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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之下的青铜器》节选之一 俗话说，食在中国。在这个古老又奇异的国度中，距今三千年许，诞生过灿烂的青铜文明。实际上，在青铜时代，中国的饮食就摆脱蒙昧，与青铜之光相映成趣。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古人在新石器时代便最早培育出了粟、黍、稷、稻、菽等粮食作物。大约从夏商时期起，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华夏先民进入到以作物栽培为主的农耕时代，粮食作物开始成为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主导，正像王学泰先生说，“夏商两代的统治者不仅在吃上日渐讲究而且也开始注重餐具、食器”。可见，人们的口食之欲，对饮食的精致化要求推动了餐具的发展。在商周时期，由商王（或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构成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最主要最为人称道的食器当属青铜器了。然而一涉及青铜器，就有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就青铜容器作为炊器、盛食器之外，还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的重要礼器。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与仪式活动中没有特别明显的分野，除非是特别制作用来祭祀的铜器外。在语言上也有相通处，《战国策·中山策》中有“饮食餔馈”说法，高诱注说，“吴为食馈，祭鬼亦为馈”。所以，古人祭祀的礼制活动与日常饮食是杂糅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青铜器，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另外一种日常活动。  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蕉叶纹鼎 青铜食（饮）器的种类及其演进 我们来以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观察青铜器。这是以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甚未涉足的领域，可能偶有间涉，如张光直先生《中国青铜时代》辟出一章来谈《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但旋而转投其他研究。张先生所言，“我之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方式，多多少少是身不由己的。在研究商周礼器的过程中，我逐渐觉察到要了解这些器物，必须先了解这些器物所用于其上的饮食”，可以提示我们应该也必须开展“另类”的探研。 在众多的青铜食器中，首当其冲应该当属铜鼎，所谓“钟鸣鼎食”。《说文》对“鼎”的解释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许慎对器形虽说的不全面，但一“宝器”业已将鼎在众多食器中的地位昭示。简单来说，鼎是烹煮器，但又不绝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鼎底部与足部带有烟炱，可以证明鼎确为炊器，但除过煮食物外，亦可以用来煮汤（热水），或是宴飨时用作盛肉与盛调味品的器具。鼎的不同用处，大致可以依据鼎的大小和铭文中的自名来予以推断。  西周外叔鼎 仅用来烹煮的鼎，称之为“镬鼎”，是可以直接煮牲体或是鱼腊等物，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外叔鼎的容积显然都可以达到。笔者曾参与测量外叔鼎的工作，其容积能盛三袋五十斤装小米有余。我们现在所见商代的大鼎大多可以认为是镬鼎之属。但是这种镬鼎不用来直接进献所煮食物，而是换盛小型鼎，来继续烹煮将牲体分解后的食材。这种略小的鼎称之为“升鼎”，升有“升进”之意，专用以盛放烹牲的鼎烹熟的各种牲肉，以铉扛运奉献于中庭。镬鼎、升鼎中所煮的肉大多是白肉，这跟当是常见不备五味的“大羹”类似，以清简之味飨上苍祖宗，以示不忘当初稼穑之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羞鼎”，顾名思义，“羞”是指盛形盐、蜜糖、梅酸、姜辛、酒香、豉苦等味的调味品，而羞鼎则是进食时盛放调味品以为盛主食之鼎的陪置之器。故此，一次饮食活动中，所用的鼎有镬鼎、升鼎、羞鼎三种。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说法，实际情况远比这些复杂的多。两周铜鼎上的自名就有饙鼎、羞鼎、飤鼎、会鼎、馈鼎等等。虽然铜鼎自名并不一定要应照某一固定的用法，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饮食活动并不拘以成法。当然，餐饮之中还是有些规矩的，即列鼎制。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2出土王子午鼎  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蔡侯申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