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中医与中医文化 刘明武 中医与西医，形成于两种文化的背景之下，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西医把人放在手术刀下来认识，把人放在显微镜下来认识，人在手术刀、显微镜下是一个个零件的组合体而不是活体。 人有病就在人体之内找原因，显微镜只能认识有形之物，根本无法认识无形之气与无形之情绪。例如范进因中举疯癫的疾病之因，是手术刀、显微镜根本无法发现的。如此认识论一割裂了人体内部的联系，二割裂了形体与精气神的联系，三割裂了人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中医人放在天体中来认识，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中的来认识，人体与天体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人体本身是表里相连、内外一致的有机体。病在人体之内，病因一可能在人体之内，二可能在无形的精神之中，在三可以在人体之外的时空之中——四时有四时之病，四方有四方之病。如此系统认识论一是把人的五脏六腑联系在了一起，二是将形体与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三是将人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面对疾病，西医的目标是消灭病菌，中医的目标是追求平衡，这是两者在目标上的差异。治疗疾病，西医主张此处有病就在此处下手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主张左有病治于右，上有病治于下，见头痛可能医脚，见肝病可以治脾，这是两者在方法上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一直背着“不科学”的指责。实际上，如同筷子与刀叉，馒头与面包，秦腔与歌剧，汉语与英语在诞生时就有着先天性差别一样，中医与西医在诞生时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差别。中医与西医，各自有各自的智慧，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根本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无理的指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无理的指责，中医本身说不出自己的所以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理，中医兴亡，匹夫也有责。没有中华文化，肯定不会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没有中医文化，中华民族肯定跨越不了上下五千年。为报答几千年来中医对整个民族的呵护之恩，为了回答那些自觉臣服于西方文化、肆意糟蹋中医的数典忘祖者以及不数典又忘祖者，笔者以中华文化为背景，对中医源流进行一下梳理，力图说明中医的伟大意义与长青意义。抗生素本身与背后的哲理跨越不了时间，源于自然的中医与中药永远没有时间上的局限性。振兴中医，中医本身一应该树立起文化自信心，二应该知道中医博大精深的所以然。不当与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题记 文化中医，谈的是中医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即中医发源于文化。中医文化，谈的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题目之中，涉及的是这两个问题。题目之外，还涉及中医的演化、现状与前景问题。 一、关于文化中医 《礼记·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句话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问题，例如小山羊源于老山羊，小老虎源于母老虎，小蝌蚪源于大青蛙。解释小山羊、小老虎、小蝌蚪的起源，是生物学家的任务，本文此处关注的问题是，方便实用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医起源于何处。 探索中医起源，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不妨从一个轻松的故事和一句简短的话开始。故事是今天的美国士兵读《孙子兵法》的故事，一句话则是英国近代大哲学家罗素所说的一句话。 （一）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 据电视报道，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大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美国总统小布什对士兵说：“你们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在一起。”小布什，西方媒体称之为西部牛仔。狂妄不羁，不服强者，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特征。不服现实中的强者，但悦服中华民族古代的贤者，这就是西部牛仔小布什。狂妄不羁，那是没有遇到贤者，遇到真正的贤者，狂妄的牛仔马上就会服服帖帖。 《孙子兵法》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今天的美国大兵读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不是说明《孙子兵法》能够超越时间？! 《孙子兵法》是神州大地上的作品，中华神州位于太平洋西岸，美国位于太平洋东岸，神州大地的作品能够流传到太平洋东岸，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不是说明《孙子兵法》能够超越空间?! 凡是读书人都知道，轰动一时的书很多，可是能够流传后世的书很少。有些轰动一时的书，连五十年的生命力也没有。还有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连十年的生命力也没有。 《孙子兵法》一能够超越时间，二能够超越空间，奥秘何在？其奥秘在于以道论兵。 《孙子兵法》在开篇之处连续三次出现了一个“道”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一个“道”字，连续三次出现在《孙子兵法》的开篇之处，这说明兵家论兵，其立论基础并不是“君王如何发令，我如何用兵”， 更不是“君王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而是以道论兵的。 道是道，兵是兵，道为什么会演化出兵法呢？相信很多朋友会对这一问题有疑问。 明白了罗素先生的一句话，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罗素几十年前的一句话 “像上帝那样去看。”这句话是几十年前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说的。罗素认为，看问题，看世界，看某事物与一切事物，仅仅用人的眼光去看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怎么看？罗素给出的答案是：“像上帝那样去看”。 为什么说人的眼光有局限性？因为人有老少之别，有目光远大与鼠目寸光之别，有民族之别，有文化背景之别以及文化程度的深浅之别，有东西方区域之别，有政治立场之别，有宗教信仰之别，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因此，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人的局限性，在上帝这里并不存在。上帝可以超越年龄的局限，超越时空的局限，可以超越经验的局限，可以超越种族、宗派、利益的局限，所以，看问题应该“像上帝那样去看”。 上帝者，人格化的造物主也。宗教中的上帝，哲学中的本体，文化中的自然之道，三者名异而质同，三个名字所描述的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与管理者。用笔者的话说，上帝、本体、道所描述的就是产生天地万物的那个生生之源。 《圣经》中的上帝，是天地万物以及亚当、夏娃的造物主。在中华文化里，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以及一男一女由天地而生，所以，天地是万物以及一男一女的造物主，道是天地的造物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对造物之道的精辟描述。 罗素所主张的“像上帝那样去看”，相当于早期中华大地的以道理论之。以道理论之，简而言之，就是以道论之。罗素的“像上帝那样去看”，先秦诸子的以道论之。罗素说到的，先秦诸子早已做到了。 以道论之，借助的是造物主即生生之源的智慧。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学科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经验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地位的局限。 …… 兵家以道论兵，实际就是依照道理出兵，依照道理布阵，依照道理打仗……以道论兵，孙子论出了今天美国兵还在学习的兵法。全军大比武冠军、军人出身的黄碧然先生告诉我，西方的军事学院都用《孙子兵法》做教材。以道论兵，兵家论出了超越时空的军事教材。 以道论之，仅仅是兵家一家的论证方法吗？非也。与兵家同时期的诸子百家，论证问题的方式全部是以道论之。 （三）以道论之在诸子中 1.儒家的以道论之 儒家以道论礼。礼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没有礼，人与动物就失去了区别。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礼，是从何而来的呢？由道演化而来。《礼记·礼运》留下的名言是：“礼本于大一。”大一者，道也。“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一是道的代名词。礼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由道演化出来的。 儒家以道论公天下。《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夫子告诉人们，最初的中华先贤创立出的是公天下。公天下的第一特征是传贤不传子，用《礼运》原话说是“选贤与能”。公天下是有道之天下，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公天下相反的是家天下，家天下的第一特征是传子不传贤，孔子认为，家天下是无道之天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儒家以道论君王。在儒家文化中，君不能为臣纲。道是君臣共同的纲。君臣都应该讲道。荀子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孟子认为，不能盲目辅助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君有道，臣助君。君失道，就失去臣辅助的资格。儒家认为，道至高无上。道，可以裁判君王。 儒家以道论人生。人生终极目标是闻道、得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真正可以指导人生的是道理，而非君王之理，孔夫子留在《论语》中的这句名言，从二千五百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点。以道论之，是儒家论证问题的基本方式。 2.道家的以道论之 阅读《道德经》可以知道，老子以道论德，以道论政，以道论时空，以道论天地万物……阅读《庄子》可以知道，庄子以道论逍遥人生，以道论解牛之技，以道论养生之术，以道论四时之序……人与天地万物必须遵循道理，这是道家文化的基本点。以道论之，是道家论证问题的基本方式。 3.姜太公、吴起的以道论之 中华大地的兵法，并不是只有《孙子兵法》一部。《孙子》之前还有以姜太公名义留下的《六韬》，与《孙子兵法》同时的还有《吴子兵法》，部部兵法都谈到了道。 《六韬·守国》：“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静。” 《六韬·兵道》：“凡兵之道，莫过于一。” 《吴子·图国第一》：“夫道者，所以返本复始。” 谈兵先谈道，这是《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的共同特色。 用兵之妙，在于人却根于道。 4.管子的以道论之 管子者，管仲也。管仲为齐国之相，辅助齐桓公称霸于诸侯。《论语》几处谈到了管仲。管子留下了《管子》一书。《管子》指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都应该讲道。对此，《管子·四时》中是这样说的：“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人治天下，穷则返，终则始。” 管仲的治国方略，出于人却源于道。 5.晏子的以道论之 晏子者，晏婴也。与管仲一样，曾为齐国之相，辅助过齐庄公、齐景公，使齐国出现了诸侯附、百姓亲、小国入朝的辉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晏子留下的千古名言。“入狗国进狗门”， 这是晏子留下的外交故事。晏婴留下了《晏子》一书，分内外两篇。《晏子·内篇》以墨子的口气评价了晏婴：“晏子知道，道在为人。” 晏婴的治国方略，出于人却在于知道。 6.鹖冠子的以道论之 百家之中有杂家一家。杂家以鹖冠子为代表，杂家同样谈道。鹖冠子留下了《鹖冠子》一书。《鹖冠子·博选》在开篇处指出：“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杂家认为，可以从天、地、人、命四个角度去观道。换个角度，也可以以道论天，以论道地，以道论人，以论道君王之政令。以道论之，论出了以人为本。今天人们常用的“以人为本”一词，就出于《鹖冠子》开篇之作的《博选》里。 《鹖冠子·著希》指出：“道有稽，德有据。”杂家认为，道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德是衡量人的依据。 《博选》是《鹖冠子》开篇的第一篇，《著希》是第二篇。在开篇的第一、第二篇文章首先出现的是道，道在杂家中基础地位由此可知。 7.墨家的以道论之 墨家崇尚的是尧、舜、禹之道，尧以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则制定历法，舜以七星定七政——使天下之序合于四时之序，大禹以水的自然属性疏导水——使治水的方法合于水往下流的自然属性，尧、舜、禹三者崇尚的是自然之道，所以墨家崇尚的也是自然之道。 8. 阴阳家的以道论之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驺）衍。邹衍在诸子中最为奇特。他明确提出了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之理，并把生克之理用来解释之前的王朝更替。这一理论，当时深深吸引了父传子的诸侯国君们，邹衍周游列国，每到一处，诸侯国君便出城迎接，设宴招待。这与孔夫子周游列国处处受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歪解五行生克之理，这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笔者高度注意的是，邹衍的推理方法。邹衍以小推大的方法，推出赤县神州之外还有神州，诸如中国赤县神州者，天下还有其九。因为大海相隔，所以人民不能相通。当时，邹衍没有飞机、轮船这样的交通工具，仅仅依靠一种方法，推理出赤县神州之外还有神州。这种方法，《史记》的介绍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显然，这种方法属于以道论之。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创立了行星式原子的量子理论，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以行星模式论原子，实际上是原子模式与行星模式之间的对比对应。这种方法是不是仍然在“以小验大”或“以大验小”范围之内？！ 邹衍的著作《终始》《大圣》有十万言之多，可惜都失传了。如果说邹衍理论没有失传，同时又被引用到了各种自然科学的问题研究之中，中华民族会解答出多少问题啊！ 对诸子中的六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这样的评价：“《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有一致之处，有百虑之别。一致在何处？一致在道这里。百虑之别在何处？在各家所论证的不同问题中。 诸子百家所论证的问题不同，但论证问题的方式皆是以道论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此时的中华大地上，道是论证问题、判断是非的终极坐标。 这里的新问题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也源于道吗？答案是肯定的。既然由道出发可以演化出百家之术，那么，从这里也可以演化出医理医术。 （四）道：《内经》的立论基础 道，是《内经》的立论基础吗？请看《内经》开篇之处几个重要论断： 第一是关于“人生如何度百岁”的两句对话。黄帝问：“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失人之耶？” 岐伯答：“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上古之人的生命为什么能够达到百岁？这是黄帝的问题。解释这一问题，岐伯给出了六个理由：第一是知道，第二是法于阴阳，第三是和于术数，第四是食饮有节，第五是起居有常，第六是不妄作劳。请看，养生的第一要务不是求神，不是拜佛，不是吃补品，而是在于知道。 这两句话出在《上古天真论》的开端，而《上古天真论》则是《黄帝内经》的开篇第一篇。养生在于知道，这是《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一篇中所讲的养生哲理。 第二是统领《黄帝内经》的一句纲领性的话：“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道看不见，摸不到，在哪里可以看得见、触摸到道呢？在日月转换的昼夜之中，在寒暑转换的四时之中，在四面八方的空间之中，在万物生息的过程之中，在一生一死的过程之中。总而言之，道在自然秩序中，道在自然法则中，道在生生之物的演化过程中。昼夜之序是道的反映，寒暑之序是道的反映，万物有规律的生息同样是道的反映，所有生命的生生死死也是道的反映。自觉遵守自然秩序者，是谓得道者。得道者，称之为圣人。违背自然秩序的人，称之为愚人。为何有人百病不生，为何有人疾病丛生，遵道而行、背道而行的差别也。 这句话出在《四时调神论》之中，《四时调神论》是《黄帝内经》的开篇第二篇。这句话实际是一部《黄帝内经》的纲领。 《黄帝内经》所论述的问题与诸子完全不同，但立论基础却完全相同，道是诸子的立论基础，也是《黄帝内经》的立论基础。 《黄帝内经》中的以道论之，开始于第一篇，延续于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直至最后一篇。以道论之，贯穿于一部《黄帝内经》始终。 一源出百流，一树结万果，如此形容道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如此形容道与中医的关系，应该是确切的。诸子百家只是由源而发的条条支流，中医也只是百流中的一流，只是万果中的一果——一只鲜艳的、硕大的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道的发现与研究，并不是始于道家，而是始于中华文化的源头。 （五）道：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圣经》把上帝之理比作活水的源泉，把人理比作漏水的池子。《圣经·旧约·耶利米书》：“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活水的源泉与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圣经》对上帝之理与人理的区别。 源头活水，东方也有这样的比喻。朱熹诗作《观书有感》中有这样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指的就是道。笔者对朱熹的很多认识与做法都不赞成，尤其不赞成他把儒家文化局限在四书里，但笔者非常赞成“源头活水”这个比喻。 活水之源，《周易》《圣经》介绍了这样几重重要意义： 其一，万物之源。道变动不居，万物生生不息。万物日新日日新，反证生生之源的生命活力。 其二，人生哲理之源。生生之源之处，演化出了人生哲理。生生之源在哪里？哪里就有如何为人的永恒坐标。《圣经》以上帝为生生之源，所以，以上帝之理建立了为人之理。“上帝让人如何，人就应该如何。”这就是《圣经》所创建的做人公式。中华文化以道为生生之源，所以，以道理创建了为人之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为人公式是“道如何，人如何”。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所以天地之理同样是为人之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天地之理演化出来的。这里的为人公式是“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 其三，时空之源。时空问题，是人类必须认识、必须回答的问题。时间、空间起于何处？起于生生之源之处。《圣经》以上帝解答了上下，解答了昼夜、节令、年岁。上下即空间，昼夜、年岁即时间。《周易》以八卦解答了时间与空间。八卦中有春夏秋冬四季，有东西南北四方。春夏秋冬即时间，东西南北即空间。 其四，奇偶之数之源。希伯莱先贤认为，数随上帝而来。《创世之书》出现了十个数，每一个数代表上帝的一个方面，依次为：至高冠冕、慧、智、爱、大能、美、永恒、威、根本和王权。中华先贤认为，数随道而来，道由一阴一阳所组成，阴数偶，阳数奇。《周易》《黄帝内经》中都有阳奇、阴偶的说法。《周易》同样出现了十个数，《系辞上》直接把十个数与天地联系在了一起：“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其五，动力之源。宇宙运动的原动力源于何处？牛顿给出了源于上帝的答案。中华先贤给出的答案是：一阴一阳本身就具有四种力——原动力，恒动力，相互吸引力，相互区别力。道之动是自动，道之动是恒动。自动的原动力源于阴阳本身，恒动力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推动。一阴一阳永不分离，由此可以看出，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力。一阴一阳永不重合，由此可以看出，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区别力。——宇宙间的星体运动，决不是一种万有引力能解释的。 其六，礼仪之源。万物演化是有序之演化，何时小草该发芽？何时荷花该开花？何时桃子会成熟？何时太阳出东方？何时寒风起北方？何时昼夜寒暑进行转换？序，就是一定之规。人文之礼就是秩序，儒家认为，人文之礼就是由自然之序演化而来。 其七，音律之源。把音乐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这是宗教人士的认识。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上帝除《圣经》以外赐给人类的第二件礼物。”孔子和《黄帝内经》告诉人们，音乐是天地、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礼记·乐记》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黄帝内经·素问》指出，五音角徵宫商羽与时间（春夏秋冬长夏）、空间（东西南北中）有着母源关系。《后汉书·律历上》则把十二律与阴阳八卦联系在了一起：“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卦也。”音律之根，根于阴阳，变化于八卦、六十四卦。 音乐能否治病？在今天的电视上，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音乐能够治病，这是《黄帝内经》中的基本常识。音分五音，角徵宫商羽。音乐治病，就是在五音中选择出合适病人病情的那一音。 其八，发明创造的哲理之源。启迪人的发明创造，这是自然之道与上帝的重大区别之处。伊甸园里，上帝不允许夏娃利用树叶造裙子。伊甸园外，上帝不允许人们造通天塔。中华文化里的自然之道启迪人们的发明创造。前面已经谈过，诸子百家为立论基础创建了一家之言、各家之言。这里谈的是器具以及其他方面的发明创造。《周易》《周髀算经》《黄帝内经》《庄子》共同告诉人们，接近认识了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 《周易·系辞上》指出，形上之道可以转化为形下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下》指出，衣裳、舟楫、臼杵、弓箭、网罟、宫室、文字等十多项重大的发明创造，都是在卦象、卦理启示下进行的。卦象、卦理为何能够启示发明创造，因为卦象、卦理合乎道理。 《周髀算经》指出，日月运行，合于道理。以道为指导思想观测日月运行，可以制历，可以发现二十四节气，可以发现勾股定理，可以发现音律。“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周髀算经》告诉后人，此类事与万事之间有相似性，有相关性。熟悉一类，就可以通于万类。如此通达者，即是知道者。 研究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庄子在《天地》一文中是这样表达的：“通于一而万事毕。” 卦中有道。研究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上》是这样认识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在八卦的基础上引伸，在八卦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就可以把天下之能事办好。 研究道，论一可以知百病。《黄帝内经·素问》有这样的说法：“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 研究道，为什么可以进行发明创造，原因有二： 其一，道在万物之中。天地万物，一物有一物之象，万物有万物之象；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有万物之理；一物之象可以给人以启示，万物之象同样可以给人以启示；一物之理可以给人以一种启示，万物之理则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示。一片树叶，一根茅草，都可以启示进行这样、那样的发明创造。今天的仿生学，讲的不正是物象、物理所启迪的发明创造吗？！ 其二，道在卦象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书与言都有严重的局限性，书与言都不能完美地、完整地表达人的无穷无尽之意。谁能尽言，谁能尽意？象能尽言，象能尽意。象在何处？象在卦里，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一不是书契，二不是语言，所以，卦中可以尽意，尽无穷无尽之意。卦不是文字，不是语言，不是书契，所以，卦没有局限性。这里有阴与阳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哲理，这里有阴阳相反相成的哲理，这里有天地人分而为三、合三为一的哲理，这里有万物相生相克的哲理，这里有时空物三位一体无限循环的哲理，这里还有没有发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哲理。古今中外的资料证明，卦可以与孔子这样的大教育家对话，可以与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家对话，可以与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家、数学家对话，可以与柏应理、利马窦、白晋这样的宗教人士对话……通过卦象卦理可以明白、接近道理，明白、接近了道理就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各式各样的发明创造。仿照抽象的卦象卦理进行发明创造，也就远远地超越了仿生学。 道之处是哲理大宝藏，凡是进入这里的智者，都可以发现并得到支持自己学说的哲理。道为源，一源形成了百流、千流、万流。流是器、是技、是术、是艺，流是一家之言、百家之言。源头活水的意义，就体现在一源百流这里，就体现在一树千果这里。正是因为有了这源头活水，才有了如此光辉灿烂的中医文化。 以敬慎的态度来研究文化，就会有这样一个发现：创造文化的人类先贤，在文化的源头处，留下了一种可效仿、可延续而不可超越的智慧。这种可效仿、可延续而不可超越的智慧，一可以指导做人，二可以指导做事。在希伯莱文化源头，这种智慧集中在了上帝之理中，中华文化源头的智慧集中在了道理中。做人不能逾越上帝，这是古代希伯莱人与现代西方人的普遍认识。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这是中华民族的普遍认识。做人、做事如果无道私行或无道行私，必然会受到惩罚，用《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话说是：“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用《尚书·太甲》中的话说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诸子百家以道论之的所以然，答案是不是就在这里？！ 这里还需要继续说明的问题是：道，并不是始于道家，而是始于阴阳八卦。 《周易》位于群经之首，六十四卦位于《周易》之首，六十四卦的经卦发源于八卦，八卦的成分是阴阳两爻。这一顺序明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位于群经之首的是八卦，是阴阳。换句话说，阴阳八卦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源，是中华文化的起始点。八卦由一阴一阳两爻所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观之，道首先出现于八卦中，之后出现在文字中。 中医源于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中医由文化而来，这就是“文化中医”的所以然。西医与《圣经》无关，与上帝无关，这是中西医在文化上的基础性区别。 二、关于中医文化 谈中医文化，谈的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从原则上看，以道论养生，以道论诊病，以道论治病，这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以自然之道论养生之道、论治病之道，这是中医对文化的发展。《黄帝内经》是中医的奠基之作，是中医的集大成之作，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里。 从具体上看，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理育人 先是用道理教人遵循自然法则养生，然后用道理教人遵循自然法则防病治病，这是《黄帝内经》的基本点。道理在何处？在昼夜更替的秩序中，在春夏秋冬转换的秩序中，在万物的一荣一枯的秩序中，在物从其类的类别中，在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秩序中，在不忌妒、不刻意攀比的平和心态之中，还在东西南北的空间中。道理，自然法则也。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自然法则必然要付出代价，甚至是异常沉重的代价。艾滋病、疯牛病的产生，就是违背了物从其类的道理。 先论育人后论治病，只论治病不论育人，这是中医与西医的重大区别 （二）以阴阳两点论来认识世界、认识人体 从八卦诞生的那一时刻起，中华先贤一直就用一阴一阳两点论来论世界，论万物，论男女，论人体。世界与人体，均由阴阳两种元素所组成。阴有形而阳无形，所以，认识世界、认识人体，必须注意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 《黄帝内经》完全继承了认识世界、认识人体的两点论，并且有所发展。《黄帝内经》认为，人体之中，肉体有形，而精气神无形。对于人，精气神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失神而存形，人就变成了植物人。养生与治病，必须重视无形之因素。将无形之因素具体界定为精气神，就是《黄帝内经》对两点论的重大发展。 人生要想顺利度过百岁，“精神内守”与“气从以顺”是必须的，这是《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所强调的哲理。两点论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之处，也是中医文化的优秀之处。这一优秀之处，是一点论永远望尘莫及的。显微镜无论如何先进，只能认识有形之细菌，能认识无形之精气神吗？但精气神的确是存在的呀。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体现在认识世界的阴阳两点论上。 （三）以天体论人体 八卦有无限的象征性，但是首先象征的天体。八卦论天体，论出了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大元素。《周易·说卦传》：“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同一个八卦，还可以论人体。八卦论人体，论出了人体的八大部位——头腹，耳目，腿足，手口。《周易·说卦传》曰：“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天体论人体，以大宇宙论小宇宙，在《圣经》《奥义书》以及佛经中可以找到与《周易》同样的思路。《圣经》以上帝的模样论人的模样，《奥义书》以大梵的成分论人的成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人类先贤的思路是一样的。 《黄帝内经》全盘继承与发展了以天体论人体、以大宇宙论小宇宙的思路。《黄帝内经》一是以天体结构论人体结构，二是以天体成分论人体成分，三是以异常天气论人体疾病，论人论病，始终不忘记论天论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这个重要论断，在《黄帝内经》中不止一次出现。 （四）以天气论人气 天人对应关系，还体现在天气与人气的对应上。《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三篇《生气通天论》中是这样说的：“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天有天气，地有地气，人有人气，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人气与天地之气是相通的。 天地之气分阴分阳，人体五脏、九窍、十二节中的气同样分阴分阳，所以，五脏、九窍、十二节之中的阴阳二气相通于天地阴阳二气。在显微镜下，天气地气与人气，风马牛不相及。在天人合一的系统论中，天气地气与人气，处处相及，时时相及。天人合一而论，六十四卦论处的是人生哲理，例如自强不息的哲理出于天理，例如厚德载物的哲理出于地理。天人合一而论，《黄帝内经》论出的则是病理。天气正常，则有人体安康；天气非常，则有人体疾病。天气与人气的关系，年年相应，月月相应，日日相应，时时刻刻相应。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体现在认识世界的天人合一而论的基本立场上。 孤立地论天，孤立地论地，孤立地论山，孤立地论水，孤立地论人，永远不可能论出正确的答案，哪怕你有无与伦比的精密仪器。“善言天者，必应于人”，这才是正确的论证方式。 （五）以时空论疾病 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首先确定在八卦里。《周易·说卦传》在八卦中解释出了春夏秋冬，解释出了东西南北，解释出了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秋冬，时间也。东西南北，空间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演化的状态也。时空物在这里是一体关系，空间是万物赋存之场所，时间是万物生命之尺度。万物随时空一体运动，起于春而终于冬，起于东而终于北。这里没有远离于物的绝对时间，也没有远离于物的绝对空间。 《黄帝内经》全盘继承与发展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黄帝内经》论人论病，一论时间上的春夏秋冬，二论空间中的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四时不同，不同的时间内会产生不同的疾病。东西南北，不同空间内同样会产生不同的疾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篇《四时调神论》，论的就是春夏秋冬四时与五脏疾病的关系。《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篇《异法方宜论》，论的就是东西南北中不同空间与疾病的关系。 （六）以星象变化论疾病。 宇宙是宏大的，小草、蚯蚓是微小的。但是，微不足道的小草、蚯蚓却与宏大的宇宙息息相关。宇宙间某一个星体、某几个星体出现在特定位置时，地面上会有相应的某种气候，而某种星象、某种气候，恰恰决定着小草发芽、生长与枯黄，恰恰决定着小蚯蚓的出土与蛰藏。气候与星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不同星象对应着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候决定着不同的物候——小草的生与长，小草的枯与黄，小蚯蚓的活动与蛰藏。 关于大宇宙与小草、小蚯蚓之间的对应关系，《周易·系辞下》是这样表达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日月在天上往来，昼夜寒暑在地表转换。日往月来，寒暑转换，在地表上的具体体现是不同气候的转换。不同的气候，决定着龙蛇尺蠖的生存状态——活动与蛰藏。龙者，龙也。蛇者，蛇也。尺蠖，幼小之昆虫也。请看，日月之动与昆虫之动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日月之动会引起不同的气候，昆虫会随不同的气候而变化。 不同的星象，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候，被《黄帝内经》细分为五运六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原上的草，一年之中，为什么枯？为什么荣？因为一年之中有五运六气的变化。如果只有一种运，只有一种气，像南极、北极那样只有一种寒气，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小草鲜花的生长。 每一运、每一气会引起万物的相应变化，同样的道理，每一运、每一气也会引起人体的相应变化。运气有正常与异常之别，物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有正常与异常之别。异常，就是病。运气异常，物会生病，人也会生病。 论物必须论天地日月，论虫必须论昼夜寒暑，这一原则起于《周易》。将天地日月寒暑之动化为五运六气的循环，这是《黄帝内经》对文化的继承。论物必须论气，论人必须论气，气就是五运六气，这又是《黄帝内经》对文化的发展。气与人的关系，手术刀是解剖不出来的。 （六）以生克平衡来解释世界与五脏 天地广大，万物复杂，广大而复杂的天地万物能否归结在一幅明晰的简图之中，中华先贤、印度先贤以及释迦牟尼做到了这一点。 印度先贤、释迦牟尼在《奥义书》与佛教经典中把天地万物抽象在一幅简图之中，天地万物与人均用风、火、水、地四大元素来表达。四大元素之中有单向的生产链条——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 中华先贤也绘出了一幅简图，天地万物与人均可以抽象为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之间存在着两种循环关系：一是循环相生关系，二是循环相克关系。相生相克，解释了物质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这就是与阴阳之理同等重要的五行之理。 阴阳、五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医文化的根本。《黄帝内经》一是全面地继承了五行之理，二是全面地发展了五行之理。《黄帝内经》用五行之理解释天地万物以及人体五脏的属性，这里不能一一陈述。这里只能做以下简单介绍：在《黄帝内经》中，五行可以论时间——春夏秋冬长夏，可以论空间——东西南北中，可以论五脏——肝心脾肺肾，可以论五气，可以论五音、五味、五畜、五果。 …… 医论阴阳，医论五行；由道而术，由道而养生之术，由道而医术，中医文化的所以然就在这里。 （七）结语 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这是始于八卦的方法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方法论。 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关系，这是始于八卦的方法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方法论。 世界是动态的，人是动态的，动在至大无外的宏观世界中，动在至小无内的微观世界中。看人、看病、看世界，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去看，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万物必须遵循时空法则，人也必须遵循时空法则。看物、看人应该放在一定时间中去看，应该放在一定空间中去看，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万物与人一可以分类，二可以归类，万物分阴分阳，万物归类于五行，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以上所谈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可以精练在一个词语中，这个词语就是“援物比类”。与“援物比类”意思相近的词语是“观象比类”或“取象比类”。 中华文化为中医文化之源，《黄帝内经》是中华文化在医学领域内的支流，这就是中医称文化的原因所在。 三、“中医”的本义与出处 中医的本义所指的并不是中国的医术，也不是掌握中国医术的医生。其本义为平衡寒热、平衡虚实、平衡阴阳的中平。中医之中，在哲理上与《周易》所强调的“中道”，与《尚书》所强调的 “允执厥中”以及《礼记》所主张的“中庸”， 意义上相似相通。 “中道”讲究的是一阴一阳之间的和谐平衡，执政的圣人与天下人之间的平衡。 “允执厥中”讲究的是不极端，讲究的是持两端而取其中。这条哲理是作为舜的执政原则、执政经验传授给禹的。 “中庸之中”讲究的是不偏不倚，不乖戾不极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礼记·中庸》把天理视为是中庸之理的哲理之源。在《礼记》中，中庸之理一是执政者的执政原则，二是从君王道平民的人生态度。 中医之称谓，最早出现在《汉书》。中医之中，本义是中平之中，中和之中。《汉书·艺文志》：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以通解结，反之于平。……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医”一词就源于此处。 《汉书》告诉人们，中医经方的最终目的在于“以通解结，反之于平”。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在于平衡——平衡阴阳、平衡寒热、平衡虚实。以平衡为桥梁，达到治愈疾病的彼岸。中医之中，本义是中和之中，中平之中也。 现实中的中医，其意义已经不同于中医本义了，所指的是中国的传统医术，或掌握中国传统医术的人。中医之中，其意义已经演化为中国之中了。 四、疏通源流，振兴中医 （一）辉煌的历史 中医医生，《周礼》中已经有了记载与分类。《周礼·天官》中分出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关于四种医生得职责，《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 《周礼》指出，治内部疾病一可以用药物，二可以用五味，三可以用五谷，四可以用五音，五可以用五气。治外科疾病一可以用药物，二可以动手术。 中医治病，其目标不是消灭细菌，而是平衡阴阳。《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者，平也。平者，平衡也。平衡什么？平衡阴阳。阴阳为何？气血也，虚实也，寒热也，脏腑也。以平为期，是中医的终极目标。 远古时期的名医是僦贷季。僦贷季是神农氏时代的名医。《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通过岐伯之口是这样介绍僦贷季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色脉者，五色、经脉也。神明者，道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四时者，春夏秋冬也。八风者，四面八方之风也。六合者，四方上下也。四时八风六合者，时空也。这段话不长，却异常重要。这里出现了阴阳之道，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出现了时间与空间，出现了八风，出现了五色与经脉。这些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按照岐伯的说法，是这位僦贷季奠定了这些基本理论。 上古时期的名医岐伯。岐伯称僦贷季为先师，两人之间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师传关系。岐伯是黄帝的指导者，一部《黄帝内经》就产生于黄帝与岐伯一问一答之中。所以，后人称中医为岐黄之术。岐即岐伯，黄即黄帝。黄帝为帝王，岐伯为贤哲，所以岐伯的名字排在了黄帝之前。早期的中华民族尊重贤者与能者，由此可见一斑。岐伯讲养生之术，讲诊病、治病之术。养生，讲究精气神的调摄；诊病，有望闻问切四法；治病有汤液醪醴四药。岐伯先后讲了疟疾、麻风病、热病、寒热病、伤寒、中风、偏瘫、痹证、周痹、血枯、大厥、酒风、头痛、瘟病、水胀、肤胀、鼓胀、腹胀、黄疸、消渴、癫痫、癫狂、痈疽、痿病、卧不安100多种疾病。《黄帝内经》诞生在《圣经·新约》之前，岐伯也早于耶稣。有心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圣经·新约》，去看看耶稣是怎样治病的。比，可以知长短高低。要想知道岐伯与中医文化的伟大，可以把同时与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找出来读一下，清晰的答案马上就会呈现在面前。 先秦时期的名医是扁鹊。《韩非子》《史记》中均记载了扁鹊的事迹。扁鹊诊病，望诊达到了一望而知的水平。扁鹊见齐桓侯，一望便知君之疾在腠理，一望便知君之疾在肌肤，一望便知君之疾在骨髓。扁鹊的故事被编入了今天的中学教材。《汉书·艺文志》说，扁鹊留下《扁鹊内经》《外经》，但已经全部遗失。《史记》告诉后人，扁鹊的医术已经达到了起死回生的水平。更为值得怀念的是，扁鹊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割皮解肌，浣洗肠胃”的高度。 汉代的最著名的中医是张仲景。张仲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创作了《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创立了六经（三阴：太阴、少阴、厥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辨证与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诊病方法，将《黄帝内经》中“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治病原则化为具体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病八法，还创立了113个方剂。113个方剂被后人称之为经方，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和“众方之祖”。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华佗。《后汉书》有《华佗传》一文，记载了扁鹊的事迹。华佗精于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其精于外科，华佗能开腹，能洗肠子、缝肠子，能剐骨疗毒。 魏晋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皇甫谧。皇甫谧最大贡献在针灸上。皇甫谧因42岁患风痹，开始自学医学。皇甫谧的优秀之处在于能够辨别历传之谬误，除其重复。皇甫谧在《黄帝针经》即《黄帝内经·灵枢》的基础上创作了《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是第一部针灸专著。——自学者也可以成为名医，皇甫谧的榜样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葛洪。葛洪是医学家，也是哲学家，还是炼丹的化学家。在笔者看来，葛洪的最大贡献有四：第一是明确指出了狂犬病可以医治，具体方法是用狂犬的脑髓敷狂犬所咬的伤口。这个方法记载在葛洪所著的《肘后方》里。 第二是发现了青篙汁可以治疟疾。今天的青篙素被世界所接受，追根溯源，此功应首推葛洪。 第三是外科手术可以放腹水。 第四是发明了治疗骨折的小夹板，用小夹板使骨折复位。至今，这一方法仍被世界骨伤学界所采用。 隋唐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孙思邈。孙思邈的精妙医术，此处不再陈述，此处重点推崇的是孙思邈的高尚道德与一句至理名言。孙思邈治病有四不问：一不问贵贱贫富，二不问长幼妍蚩，三不问怨亲善友，四不问华夷愚智。仅这第一条，现在有多少医生能达到如此境界呢？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的开篇之处明确指出：大医须懂《周易》。明代名医张介宾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来一句至今还在流传的一句名言：“不知易，不足以言知医。” 明末名医吴有性（字又可）创建了温病学。吴有性曾对瘟疫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徭役之役，家家户户都得交纳。瘟疫之役，家家户户都可能受传染。吴有性著《瘟疫论》，把瘟疫的病因归结为一种看不见的戾气。戾气的认识，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戾气的认识，在当今完全可以继续发展。禽流感之外还会不会产生其它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之外还会不会产生其它炎？这需要有志者的继续研究。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文化孕育出了中医，中医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孕育着中华民族，中医文化呵护着中华民族。没有中华文化的孕育，肯定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没有中医文化的呵护，中华民族肯定不会绵绵延续上下五千年。 历史上的中医是辉煌的。 辉煌的中医，其精髓可以归纳在下列几句话中： 以道理论医理； 以变化论病理； 以损益论医术； 以平衡论健康； 以仁心论医心。 （二）令人忧虑的现实 历史上的的中医是辉煌的，现实中的中医却是令人忧虑的。 从新文化运动至今，批判、抛弃、告别中医的声音连绵不断。产生这种声音的原因有三： 一是没有阅读过《黄帝内经》。可以这么说，批判、抛弃、告别者之中，没有几个真正接触过《黄帝内经》的。《黄帝内经》语言是精美的，道理是深邃的。真正读懂了《黄帝内经》，从政者可以治国，从医者可以治病，莘莘学子可以写出精美的文章。笔者因受鲁迅先生影响，从青年时代就歧视中医，但认真读完《黄帝内经》的前五篇文章，马上被其中的文辞、哲理所吸引。“啊！中医原来是这样的。”精美精致、深邃平实，这就是笔者读完《黄帝内经》的前五篇文章后的第一感觉。 二是把庸医当成了中医。中医医生队伍中有不少庸医。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多次挖苦过的庸医。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阅读《黄帝内经》，要认识中医，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医生。如果遇到的具体医生是庸医，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医等于骗子”的错误结论。 三是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西医的听诊器、手术刀、显微镜，这些器具明显使中医的工具相形见拙。西药道的药片、针剂，其标准性、定量准确性明显使树根、树叶这类柴柴草草的中药相形见拙。 所以，不能一味地责难批判、抛弃、告别者。中医也应该从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去问一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声音”。 中医令人忧虑的原因何在？笔者冒昧谈几点看法： 其一，中医失传了根本。水有根，树有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识。那么，中医的根，根于何处？前面已经谈过，中医之根根于文化。细而言之，中医之根根于阴阳之道，根于五行，根于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根于时空物人四位一体的时空观。中医不知道，不知阴阳，不知五行，不知五运六气，不知天人合一的哲理，不知历法，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医生。《黄帝内经》认为，历法、运气这是为医者应知应会的两项基本功。《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年之所加即历法之推演，气之盛衰即五运六气的变化，虚实之所起即疾病之演化，工即中医医生。不知历法、运气，是不能为工的。仅以此而论，中医的现状不令人忧虑吗？进而言之，道为何物？阴阳为何物？五行为何物？《易》与医的关系为何物？有多少中医医生能够说出个一二三呢？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和尚不懂佛教之根之源，能叫和尚吗？ 其二，中医解剖之术失传了。源头中医，是重视解剖的。解剖一词，就出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这段论述记载了中医文化中的解剖学。人体解剖，其主要目的有七：一看脏之坚脆，二看府之大小，三看谷之多少，四看脉之长短，五看血之清浊，六看气之多少，七看十二经脉中的气血。 《周礼·天官》中的有疡医一职。疡医是外科医生。治疗的对象是肿疡、溃疡、金疡、折疡，治疗的方法一是药，二是劀（“橘”左去木右加竖刀），三是杀。劀与杀，显然是外科手术。 《史记》中的扁鹊会手术，其水平已经达到了“浣洗肠胃”的高度。 《后汉书》中的华佗会手术，其水平已经达到了开腹、洗肠子、剐骨疗毒的高度。 解剖之术在清代王清任这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之后失传了，今天也没有捡回来。外科之术失传了，今天也没有捡回来。《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黄帝内经》，也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也有《扁鹊外经》。后来，两部《外经》都失传了。西汉至今，两千年过去了，中医界并没有创造出一部新的《外经》。 不会解剖，不会做大手术，如何与西医相比？又如何超越西医呢？ 其二，中医教育的缺陷。中医学院、中医大学里教西医，而且两者的教学时间大体相当。笔者没有资格评论这样的教育对与否。笔者此处的问题是：西方的医学院有中医的教材吗？ 学中医不学《周易》，是孙思邈、张介宾错了，还是今天的教育错了？学中医不学天文，是《黄帝内经》错了，还是今天的教育错了？ 中医大学里的学生不通读《黄帝内经》，中医研究生选修《黄帝内经》，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西方神学院里的学生选修《圣经》，西方会容忍这样的神学院吗？ 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但为什么生产不了出类拔萃的名医，这是不是中医教育应该反思的问题？ 其三，中医管理的缺陷。中医如何继承，又如何发展？中医的短处到底在哪里？中医的长处、优秀之处到底又在哪里？西医解答不了的问题，中医能不能解答？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能不能医治？西医能做的手术，中医为什么不能做？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创举该不该总结？该不该推广？例如《张山雷医集·中风斠诠》指出，中药治疗大厥即肝风所引起的脑血管疾病，能够达到“覆杯得安”的效果。如果中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确能达如此效果，该不该组织验证，应不应该推广？例如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长李可先生著书，说有附子之毒恰恰是治疗心脏病的灵丹妙药。李可院长以附子为君药，创立破格救心汤，医治了“千余名心衰重症”，其中多名是西医放弃治疗的病人。破格救心汤优秀之处有三：一是能治病，二是见效快，三是价格低廉。《药典》中的附子的最大使用量是15克，而李可院长的最大使用量是500克。李可院长的经验有没有普遍意义？附子的使用量该不该突破？《药典》附子条该不该修改？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的责任？ 诸如此类的经验还有没有？如何发现诸如此类的经验？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的责任？ 有成绩就归功于管理者，这是目前行文的一般规矩。那么，告别中医的悲哀，责任应该归于谁呢？ 其四，中药令人忧虑的两大问题。一是质量失真问题，二是中成药的国际市场问题。 中药药材一讲究时间，二讲究空间。讲究时间，讲究的是采集时令。讲究空间，讲究的是药产某省某地。“三月仙草四月蒿，五月的茵陈当柴烧”讲究的就是时间，茵陈在三月采集，才能保证质量。所谓“川黄连，杭白菊”讲究的就是空间。地道或道地，是药材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按照现代地球化学的观点，不同区域的地壳之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不同的。现代地球化学中的观点，证明了中华先贤的卓越远见。可是，现在的中药，还讲究严格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吗？人工的培植，农药的介入，也是中药药材质量问题之一。 中药，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是，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日本生产的中成药几乎取代了中药。中药快变成了日药，中华民族还如何骄傲呢？ 其五，医疗器械有退无进。中医是讲究器具的，出土文物与经典记载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史前的出土文物中已经有了石针、骨针，《黄帝内经·灵枢》的开篇之作《九针十二原》已经记载了九种针。上下几千年过去了，中医器械进步了吗？针刺医生手中还有九种针吗？扁鹊的手术器具为何？华佗的手术器具为何？中医医疗器械不要说发展，连保留、延续都谈不上。医疗器械远不如人，这是事实。要想振兴中医，不创造中医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行吗？ 重复一次，中医的历史是辉煌的，中医的现实却是令人忧虑的。 （三）光明的前景 没有源，就没有川流不息的江河。川流不息的江河再长，也不会告别自己的源头。要振兴中医，必须疏通源流。而疏通源流的关键，在于认清源而疏通流。 中医的源头是道。自然之道是一座哲理大宝藏，这里有效法自然的哲理，这里有天文、人文合一而论的哲理，这里有时空物人一体而论的时空观，这里有用阴阳五行为坐标观察世界与人体的方法论，这里有奇偶之数，这里有五音六律，这里有阴历、阳历以及两历融和为一的阴阳合历，这里有天干地支的计时规则，这里有遵道养生的养生之术，这里有以道论病的独特方法，例如不治已病治未病，例如左病治右，右病治左，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发现的或等待发现的哲理。丰富的道理在《黄帝内经》之中，更在《黄帝内经》之外的自然之中。 疏通源流，关键在于认识中医之源，而必须从弄懂道所蕴含的哲理。道是什么？是中华先贤所认识的造物主。近代、现代西方一流的科学家，例如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他们无一例外都在思考造物主与自己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谈上帝与二进制的关系，牛顿谈上帝与原动力的关系，爱因斯坦思考上帝的本性……西方人所理解的造物主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中华先贤从一开始就把造物主理解为自然之道。是自然之道演化出了天地万物，自然之道就是生生之源。生生之源之处的哲理一是无限丰富，二是真正具有常青意义。西方一流科学家的认识与思考，在中华先贤这里是基本的东西。 认识源，其意义应该体现在流的发展上。疏通源流，广义而言，必须体现在道器、道技、道术、道艺转化上。具体到中医而言，就是把道中的哲理转化为具体的养生之术、诊病之术、治病之术。道有无限的延展性，术有严格的规定性。 把具有无限延展性的道理转化为精美的、准确的、具有严格规定性的解牛之术，这是解牛的庖丁值得传颂的地方。把具有延展性的道，转化为精美的、准确的、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医术，这应该是中医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术不能离开器。深邃的道理，精美的医术，不能没有先进的、具有定量意义的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例如中医有优秀的认识论。养生之术、诊病之术、治病之术此三术有一个共同点：均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均把人放在四时五方之中来认识，均把人放在五运六气之中来认识。病在人体之中，病因却在天文之中，却在时间空间、五运六气之中。这些病因都是仪器无法发现的。可是，如果利用仪器把外部之因与体内之病之间进行定量，这不是更好吗？！中华先贤谈道又谈器，子孙们忘记了器，这是不是中医手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医的历史是辉煌的，中医的现实是令人忧虑的，但是，中医的前景是光明的，是令人乐观的。为什么？细细论证需要一本专著或几本专著，这里只能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与西医相较，中医文化与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一体关系，两者之间从始至终没有分离。而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与文化是两分的分离关系。文化一体与文化两分，对于中医的前景有关系吗？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请看下面一句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这是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的一句话。这句话出现在《后现代科学》一书中。《后现代科学》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现代科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认为“传统社会的智慧”可以拯救人类。 问题是，美国有“传统社会的智慧”吗？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如果寻找“传统社会的智慧”，应该向东方寻找，应该在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医文化里寻找。产生在中华文化、中医文化基础上的文明，是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文明。所以，笔者对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五、继承中华文化，再造民族辉煌 研究的是《黄帝内经》，心系的是中华文化，笔者的目的与希望是，全面复兴包括中医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 笔者认为，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异常优秀的文化，正是这个异常优秀的文化蕴育出了早期的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创造物会过时，创造物背后的智慧并不会过时。创造文明的大智慧，永远也不会过时。对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就是要认识元点智慧，并能运用此智慧解答今天生活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元点者，起初之点也，开始之点也。万物有起始点，文化也有起始点。所谓元点智慧，就是源头中华文化中的智慧。 元点智慧体现在何处呢？分而言之，元点智慧在一部部经典中，在一件件先进器具中，在一项项先进技术中，在众多的发明创造之物中……集而言之，元点智慧融会在一个道字里。《圣经》用神解答的问题，中华文化是用道解答的。神解答的问题，道解答了，例如天地如何诞生？例如人生如何度过？神没有解答的问题，道也解答了，例如如何发明创造？道中有阴阳分裂而变的宇宙观，有法天则地的人生观，有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有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方法论，有尚象制器的创造论……若问一个道字里面为什么隐含有如此丰富的哲理，答案是道源于自然，道理源于自然哲理。此处，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源头的文化里，道理是用八卦之理、是用阴阳五行之理表达的。 真正认识了道，就接近了元点智慧。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在实际生活中提出很多很多新问题，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发明创造一件件新器具。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创造出一部部新经典。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似乎什么都有：天上飞的有飞机，地上跑的有汽车，家中看的有电视，手中拿的有手机……可是知道吗？所有这些都是从别人瓜田里买来的瓜，是从别人果园里买来的果。不会提出问题，不会解答问题，这才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回顾一下，在近代于当代，具有世界意义的新问题，有几个是由中华民族提出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步步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一步步离开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一步步离开了自己的元点智慧。 一条江河要想滔滔不绝万古流畅，那就不能告别源头；一棵大树要想顺利成长而万古长青，那就不能告别根本；同理，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那就不会自断其根——告别自己的文化。笔者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通过文化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经验，绝没有通过灭绝文化达到民族复兴的先例。 笔者深信，只要真正认识了元点智慧，中等智商的人，就可以提出与解答很多问题——有利于人而不害于自然的新问题。笔者衷心地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华民族子孙，能够认识到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从而自觉探索与接近元点智慧。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接近了元点智慧，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有可能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