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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探究过所谓的民主，其实是可以分为“自由的民主”和“不自由的民主”这两种。不自由的民主就是多数的暴政，它每一样决定的做出，都是由大家共同投票决定的，但是这个共同投票决定的东西它对你个人私人的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妨碍，比如说对你的私人财产造成妨碍，对你个人的不妨碍他人的个体选择造成了严重的妨碍，甚至于它不允许你有不同于主流的这种思想。而自由的民主，难道就是完美无缺的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当代的这些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依然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社会生活的不健全。我们已经说过，整个科学民主这些概念全部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土壤之上的。现代性先天的就有一种向下的趋势，那么这种向下的趋势导致整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生活，有一种江河日下这样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民主社会的公民，他往往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缺乏长远打算，同时对于美德、对于知识严重缺乏敬畏感。民主社会的公民他们更关心八卦，哪个明星、哪个球星，他做了什么事情，最近又有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事出现，却不去关心一下这个社会上有哪些人是有德行的人，是值得我们仿效的人，有哪些人是真正有知识的人，值得我们去向他学习，缺乏羞耻感。无论是中西方，古代人这种羞耻感都是非常重的。 古书里面记载，曾经有一个诸侯国，这个诸侯国有一个丞相，他的父亲犯了罪，这个丞相最后干嘛了呢？他自杀了。他要求国君治他的罪，国君不肯治他的罪，说你没有罪呀，他说我现在我父亲犯了罪，我没有办法去制裁我的父亲，那么我能够做到的我就是去自杀，这是一种羞耻感。这种感情是非常高贵的。作为一个正常的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修养的人来说，当他看到自己所不懂得的知识的时候，他会感到羞耻，这个东西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么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我就应该去把这个东西掌握。而对于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我不懂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就说得让我不懂，既然我不懂，大家也不懂，那么你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你没有价值，你就是人渣，你就是反民主的。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一种高贵的向往，没有对于信仰的追求，同时他们会非常地仇恨、鄙视、嘲笑高贵的人文情怀，整个社会必然会有一种江河日下的面目。越是能够通向人的最卑下的冲动的这一类的所谓的精神产品、文化产业，它越能够风行。所以当时康有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了？他说那些博学苦修之人就被大家所嘲笑，而那些胆子比天大、什么都敢做、没有任何底线的人，他们被天下人奉为英雄豪杰之士。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不但在康有为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时时地刺痛着有良知的人的心。 有时候，即使这种通向人的卑劣冲动的读物不是占主流，那些虽然不一定有害但是绝对无益的这一类的文化产品同样是占据主导，社会被一种庸俗和无聊所包围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人的尊严、知识的尊严荡然无存。今天，来这里之前，我是在一个朋友的私塾里面吃的晚饭，非常感动。这个朋友开了私塾，招了大概十几个小朋友，带着他们读经。一个首先的要求就是要守规矩，这些小朋友在吃饭之前，首先要感恩，感谢父母带给自己肉体，感谢老师给了自己丰盈的精神，然后才开始吃饭，吃之前还念了一首“锄禾日当午”。那么这样的一种敬畏感，现在我们只能够在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和这些接受新时代的读经教育的这些儿童的身上才能够看得到。 在民主社会，知识分子这个词经常被人嘲笑。如果我们去看一看英文的权威大辞典，它里面关于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的解释，它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他们的言行通常会比较可笑。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引导社会向上的力量，反而成了公众眼中的言行比较可笑的一群边缘人士。 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自由的立场，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那么当然更加完美的概括是钱基博先生提出来的。钱基博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他有一个孪生弟弟叫钱基厚，他和钱基厚和钱钟书这一门三位都是大学者。钱基博先生说，我们这些读书人应该保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呢——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这个概括比陈寅恪先生的概括更加了不起。陈先生的概括仅仅指出了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对于真理的坚守，而钱基博先生更强调了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道德的操守。可是，民主社会天然地去仇恨一切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你跟大众不一样。民主社会当然也需要一些知识人，但是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但是光有知识你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你必须要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要对社会有批判意识，要能够超越这个时代，引领这个时代，这样的人才能够叫做知识分子。可是我们在民主社会里面，需要的是那种能够给我们提供文化产品的知识人。如果有知识分子他来抨击政府，大众会觉得，嗯，这个人为我们说话，他就是很好的意见领袖；如果有知识分子指责大众，不思上进、甘于平庸，甚至于用他们那种比较恶俗的品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成为大众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 今天我们都知道，当代有一个词，这个词叫“公知”，很多人现在都羞于被称为公知，当然更多的人是觉得自己被称作为公知，与有荣焉。“公知”这个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大约是在2000年还是2001年，《南方人物周刊》就做了一期文章，就说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才进入到我们当代人的视野当中来。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十二三年前，我有一位好朋友，王定金先生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非常可笑。为什么说它可笑呢？因为知识分子首先是要独立的，他不能够依附于任何一种势力，他既不能够依附于政府，也不能依附于大财团，更加不能够依附于大众。这样的才叫做独立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地欣赏韩寒，韩寒就说，我不去谄媚大众，我也不去谄媚权贵。要做到不谄媚权贵，对很多知识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不谄媚大众，却是极其之难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位学者叫梅光迪，这位学者是从哈佛毕业的一位博士。梅光迪先生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评）所谓提倡新文化者》，还说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其实跟中西方古代的那些文学弄臣没有什么区别。古代的时候那些文学弄臣是“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是到了民主社会，大众就是真正的帝王，这些人就是一心要谄媚大众，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梅光迪的见解是极其深刻的，现在梅光迪的文集也出版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他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认为是思想最深刻的学者之一。梅光迪他指出来的这个现实，其实背后有一个理论作为支撑的，梅光迪他之所以能够发现胡适他们这些们本质上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谄媚大众的新型的文学弄臣，这是因为他真正读懂了《论语》。在《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篇》里面，就有一章是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讲古代的那些高贵的读书人读书求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人格的内在完善，是为了自己能够对社会造成积极的影响。而今天这些卑贱的读书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去获取功名利禄，是为了去得到大众的支持，所以今天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谄媚权贵，但是他们谄媚大众。所以，在知识分子这个本来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群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前面加上“公共”两个字，就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根本特质——独立自由之精神——给否定掉了，因为他们是为公共服务的，是新型的知识弄臣。 所以在当代，在民主时代，人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刺猬、乌鸦，他们要的是为大众歌唱的夜莺。可以想见，当最后一批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大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民主社会滑向他的反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民主蜕变为多数的暴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