64] 朱子答廖子晦称：“《论》《孟》之言，平易明白，固无此等玄妙之谈。虽以子思、周子吃紧为人，特著《中庸》《太极》之书，以明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功夫处，只说择善固执，学问思辨而笃行之，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天命之性、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 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然其实只是人心之中许多合当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则见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为，故曰天命虽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故曰无极耳。若论功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 如说求其放心，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后别分一心出外以应事接物也。” 孙奇逢对此意见极为赞同，故特为拈出，批注说：“天命之性、无极之真，正在日用之间合当做底道理上，故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的功夫。”[65] 总之，孙奇逢认为朱陆同异聚讼于生前，朱王同异又聚讼于身后，都是因为不明于学的人推波助澜造成的，完全误解了朱子。 事实上，在孙奇逢看来，“阳明之致知，非阳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阳之穷理，非紫阳之穷理，孔子之穷理。总不谬于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66]所以，与其矻矻与程朱陆王同异之辨，不如直探本源，归宗孔孟。 四、归宗孔孟 梁启超为突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地位，曾提出过“以史昌学”和“为学作史”的区分。[67] 《明儒学案》是否如梁氏所说，是为学作史，此不具论，孙奇逢著《理学宗传》，显然是以史昌学，而不是如黄宗羲说的“锺元杂收，不复甄别”。[68]那么，孙氏所欲昌明之学，是程朱学吗？是陆王学吗？ 从其所重构的不同于朱熹的儒家学术的道统看，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被他视为传道大宗的，是因为诸大儒皆宗孔孟。 在总批周敦颐时，他引朱熹所说，称：“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 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 不由师传，黙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扩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着、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69] 他认为“两程先生之言，要皆宗孔孟”，[70]说张载《西铭》“开发孔门言仁之旨”，是“天地间有数大文字”。[71] 有人认为邵雍“溺于数”，不能“列圣学”，他说：“数也而不悖于理，则数与理岂歧而为二？虽出入殊路，适道则均。邓元锡谓：‘数，溺则惑，通则神。’自有生民来，建天地之极，极其用，箕子也夫！尧夫也夫！”[72] 认为“《易》有数，天地有数，则数亦理也。不解者毕竟是欠事，乃有谓不必解、不求解者，遂让先生父子独擅千古耳”，[73]“《（皇极）经世》一书，大莫能载，小莫能破，然总之致望经世之圣人，践形尽性，为天地民物之主，故为内圣外王之学，非溺于数也。” “先生探赜索隐，洞悟悬解，跃如斫轮，妙如弄丸，洞然于天人上下、幽明始终之故。于是以寒暑昼夜、风雨露电尽天地之变化，以性情形体、飞走草木尽万物之感应，以耳目鼻口、色声气味尽万人之体用，以元会运世、日月岁时尽天地之终始，以皇帝王伯、易诗书春秋尽圣贤之事业，而大中至正之道毕具于其中。”[74] 对于那些他认为是传道小宗而列入儒之考的，其评判的标准也是是否宗孔子。 他说：“自文成之说行，则独守程朱以及身实践不变者，独罗文庄钦顺、吕侍郎枏两人耳。噫！学以孔子为宗，居敬，孔子之居敬也；穷理，孔子之穷理也；致知，孔子之致知也。有众人之同，何妨存二子之异哉？”[75] 明确强调学应当以孔子为宗。而且他认为孔子是“以明道为行道，所以为万世师”，“孔孟讲说即躬行”，“独善兼善，俱是为万世开太平”。[76]认为孔子是以学行经世。所以，孙氏之推崇躬行实践的诸儒，是其宗孔子的必然结果。 总之，孙奇逢不只在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元亨利贞的四阶段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的儒家道统的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为实现这一志向，他严辨儒释，分其所不当合；融汇朱王，合其所不当分，一生躬行实践。有人质疑不可轻言闻道，认为“尧舜道统由汤、文而孔子，皆五百余岁始一有闻；孔门传道，颜、曾外无与焉；思、孟而后，周、程外，恐难言闻道也。” 他说：“贤有大小，闻有全偏，具体有具体之闻，一体有一体之闻，朱子曰：‘下士晚闻道，卿勉强自修。’修则闻，不修则不闻，正未可自菲也。”[77] 孙奇逢一生任道重，自修苦，以经世为蕲向，以励行为途径，严辨儒释，力合朱王，重构道统。 虽然学术史上对其在儒家道统中之位置的认知与其所自我期许者容有差别，但孙奇逢最终实现了归宗孔孟的学术志向，我们认为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注释 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2 孙奇逢：《日谱》，《孙奇逢集》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5 朱熹：《大学中庸章句》，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6 《孟子·尽心下》。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19页。 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1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1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1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15 汤斌：《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6 《二程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河南程氏遗书》卷21下，第274页。 1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1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9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9页。 2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2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页。 2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7-508页。 2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 2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13页。 2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页。 2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页。 2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33页。 2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页。 2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130页。 3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 3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97页。 3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8页。 3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 3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 3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3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00页。 3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3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73-474页。 3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2页。 4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105页。 4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4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4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4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4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4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4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4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4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5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5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5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页。 5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5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5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5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5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58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5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 6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6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6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6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6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6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6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 6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6页。 68 黄宗羲：《明儒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69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70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71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72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73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74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75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1页。 76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94、495、497页。 77 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