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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俞平伯平反的前前后后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李卫民 参加讨论

        1954年的评红批俞运动,是当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与之相对应,1986年1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也受到很大关注。龚育之、戴知贤等知名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次为俞平伯平反的大会,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在会议上的简短讲话,事实上为俞平伯公开平反。不过,俞平伯的一些学生、亲属,对这次会议,却有所保留。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对这次纪念会的研究,尚很薄弱,相关史料,亦很罕见,现在,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略作考证,以见因缘。
        近期,刘再复的多部散文集与大陆读者见面,其中,《师友纪事》一书,有多篇文章提及这次会议,如《钱钟书先生纪事》、《胡绳纪事》、《还不清的满身债——怀念孙楷第先生》等,均是如此。刘再复明确表示,积极推动为俞先生召开纪念会议的,正是他本人,目的就是为俞先生平反。1984年底,刘再复任文学所所长,上任伊始,他就策划召开关于俞先生的会议,他认为,这是在“还债”,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之后,“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宝贵的三十多年光阴,白白流失,实在可惜,“由于感到可惜,更觉得应当还债”,还给俞先生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在刘再复看来,当时他需要还很多的债,“又想到还孙楷第先生的债,还钟惦棐先生的债,还王叔文先生的债,除了政治债之外,还有经济债、房子债、出版债”。刘再复披露,文学所的其他领导,如何西来等,对此议均表示赞成,所内老专家,亦积极支持,钱锺书先生对刘再复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因为1986年将是俞平伯先生八十五岁诞辰、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故此,刘再复加快了工作进度。
        胡绳院长是在会议召开前几天才知晓此事。事出突然,令胡绳很感震惊,为俞平伯召开庆祝会,必然要触及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评价,他责问刘再复,“这是毛主席定的案”,“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胡绳要求立即向中宣部报告,请求同意。最终,这次纪念会得到批准,顺利召开,胡绳也到会讲话。从事情经过分析,胡绳就会议问题曾请示上峰,但是,具体的过程,以及相关主管领导有何反应,尚缺更多资料以资说明。1994年出版的胡绳著《先贤与故友》一书,收入《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一文,即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在此文末尾,胡绳特别注明,“胡乔木同志审阅过这篇讲话稿”。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可见,为俞平伯召开纪念会,以及这次会议怎样开,均已获取高层领导首肯。因此,这个庆祝会,其规格某种程度上已逾越文学研究所甚至中国社科院的范围,具有替中央表态的意味。可能正因为如此,胡绳的讲话虽然简短,但调子却极高,除了明确表示“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还进一步强调,关于红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按照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这些语气相当肯定的表述,否定了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还俞先生以道义和学术上的公道。这次纪念会,却是一次平反大会。
        事实上,为俞平伯平反,尚有后续行动。纪念会落幕,仅隔一月,《光明日报》发表专访俞平伯的文章,《佳气神州一望中》。这篇文章称赞俞先生是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学者,在专访中,俞平伯再度畅谈《红楼梦》。对熟知内情的人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1954年之后,俞先生决口不谈《红楼梦》,经过“文革”,更是心有余悸,不愿发表新的《红楼梦》题材文章。红学家邓云乡在八十年代多次向俞先生请教,不过,在交谈中,俞先生很少谈及《红楼梦》,邓云乡的《红楼识小录》出版,请俞先生赐序,得到的回应是,“小序以愚自六六年后,迄未写作关于此书文字,其发表者皆仅存之旧稿或小诗词,未便破例,希见谅”。另据黄裳先生披露,俞先生曾写有论述吴伟业《圆圆曲》文章,但俞先生认为“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黄昌先生认为,“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俞先生向黄裳提及《圆圆曲》,是在1985年6月,仅过半年,一贯谨慎小心的俞先生就在影响力很大的《光明日报》上公开谈红,其中的政治宣示意味,大家都能感受到。也是在1986年,俞先生赴香港访问交流。
        至于那次纪念会的具体内容,读者所知甚少。刘再复也没有详细介绍,仅说气氛热烈,到散会时更是“群情兴奋”,与会者都纷纷上前向俞先生道贺、照相,钱锺书先生主动走上前来,对刘耳语,“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但是,俞先生的外孙韦柰则认为,会议“调子很低,规模不大,连家属人数都要删减。各报没有什么报道。外公回家后不说,不是很兴奋”。通读这段文字多遍,不知“不说”二字是否为“不悦”。韦柰的感受,与刘再复差异较大,可能也反映出某些实情,俞先生多年来心情一直较为压抑,此番直面1954年问题,心情难以平静,没有显出兴奋之情,也是情理中事。
        总体来看,这次纪念会,虽小经波折,终于成功召开,并有良好影响,回想其中的经过缘由,不能不指出,这是一次举重若轻的会议。
        俞平伯先生1990年10月15日病逝,韦柰回忆,“丧事仍然很低调”,“我跟单位说,要不要把消息告诉中央电视台一下,对方说不要”。韦柰的回忆不够全面,当其时,新华社发了电稿,《北京日报》等媒体予以报道,俞先生的老同事、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就是从《北京日报》上得悉噩耗,晓铃先生认为,“现在,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他都获得了正确的评价”,“晚年福寿同归”。不难看出,1986年的纪念会,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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