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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华民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民性呢？中华民族在传统上天性上就是崇尚实用的，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与它的生活的环境、与它的气候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中华民族当时生活在中原地区，从西北到中原，这些地方生活得非常贫瘠，它必须要用自然做斗争，它要拼命地劳作，所以它是非常崇尚实用的。这样的一种国民性就需要有一种不实用的哲学去挽救他，去矫正他。孔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早就看到普通老百姓他们就是崇尚实用，所以他谆谆告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要做一个君子吗？你要做一个高贵的人吗？那么你就要懂得去崇尚道义，崇尚自由公正这些理念；你要是满足于做一个庸众，做一个大众——所谓的“小人”，那么你就只去关注利益的问题罢了。 所以孔子强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那些学者，一开始就说我读书的人、学道的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人格的成长。现在的这些读书人，他们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去逢迎阔人，当官的，有权利的人，乃至于大众。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的《大学》里面特别强调要诚意正心，《左传》里边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都是要把德行都是要把追求非实用价值的一些理念，作为我们人之所以向上的一种判断标尺。孟子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些道理都是对于偏重现实的国民性进行了一个劝戒，为中国人的精神筑起了藩篱，不要让中国人的精神因为追求实用而泛滥无依，忽视了对于生命价值的追寻。 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根本分别就在于古典追求“生命价值”，现代追求“有用价值”。什么叫“生命价值”？我们看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君子，是个高尚的人，是个大写的人。什么叫“有用价值”？你能不能给我创造生产力，你能不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业绩，这个叫有用价值。北宋大思想家程颐他在临终的时候，七十多岁，病得特别厉害了，快要去世了。他的学生说，师傅啊，你平生做学这个时候要用一用啊——因为宋代的那些理学家他们有一种养生功夫，跟今天的气功差不多，他说你这个时候用一用吧——程颐就笑了，说了六个字：“道着用，便不是”——你一旦说到有用没用，这就不是学问。我们知道一般的人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时候，他总是希望自己哪怕能够多活一秒——网上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医生问这个病人说，你快要死了，我想知道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达到。病人说：“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被抢救一下”——这是一般人，程颐是一个参悟生死的大思想家，他这个时候就用自己对于生命的一种从容来告诉弟子：不要太追求实用了，这样对你的人格成长没有好处，只有生命的崇高自觉，只有生命的庄严感和崇高感才是人的人性当中最光亮的那一部分。 所以新文化运动把孔子打倒在地以后，否定掉君子与小人的分别，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没有精神的堤防。从前被认为是“霸道”、“小人之行”的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堂而皇之地行之于世，发展到极致就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于是造成了“文革”的时候灭绝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历史，我有一位前辈，当代一位著名的诗人杨启宇先生，他说了一句特别沉痛的话，中国历史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这句话尤其是近代以来是这样的。 启蒙运动产生于欧洲，但是中华民族它受到的这种祸害是最深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它没有否定掉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它有一种对启蒙运动的纠正，有一种保守的力量使得你不能够去做。晚清民国很多学者就认为，因为启蒙运动，所以西方才会经济发达，才会工业发达，国力强盛。他们也存在着一个知识短板，他们不知道启蒙运动只是让大众看起来有文化，真正的让这个国家强大还是靠着少数精英，靠着那些科学家。而那些科学家的科学发现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启蒙运动来的，而是从西方的传统文化当中来的。因为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特别地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强调我们要追求客观知识，对客观知识有一种探根究底的精神。大家看古希腊一个著名的人物阿基米德，他在那演算几何题呢，敌人打过来了，士兵的剑都已经指着他了，他想的是我要把这个几何题演算完，他根本没有想自己的生命将会如何，这样就被对方杀掉，西方它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科学家能够做出他的大成就来，绝对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这样，国家给你项目，你要做对我们这个国民经济有用的科学研究，那是做不出真正的东西来的，只能够滋养学术腐败。真正的大科学家都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至少是喜欢这个东西，他就我单纯地去研究它。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的殿堂上去从事科学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少部分把科学当成自己是追名逐利的这样一个途径的人驱逐出去，把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单纯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这些科学家驱逐出去，那么这个科学殿堂上将不剩下几个人。不剩下来的这几个人是树林里面的乔木，是真正的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因为自己的信仰驱动，是去从事科学的，是为了探究宇宙的终极奥秘去研究科学的，比如说他的好朋友普朗克，而大部分的科学家是因为单纯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去研究科学的，就是觉得科学好玩。他有追求客观知识的精神，他才能做出成就来。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是实用的，你做一个科学研究首先要填表，你做一个研究对于国民经济有什么作用，对于当代有什么作用，这个还搞什么科学研究，你还不如改成叫“政治科学研究”。 正是因为古希腊以来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客观知识、“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才会发展出来近代科学，才会有了现在的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在科学领域来说，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实用性的科学发展得非常好，以至于西方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是对的——中国只有科技，没有科学——因为它缺乏这种对于客观知识的探讨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长处，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短处，你才能够因革损益，才能够把自己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这叫“因”，把不好的东西给改掉这叫“革”，把那些过头的东西给削减掉一些这叫“损”，把那些不够的东西加上一点这叫“益”——“因革损益”——这才是一个合适的态度，你不能够拿起药来就乱吃。康有为做过一个比喻，说你本来假如说你是一个体内极寒的人，吃附子，你就可以很快地把病治好，但是你本来是一个体内特别热的人，你一吃附子，你必然中毒。所以我们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对于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两方都很懵懂都很无知的情况之下拿数万里以外的药方治我们中国人的病，这是何等可怕又何等悲哀的一件事情。这种急功近利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就发展到文革的时候“破四旧”“砸烂一切牛鬼蛇神”。当时迫害这些知识分子，还要求他们唱歌——唱《牛鬼蛇神歌》。怎么唱呢？“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这是低缓的，抒情的，民歌味儿的。它对你的人格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