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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文化产品 《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发行8.5万册，第二辑11万册，但第三辑后，销量逐渐下滑。在当时，这未必是由学术质量引发，更大的可能是，读者发现《红楼梦》研究，并不是他们想象或习惯的那样了。 自流传时起，读《红楼梦》可能就有两套系统：“引车卖浆者流”的普通人往往满足于故事层面，而文人学士则更乐于在虚实掩映草蛇灰线的叙事中，衍生种种智力游戏；在衣食起居器物仪制的细节中，发现种种文化意蕴。在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中，便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颇见知识分子的自矜自许。 也因此，《红楼梦》在民间的传播，除了小说本身，依靠的是戏曲、评书、影视作品等强调故事性的文化产品，与研究作者、版本、家世、探佚的红学实为殊途。而索隐与考据再颉颃，也不过是知识精英间的分野，虽然如果向大众阐释，自然是蔡元培的隐藏很深的反清复明故事，吸引力会高于胡适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类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较。 但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红楼梦》不仅只是一部优秀古典小说，更因毛泽东多次推荐，是“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与部分革命文学外，尚能合法阅读的文学作品，其意义与影响不言而喻。“全民评红”时，普罗大众运用阶级论的分析工具，一年之间在全国报刊上发了319篇评红文章。 因这段历史，《红楼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下各种地方红学会里收纳的离退休干部，或许都曾共享这段集体记忆。而在上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并不曾脱离大众需求，比如使小说回归小说的作品解析、人物论，或当时流行的美学理论阐释。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87版”）也被看做是学界与大众文化需求结合的优质案例。胡文彬此前与该剧导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过广播剧《红楼梦》，因此当了电视剧的副监制——那个副字，是他自己要求的。五年之间他奔走于剧组与学界，每个月拿30元的车马费。 坊间流传红学界有周（汝昌）派与冯（其庸）派之争，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时，甚至演绎成诸如87版周汝昌任顾问，反对后四十回；而新版冯其庸任顾问，支持用程高本，因而导致两剧的差别等说法。胡文彬对此解释：“87版是整个红学会都支持的，三个编剧都是红学会推荐的。至于李希凡、冯其庸没当顾问，李是认为没有一个经典作品能够以其他的艺术形式改编成功，他不看好所以拒绝。而冯其庸是当时央视给他顾问名单请他签名，他说你等等，我看看。至于周汝昌，他那个时候其实在美国。” 冯其庸虽未当顾问，但87版受到学界批评的时候，他还撰文力挺，认为拍电视剧是对的。电视剧播出后，相关图书被抢购一空，冯其庸称之为“《红楼梦》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 或许因为这样的往事，所以“乱象”之时，红学家们仿佛才突然发现，很多普通读者、观众已不站在自己这边，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及信任似乎不再。而在这个时代要重新接续，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恐怕差了100个娱乐头条。当胡文彬看到有新闻称新版《红楼梦》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不通过就不盖章，不盖章就没法拍，大笑之余，却又无奈：“我想红学会什么时候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啊，就算广电总局审，电视家协会审，也轮不到红学会吧，但媒体也就这么报道了。” “当大众需要一种普及性的形式的时候，红学家没有及时站出来，适应大众的要求，因此这个舞台被人家占领了，当然就出了问题。误会越来越深，矛盾逐渐激化。在这一点上红学家要反思，要总结经验教训，思考怎么把小众研究转化成大众的文化产品。”胡文彬说，“希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红学能够恢复元气、走向正轨。而这首先要红学界正视自己的问题，去检讨去总结。我相信还是会好起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