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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之窘，学术之困 从内部观察，失去自信或是因为红学界学术生产力的下降。红学家蔡义江介绍，他偶然读到一名研究者论《红楼梦》十二官的文章，此人考证出“官”用于人名自乾隆时期始，但没有展开，反是去阐释十二官各自的名字、角色等细节。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说《红楼梦》写于康熙雍正年间的观点。但文章那样写，像是有一把好武器，却不知怎么用，最后朝天开了一枪。”出于纳闷，蔡义江问了下作者的想法，对方答：“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 “这个观念就不对。就算两个权威辩论，你也可以表态：你支持谁的观点，或者对谁大部分同意哪里不同意，谁有问题但是哪里有道理。这里并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轻不轻，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存着学术上的大问题。”蔡义江说。 他感喟现在的年轻人研究越做越小。为了不出错，老找一些前人没有提到的小问题来做文章，“写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这么好的发现，你就随随便便用在一篇没人注意的文章里，这不是浪费嘛！” 对于一门成熟学科，这并不算新鲜问题，但红学因以考证为根本，此种现象格外显眼。红学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光绪年间，但用以指称“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却是要到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认为蔡元培等对《红楼梦》本事的猜谜方式是歧途，正确的方式是根据可靠版本和材料，确定作者、家世、年代、版本，其自道曰：“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但考证方法，倚重的除了材料，还有学问功夫。毕竟不是手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能负责阐释一切的上世纪50年代，年轻学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版本与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没有更新，翻来覆去的考证颇有些无米之炊感。而现今的索隐派“卷土重来”，也是因为考证派如今自顾不暇的窘境。 “现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饭，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拿过来，加点新名词，加点所谓方法的作料，就出来了。这还算好的。有一次我去《红楼梦学刊》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再一看作者是别人，已经胆大包天到把别人的文章抄一遍，连小标题都不改就送来发表了。”胡文彬说。 1979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出版时，发行8.5万册，而现在跌至三四千册，这或可看做学界与大众已互不相干，但刊物的文章质量亦不复从前。一位学者认为，《红楼梦学刊》目前1/3的文章是没有达到发表标准的。 但主编张庆善认为，不可脱离当下学术环境来看红学及学刊存在的问题。“《红楼梦学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教育部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但它不属于核心期刊，因为定所谓核心期刊的标准是转载率，而《红楼梦学刊》作为专刊，转载率无法跟综合类刊物相比。这不科学，但现在衡量学术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数量，很多学者要评职称，要面临生活压力，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