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孟子的心性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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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载：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一段，可以说是儒家心性说的开端，后来的朱熹理学与陆王心学，无不从此发端。 与西方相比，我们中国人没有一神教的全民信仰，但并没有导致人的行为的最高道德裁决在世俗权力那里，匍匐在权力之下，使得人格堕落。恰恰相反，至少在元代之前，中国成了四方仰慕的礼仪之邦，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文明，是彬彬之盛。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貌，也是让西方国家的很多人所向往和艳羡的。 虽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至高无上的神，没有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但中国人内心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主体意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的这十二个字，就是我们中国人自有的信仰体系，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它没有宗教信仰的神秘，却有安身立命的自觉自尊，并且特别有诗意。而且，孔子给我们的人生依据，是自我的道、德、仁、艺，并没有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屈从和依赖于世俗权力。孟子的这段话，可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 二 孟子这段话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前两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赵岐注：“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孙奭：《孟子注疏》）第二层，中间一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第三层，“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关键词是四个：“心”“性”“天”“命”。 第一层，讲“尽心”。尽心，穷尽心之可能。按照孟子的“四心”之论和“性善”之说，心即善，穷尽心之可能，就是穷尽善之可能。人心有无限的空间有待探索。穷尽不是到头，正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止于至善”，不是“止”而是“不止”，是无所止，是止于不止之中，永远保持在一种不停息地追求的状态。同样，人心之大，犹如宇宙，“尽心”也是一个极限境界，人的一生穷尽努力，也永无止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了解内心中的善，发见内心中的幽微之处，便是“尽其心”。“尽心”是穷尽自心，也是扩充自心，使之充实而有光辉。 另，程瑶田《论学小记》云： 心者，身之主也。万物皆备于吾之身，物则即具于吾之心。而以为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尽乎！曷为而可谓之尽其心也？由尽己之性而充极之，至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心尽矣。 其中的“物则”，即万物的规则、规律。如此，则“尽心”也是“尽人（他人）之性，尽物（万物）之性”，盖因万物之理皆备于吾心。这个说得更大了，是把“格物致知”的“知”由“良知”扩充到“知识”了。 “尽其心”，然后能“知其性”。焦循《孟子正义》曰： 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义礼智之端，原于性而见于心……知其性，谓知其性之善也。 孟子说“人性善”，因此，知性就是明了自己人性中的善。这个“知”，不仅是“认知”，更是“认同”。我人人性中的善，主要不是“认知”的（因为很难获得事实上的征验），而是“认同”的。我人自觉其善，自求其善，自证其善，自信其善，并以善来界定自己和规范自己。善，不仅止于伦理学上的善，也包含哲学上的善——不仅指某种德性状态和质地，也指合理的德性趋向和可能性。 “知性”而后能“知天”。“知”，在此是“明了”。“了”（liǎo）在汉语里，不仅有明白之意，还有一种终了之感，了结之感。何谓了结？就是因了而结，结也是止，有一种整体把握之意。如此“知其性，则知天矣”，明了天命所在。 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天本身，天道；一个是天赋予我人的命，天命。天有其道，人有其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之命。天赋之命，可以把它理解成使命。人在这个世上，总有使命。但是一讲到使命，好像只是我们的某种功能或者是我们的某种责任，实际上不仅如此。人一辈子更多的是要对自家做功夫（尽心），对自性做功夫（知性），对自己的生命做功夫（知命），使生命圆满，这是我们的天命所在。如同苗之开花，如同花之结果，开花结果便是苗与花之天命，苗与花如何可以推卸拒绝？孔子叹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是叹息天命不果，然而不果也是命，因为命里还有时运，时运其实还是命，故孔子说“有矣夫”。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不立于岩墙之下，是顺受其正；然而不得不立于岩墙之下而立之，也是顺受其正。为非作歹桎梏死者，非正命；然舍生取义桎梏死者，恰是正命。顺受其正就是顺受其命，知道自己命该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顺受其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是顺受其正；“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是顺受其正。 所以，心、性和天这三个字，实际上是统一的，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次序，先从心进去，再了解性，最后知道：心如此，性如此，那么天赋予我们如此的心，天赋予我们如此的性，就是天赋予我们承担如此的命。赋予我们心、赋予我们性，就是赋予我们命。赋予我们这个命干什么？去履行某种使命。所以这个命，既是我们自身的命，是我们的本体，又是我们的功能。从本体讲，我们自己的命，我们必欲使之圆满；从功能讲，我们自家的使命，我们只能荷担前行。 第二层，由“尽其心”进入“存其心”。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丢失善的本性，就是“放心”——走失、流放了善心。“存其心”，就是不要“放其心而不知求”，而是要“求其放心而已矣”，把自己丢失的本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非是“求其放心而已”。“尽其心”，是生长、是开拓、是确立；“存其心”，是存留、是含蓄、是葆养。如何存心？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礼。在日常生活中，心里总是怀着仁爱的念头，宅心仁厚；心里总是怀着礼义的念头，居仁由义。如此存心养性，就是“事天”。事天不要想得太大，不要想得太宏阔，能近取譬，仁之方也：事天就是尽性。这就是苗而秀，秀而实；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就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命之谓性”（《中庸》），率性即事天啊！ 第三层，“夭寿不贰”。夭，夭折；寿，长寿；不贰，不变。朱熹曰： 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四书集注》） 人生在世，无论长寿还是短命，无论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化，始终保持自己的心性不变。“修身以俟之”，修养自己的身心，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立自家之命了。 三 归纳起来，从“心”的角度，是先“尽”后“存”。尽，是尽其所能，达其极限。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只是要尽其所能，达其极限。极限不是天地的极限，而是我们自身所能达到的极限，一辈子往要达到的这个方向走，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孔子对冉求所言的“中道而废”（《论语·雍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一个人尽其所能、达其极限，便是尽心。尽心的过程很艰苦，但是，更艰苦的是存心，始终葆养自己的仁心不至于流失。这个世界总给我们太多的诱惑，太多不期而遇的挑战，能不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尽心难，存心更难，一不小心就会丢了自己的良心，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时刻、某一件事上，做不到以良知为出发点，而是以某种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时时刻刻“存心”而不“放心”，是我人的终身事业。 从“性”的角度，是先“知”后“养”。知，知其所善。明了自己心中、性中之善，这很重要，因为人的心、性中总有一些不善的东西。孟子讲人性本善，是说人性中本来就存着善，但是孟子没说人性中不存着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性中有“非人也”的东西。问题是，这些“非人也”的东西虽多，却不代表人的本质，而恰恰就那一点点与禽兽不同的东西，才是属于人的，才决定人之为人，才是人的本质。所以，认知到这一点的存在，认同这一点，追随这一点，存留养护这一点，弘扬这一点，便是人之天命。《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什么是“明明德”而不是“明德”？因为“德”中也有不明的东西、不善的东西。若只说“明德”，则是把人“德”发扬出来就行了；“明明德”是把德中“明”的部分弘扬扩充起来，所以这句话暗含着德中也有不明不善的东西。“明德”的部分才需要我们去“明”，明了我们心性中的善，发扬我们的“明德”，养育我们的善性。所以，知性就是明性，明心而后见性，见出性之善者、明者。 从“天”的角度，是先“知”后“事”。知天，认知天命的存在，认知我们每个人天赋的使命。天命的存在意味着：其一，天赋予我们自身的“命”，这是“命”的本体；其二，我们自身的“命”又有它的使命，这是“命”的功能。先“知天”，后“事天”。既然“命”是我自己的，那么，“事天”就是安顿好自己的命。“明明德”不就是事自己吗？尽心养性不就是事自己吗？不是事别人。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什么叫为己？为己就是尽己心，存己心，知己性，养己性，知己天，养己天。明了自己的天命，安顿自己的天命，就是“事天”。 《大学》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国治而后天下平”之“天下平”，对应的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则“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平天下之指向，不在“天下”，而在“明德”；不在“平”，而在“明”；不在外，而在内。一己之身修，天下之仁义存焉。《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身、家、乡、邦、天下，都是修道之场所而已，不是修道的目的，而是修道的场所和路径。修道的目的，还是自家身心性命。 所以，从尽心到事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逻辑闭环。倒回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事天”就是存心养性。怎么“事”？孟子讲：“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去做一件好事，与用好心去做一般事务，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有意思。什么是好事？我们用好心去做的任何事，都是好事。双休日去做一件好事，当然很好，但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我们不论身在哪里，每时每刻做任何事，都从心里的仁义出发，用仁义的方式去做事，哪怕是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心中都怀着谦卑，敬事而信，这就是“由仁义行”，这就是“事天”。 到这一步，孟子是不是已经在讲信仰，讲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不需要宗教之神，只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心性体悟、了解、涵养，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据。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就在“由仁义行”的瞬间，一下子明心见性。 最后，孟子说“所以立命也”，我们把这三个层次做好了，我们的人生就有依据了，我们自家就能安身立命了。立命，立自家之命。人生不就追求一个“立”字吗？ 四 上述四个关键词：心、性、天、命——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生命的圆融。 我们的信仰——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使我们不需要在某个时刻通过某种形式体现信仰，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生活里保持一种“由仁义行”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信仰之中，修养与信仰就合一了。《六祖坛经》曰：“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怎么有菩提？没有烦恼，如何修养？有闲有钱，喝茶焚香，不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是做事，是事天，是在事上磨，是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什么事都不做，闭目养神吃斋念佛，不是修身养性，而是麻木不仁，是浑浑噩噩。孔孟是做事的人。不做事怎么叫修养呢？所以，信仰是从头至尾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修养，修养是时时刻刻抱持不放的信仰。 我们的自由——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让我们可以不依靠宗教之神的外在的拯救，尽己心，存己心，知己性，养己性，知己天，事己天。听命于自己的内心，是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由自”，不由他，这是儒家心性论的前提和内涵。它是体悟自己内心中的善，它是去自己的心中觉知善。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我以自性的善养我自家的浩然之气。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自十五以至七十，全是围着一个“吾”字打转，走来走去，做来做去，说来说去，都归于“吾”字，都是自家，都是自家内在的需求，由自家内在的需求而起的动力，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由自的，而不是由他的。行走世间，动力是什么？由自，由自我出发。中国人做好人的理由是：我的本性是善的，我在发扬我自己内心的本性，是自我的本性决定我能做好人。我明了自家的心了，知了自家的性了，事了自家的天了。我不是上天的仆从，我是我心性的仆从。我信自己。怎么信自己？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天命也是自我的，是自我的本体与功能。 质言之，由着自己的善性而为，才是纯粹的自由、最终的自由。这恰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们生命的圆融——心、性、天、命，它是一个圆形的结构，而不是线性结构。尽心知性就是事天；事天就是立命；立命就是尽心知性。心即性，性即天，天即命，它们是可以互训的。 心性之学，需要我们自家去体悟。言者有不言，言多也可能变成某一种“衡”（参见《孟子·告子下》），成为自由的阻碍和局限。所以，不多说了，自家体会去也。 （本文根据作者在花时间读书社讲《孟子》的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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