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研究一度被推广为一项“全民运动”，而本世纪以来，热闹的红学似乎红得有些尴尬。（图片来自《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 虽然位列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20世纪上半叶，《红楼梦》研究尚不脱知识阶层的逸趣雅好或智力游戏，却因其中一位爱好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被推广普及为全民运动。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红学研究的学术交锋里，或显或隐流露着政治较量的兵刃气。 “文革”之后，红学在索隐、考据、阶级论的道路外，重新回归小说本身。在知识仍带有光环的时代里，红学是专家的，也是普罗大众的，《红楼梦学刊》作为一本学术刊物，第一辑发行达8.5万册。同时，学界亦积极向大众提供文化产品，1987年的电视剧《红楼梦》受当时红学潮流影响，结局设置以探佚结果取代了流传更广的后四十回，虽然对此改编红学家内部犹有争议，老百姓却只管对着电视机唏嘘垂泪。 但这个世纪，红学开始红得尴尬。索隐派借助强势媒体“卷土重来”，民间研究者、爱好者借网络展开言说空间，红学界作为共同的对立面，在双方的相互印证中，被树为一个压制异见的强势组织。同时，在学术生产后劲不足、缺乏有效诉诸大众的文化产品、应对时代转型的反应迟钝,以及一个学术团体面对权力资本的微妙处境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这种遭遇可能只是当下学术界困境的一个投影，但红学因其红极一时，成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起朱楼的盛况依稀，宴宾客的场面犹在，下一步哪怕楼塌了，也不失为传统悲剧收梢；但在这个时代，还可能出现更残忍的结局：或漠不关心，或当个笑话。 89岁的冯其庸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86岁的李希凡，以及被李希凡称作“小胡”的71岁的胡德平。这是11月23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这位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钟的发言，在回顾了20世纪红学发展，表达了新世纪的新期待后，他略作停顿，全场掌声适时响起，然而冯其庸接着说：“但扩展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是让大家去想入非非，学术研究要认真踏实、实事求是。” 1954年向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发难而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李希凡，批评了目前存在的“秦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猜谜式研究）、否认曹雪芹著书以及彻底否定程高本的观点：“学术需要百家争鸣，以便让我们更好地接受《红楼梦》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争鸣不是奇谈怪论，是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 用自己的话说，冯其庸已经“看不清，对着耳朵说才能听到；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他的听力还行”，但这些年的红学聚讼，他们看来还是了然于心，并有所回应。然而这一场景，印证的更像是红学研究在当下的传播困境：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与批驳对象没有直接对话机会，意见往往只能由媒体一鳞半爪地转达。最残忍的是，连刘心武都见好就收地不提红学会很多年，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却还是习惯性地摆出了对阵的架势。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对待学术论争的应有态度，但在习惯了一切都以信息乃至以景观观之的当代观众，看上去也许更像一群白头老者在“闲坐说玄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