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 作者：任蜜林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四日庚午 耶稣2016年12月12日 摘要：“元”和“天”在董仲舒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的关系是：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置于比较“虚”的位置，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元；生成论；本体论 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以下引用《春秋繁露》仅注篇名)“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那么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究竟是什么含义？二者究竟何为宇宙万物本体？二者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二者与人类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研究董仲舒思想中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元”之内涵 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源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元年春，王正月”乃《春秋经》语，“元年者何”以下是《公羊传》对经的解释。在《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传》对于“元”重视，《穀梁传》《左传》皆对“元”没有论述，如《穀梁传》解释说：“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左传》解释说：“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传》之所以对“元”重视，盖与其“大一统”思想有关，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董仲舒对于“元”的理解也是在公羊学背景下展开的，其说：“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玉英》)“志”乃衍字。这里的“元”为大始的思想显然取自公羊学。“元年”为君之始年，因此君主对其非常重视。以“元”为“始”的思想，是汉代春秋学比较常见的看法。如贾谊说：“《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新书·胎教》)刘向说：“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说苑·建本》)贾谊的说法亦见于《大戴礼记·保傅》篇。从贾谊、刘向的论述来看，他们虽然非正宗公羊学传人，但也受到《公羊传》思想的影响。 在公羊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对“元”进行了形上学的论证。他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玉英》)“终不及”之“终”，凌曙曰：“原注：终，一作故。”“生不必应四时之变”之“生不”，苏舆认为当作“生死”[1]68。刘师培认为“不”当系衍文，或“又”之讹[2]。“承天地之所为”之“地”，徐复观认为是衍文[3]218。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 对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梁启超认为，“元年”本来作“一年”，是孔子作《春秋》的时候才改的。其说：“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何以见得呢？据传发问‘元年者何……’，解诂说明‘变一为元者……’。知鲁史本作‘一年’，孔子修之，将‘一字’变为‘元字’。”[4]据上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可知梁氏所说有理。不过“元年”的用法在《尚书》中就已经使用了，如《伊训》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苏舆说：“谓一年为元年，未修《春秋》之先，盖已有此。商称元祀是也。而序《书》称‘一年戊午’，《书传》称‘周公摄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质虞芮’。意周初尚参错用之，圣人沿殷法取元，遂为定称。”[1]67由此可知，“元年”“一年”起初只是用来表示君主继位的始年，并无深意。因此，二者起初可以互用。到了孔子修《春秋》的时候，根据殷历，“元年”的用法遂在《春秋》中固定下来。《公羊传》认为“元年”与“春为岁始”一样，是表示君之始年的意思。在《春秋》和《公羊传》中，“元”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形上学的意义。董仲舒则对“元”作了形而上的论证。董仲舒认为，《春秋公羊传》言“元年”而不言“一年”大有深意，其表示“元”乃宇宙万物的本原，“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宇宙间一切事物皆由“元”生出，“天”“地”也不例外，因此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二端》) 那么“元”在董仲舒那里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如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的“元”只是纯时间观念。他说：“董仲舒用之作为宇宙本原的‘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它只是纯时间的观念，不包含任何物质性的内容，似乎也不包含人的意识，只是纯粹的概念。”[5]徐复观、金春峰等则认为其是“元气”的意思。徐复观说：“在仲舒心目中元年的元，实际是视为元气之元。……仲舒认定《春秋》的元字即是元气，即是天之所自始的‘端’。”[3]219金春峰说：“从哲学上看，元可以有三种释义：1)气；2) 精神；3) 天。本文认为，释为气比较符合董仲舒思想的特点。”[6]冯友兰说：“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一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7]这几种说法，哪种更符合董仲舒的思想呢？还是都不符合，另有他义。 从现有材料来看，“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以下几种含义：1)“始”义。如前面说的“谓一元者，大始也”。《王道》也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应该来说，这是“元”的最基本含义。《说文·一部》说：“元，始也”。2) “首”义。如《立元神》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深察名号》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这里的“元”与“国之元”的意思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3)与“气”连用，指“元气”。如《王道》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天地之行》说：“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4)还有“元士”“黎元”等用词，这些都是古代比较通用的用法，并无特别的含义。 可以看出，“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不同的含义，但能代表董仲舒独特思想的是第一种含义。除了“元气”外，其余几种含义都是董仲舒以前常用的词。如孟子说：“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元”指的是首、头。贾谊说：“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新书·过秦中》)“元元之民”，与“黎元”的含义相似，指的是百姓。 “元气”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中，其《泰录》篇说：“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这是说天地由元气所生，万物又因天地而有。《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此中所引两“气”字，据《太平御览·天部一》所引，皆作“元气”。王念孙说：“此当为‘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下文清阳为天，重浊为地，所谓元气有涯垠也。”[8]王氏所说虽无实据，但据《淮南子》书中所说，此“气”应当理解为“元气”。《淮南子·缪称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泰族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按：此语亦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二者虽然皆引自“黄帝”，但表明这种思想是《淮南子》作者认同的。“与元同气”说明“元”也是一种气，因此可以称作“元气”。可以看出，在董仲舒时已经有“元气”的概念。但在董仲舒思想中，“元”与“元气”并不相等。《王道》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这里也说“元”是“始”的意思，但并没有把其当作“元气”。如果把其解释成“元气”，那么下面“王正则元气和顺”就讲不通了。“元气”在这里应指由“元”而生出来的“气”，这种气充塞宇宙，是君王与外界感应的一种中介。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元”在董仲舒思想中并不仅仅是《公羊传》说的时间观念，其还具有形上学的意义。《玉英》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达其所为也。”这是说，“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 董仲舒这种以“元”为本体的思想应源于《易传》。《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两句本来分别是对《周易》“乾，元亨，利贞”和“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解释。在《周易》中，“元”本来是“大”的意思。《易传》却对其进行了形而上的解释，“乾元”是万物之始。“坤元”则作为“乾元”的辅助，也是万物生长的凭借。《文言传》则认为“元”是“善之长”，即“元”是一切“善”的来源，这是对《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元，体之长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而穆姜的思想也是源于《周易》的。可以看出，与《彖传》不同，《文言传》“善之长”的说法并没有将“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在《春秋繁露》中，我们能看到董仲舒对《周易》思想的论述。如《玉杯》说：“《易》《春秋》明其知。”“《易》本天地，故长于数。”《精华》说：“《易》无达占。”这些语言都非明于《易》者不能言。除此之外，董仲舒还直接引用《周易》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如《玉英》说：“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此出自小畜卦初九爻辞，原文作“复其道，何其咎，吉。”《精华》说：“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此出自鼎卦九四爻辞。《基义》说：“故寒不冻，暑不暍，以其有余徐来，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此出自坤卦初六爻辞。《坤·文言》曰：“《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说文·心部》：“愻：顺也。”“愻”“逊”古通，可见董仲舒此处的论述受到《文言传》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元”的思想应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又借助《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的论述对“元”进行了创造性解释，从而突破了《公羊传》“元”的政治含义，把“元”推到了形上学的高度。 二、“天”义疏解 对于中国古代的“天”，冯友兰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9]这五种含义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天”的不同含义。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主要有主宰之天、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含义。 对于主宰之天，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郊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这是说在所有的“神”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如果祭祀“天”的礼节不完备的话，那么祭祀其它众神礼节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众神都是由“天”决定的，那么天下万物就更不用说了。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这是说，“天”是一切万物的根本。对于“天”来说，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日月风雨、阴阳寒暑等自然现象都是在“天”的作用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董仲舒看来，“天”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如果离开“天”，则宇宙万物就不能产生。单独的阴气和单独的阳气都不能产生宇宙万物，它们只有和“天”结合，才能生出宇宙万物。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董仲舒还用祖先和子孙来比喻天与万物的关系。如其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观德》)“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这里虽然说的是“天地”，但实际上主要是讲“天”，因为“地”是从属于“天”的。《五行对》说：“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可以看出，董仲舒说的主宰之天有着浓厚的神学意味。 对于物质之天，董仲舒说：“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玉杯》)“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为人者天》)“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天道施》)这里的“天”都是与“地”“人”相对的物质之天。 至于自然之天，主要指天道的运行。在董仲舒思想中，其主要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阴阳、五行都是从“天地之气”分化出来的，它们的运行体现了天道的变化。《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在董仲舒看来，天道的变化，体现在阴阳二气的循环消长，与四季相配，阳气盛于春夏，阴气形于秋冬。虽然阴阳二气都体现了天道的变化，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阳气处于主要的、实在的位置，而阴气则处于辅助的、空虚的位置。因为阳主德，阴主刑，所以这种关系体现了天道的“任德不任刑”。 五行也是体现天道的一个重要内容。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为“天”所有。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相生关系，一种是相胜关系。所谓“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次序是由“天”规定的。而“相胜”则是指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董仲舒看来，五行相生的关系就如同父子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木生火”，木为父，火为子。“火生土”，则火为父，土为子。其余依次类推。父处于支配的地位，子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五行中，土处在居中的位置，“五行莫贵于土”。因此，在与四时相配的关系上，土与其它四行不同。其它四行都有具体对应的季节，如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则不居于四季的任何一季，实则对四季皆发生作用。五行虽然主宰四季的运行，但其还要服从阴阳二气的支配。《天辨在人》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 除了上面三种“天”的主要含义外，在董仲舒思想中，还有运命之天、天理之天，前者如《随本消息》说：“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后者如《度制》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相比其它三义，这两种含义比较次要。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的含义虽然很多，但神灵主宰之天是最主要的，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物质之天、自然之天等不过是它的表现。《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因此，在董仲舒那里，物质之天、自然之天背后都参杂着神灵主宰之天。在董仲舒看来，“天”主要有十个方面，其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可以看出，其中天、地、人三者是从物质之天层面讲的，而阴阳、五行则是从自然之天的层面讲的，它们合起来都是神灵主宰之天的表现。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而董仲舒则认为“道”也是出于“天”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样，董仲舒就在继承和改造孔子“天命”和墨子“天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三、“天”“元”“人”的内在关系 从上可知，董仲舒对于“元”和“天”的根本地位都有论述，那么二者究竟属于何种关系？哪一个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我们前面说过，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是源自《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天”在其中相当于“春”的位置。《汉书·董仲舒传》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这里明确把“春”解释为“天之所为”。按照这种逻辑，“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 董仲舒对于“元”与“天”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其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玉英》)这段话亦见于《重政》篇。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苏舆说：“天固勿违于元，圣人亦不能违天，故云不共违其所为。元者，人与天所同本也。”[1]69因此，君王要遵奉、继承天的作为来完成自己的功业。君王之道只与天来共同实现他的功业，而与天地之本原的“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元”是不能直接施予人的，这是贯彻天的旨意的表现。这说明，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因此，其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 从上可以看出，尽管“元”处于比“天”更为根本的地位。但“人”不能与“元”发生直接关系。也就是，“人”只能与“天”发生关系，而不能越过“天”直接同“元”发生关系。这实际上使“元”处于比较“虚”的位置。在生出“天”以后，“元”的任务就完成了。而“天”对于人及万物则有实际的主宰作用。因此，董仲舒又说“天”为“万物之本”“群物之祖”。在董仲舒看来，这也是《春秋》的基本要求，如其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玉杯》)“《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与万物都是从“天”生出来的，但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人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样子设计出来的，如人的骨节本于天的岁数和月数，五脏本于五行之数，四肢本于四时之数。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冬夏，人有刚柔，等等。因此，可以通过人来认识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与人”(《如天之为》)。 在董仲舒看来，天子即是人间的代表，也是天所任命来治理民众的。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深察名号》)“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佑)而子之，号称天子。”(《顺命》)“天子者，则天之子也。”(《郊语》)只有道德能与天地相比的人，才能称为天子。这种能行天意的天子又称作圣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威德所生》)。圣人之性是纯善无恶的，“圣人之道，同诸天地”(《基义》)，“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奉本》)。因此，圣人是效法天的意旨而治理国家。如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这是说，圣人要按照天的意旨，选贤任能，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 天子对上要顺从天意，对下要为民负责。天子的作用是贯通天、地、人的。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王道通三》)古人在创造文字时，把三横画通过一竖画连接起来而称作“王”。三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画则代表贯通天、地、人的王。董仲舒通过对“王”字的解释，意在说明只有天子才能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道是“任阳不任阴”“任德不任刑”的，天子治理国家也应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阴阳义》说：“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如果“刑厚于德”或“废德而任刑”，那就是“逆天”，就会出现灾害、怪异。 综上可知，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置于比较“虚”的位置，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参考文献：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012.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6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45-46. [5] 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9. [6]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46.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5. [8]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81. 作者介绍：任蜜林(1980-)，男，山西曲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