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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流”明星：中国画僧牧溪 对室町时代的日本人而言，人气最高的中国画家毫无疑问就是牧溪（牧溪法常）。这位几乎已被当时中国画坛遗忘的画僧，在海东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牧溪其人，如前面所说，是宋末元初生活在杭州西湖边的一位禅僧。 宋元时，日本禅律僧乘着东海上的商船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他们最梦寐以求的圣地自然是杭州。在天竺、灵隐求学的日本僧人，鲜有机会接触到宫廷画师或是民间画匠，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牧溪这样“同行”的画作，他们被牧溪的画作感动，带回日本，继而掀起了追逐与模仿的热潮。  浙江余杭径山寺 这些入宋僧们一面追逐着禅林世界中的“明星”，一面搜集“明星”们的字画、顶相、著作、法语，并请求他们题赞。他们的兴趣也从禅林内部扩散开去，为中国生产的“唐物”痴迷不已。 日本镰仓以后的唐物热，无疑就是由禅僧为首的入宋僧所带来的。如果说现在是韩流的年代的话，当时恐怕就是“唐流（宋元）”的年代。那么杭州与宁波，或许就是“时尚之都”？而后随着禅僧在政治、外交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居于中央政界的将军也受到身边禅僧的影响，成为了牧溪的忠实拥簇，刚才提到的足利义政，就是其中一位。 当然，牧溪的人气抬升不只是因为他的艺术造诣。牧溪的师父无准师范，其门下的两支流派当时已占据室町禅宗主流，对于牧溪的吹捧，也与两派的主流意识密不可分。 足利义政的祖父足利义满当政时，曾在北山的宅邸（今天的金阁寺）中兴建了中国式的阁楼天镜阁，并邀请天皇来此游览。足利义满也是个唐物迷，曾经身着明朝的服装，与明使一同去常在光院看赏枫。 足利义满向天皇献上的奇珍异宝被记录在《北山殿行幸记》之中，牧溪的画作也列在其中。可见在足利义满心中，牧溪的画作是他最得意的一流藏品之一。之后数百年，牧溪在中国不为人知，而在日本，室町、江户两代画风均受其影响。今日，其《观音猿鹤图》《烟寺晚钟图》《渔村夕照图》被日本列为国宝。  牧溪《渔村夕照图》（根津美术馆藏） 满载唐物的“新安沉船”与日宋贸易 在之前的镰仓时代，随着日宋贸易的发达，大量“唐物”流入日本。连宋朝的铜钱也都成为了日本的流通货币。至宋元交替，日元关系一度紧张，但两国间贸易很快恢复，至14世纪初，来往商船连年不绝，可谓盛极一时。 日本镰仓圆觉寺的14世纪的《佛日庵公物目录》里面，记载了佛日庵收藏的大量“唐物”，从宋元高僧的顶相，到布袋、六祖、寒山拾得的画像，到仙人画，乃至松竹梅、四季图、花鸟画、山水画。更有中国传来的30件书法作品、古铜花瓶、青瓷汤盏、琉璃灯炉、玛瑙钵、建窑茶碗，除了极少量佛事法器、寺院用具之外，几乎全是中国文人的必备收藏品。佛日庵是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墓所在地，因而佛日庵的唐物，其实就是镰仓幕府从日宋日元贸易中购得的藏品。  宋代曜变天目茶碗（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1975年，一位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发现了一艘沉船，此后，考古专家在沉船中发现了一万八千件瓷器，其中浙江龙泉窑青瓷占了六成，此外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白瓷、黑瓷、杂釉瓷等，以及金属器、石材作品，以及重达二十八吨的中国铜钱。 “新安沉船”的发现很快震惊了世界。通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得以知道“新安沉船”就是一艘从宁波出港，前往日本博多，于1323年沉没的唐物运载船。船上所运载的，多是原本要运至日本贸易的唐物。 原来1319年，京都东福寺大殿烧毁，东福寺住持双峰宗源来到镰仓，在镰仓幕府授意下，他拜托东福寺前任住持南山士云，主持大殿再建的筹款事宜。三年后，南山士云亲赴博多，派遣出了一艘入元船，以期通过唐物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持东福寺的复建工程。不料，这艘船却在返程时沉没了，未能到达日本。船上运载的近两万件中国瓷器，从此沉入海底，直到六百多年后重现人间。  京都东福寺 日本的寺院、朝廷、幕府对唐物的追求，绝非只是出于个人收藏的雅好，像东福寺的入元船这样，各路势力也都紧盯着唐物贸易所能带来的巨大利润。在东福寺之外，又有称名寺造营料唐船、关东大佛造营料唐船、天龙寺造营料唐船等相继被派往中国，然后满载而归。 唐风？和风？ 日明贸易的研究者桥本雄在其著作《中华幻想——唐物与外交的室町时代史》当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室町文化是唐风文化吗？”其实正如美术史研究者岛尾新所说的一样，“唐风”早已与“和风”水乳交融。 其实除了从中国输入的唐物之外，日本本土的艺术品也不乏“唐”的因素和题材。而唐物从被搬上日本的岸上之时，就已经被纳入了“和物”的价值体系之中。因而在中国已经被人遗忘的牧溪，得以在日本被人熟知。室町时代的日本人坐在中国的山水画前面，举行着日本式的连歌会，既不是纯粹的“和”，也不是纯粹的“唐”，这感觉或许与今天喜欢吃唐扬鸡块或是“天津饭”的日本人十分类似吧。  天津饭（连锁中华料理大阪王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