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资料图） 作者简介：曾光光，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曾国藩的身上有很多的身份，他不仅是湘军统帅、“同治中兴”的名臣，还是清代理学大师、“桐城中兴”的领袖。本文的重点在探讨曾国藩中兴桐城的缘由：一是探究嘉道时期桐城派所以处于发展低谷的缘由；二是探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学术思想与晚清桐城派的契合之处；三是探讨曾国藩中兴桐城的内在缘由；四是研究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的理论改造。笔者以为，曾国藩中兴桐城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传播程朱“义理”；二是宣传洋务。军事力量是一种强硬手段，可以将民众叛乱一时镇压下去。要维持朝廷的长久、平稳的统治，还是在得“人心”， 熟知传统文化的曾国藩显然深谙此道。文学与学术是维持“人心”最好的载体，坚守程朱“义理”的桐城派作为其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是传播“义理”、维系人心最好的渠道，这是曾国藩中兴桐城的最重要缘由。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的曾国藩既然还意在借桐城派古文兴洋务，就不会泥桐城派之古，而是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鲜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桐城派的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曾国藩对桐城派的这一番改造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故当他举起桐城派旗帜时，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麾下，桐城派作为纯粹的文学派别也一变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派别并在晚清的文学、学术、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派别。康乾时期是桐城派从初创到兴盛的阶段。方苞为桐城派鼻祖，他首举“义法”说，以文道兼备、清淡雅洁的散文步入文坛。刘大櫆则主要从文学的维度，归纳出以“神气”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理论，使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的特征更加彰显。姚鼐在方苞、刘大櫆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义理、文章、考证”三事合一的主张，确立了“阴阳刚柔”的古文风格论，并具体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古文创作理论，至此，桐城派古文理论得以大备。近人钱基博曾说：“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櫆，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 姚鼐的后半生致力于书院讲学达四十年之久，这对扩大桐城派的堂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姚鼐一生门徒众多，名徒辈出，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姚门四子”。姚鼐去世时是嘉庆二十年（1815），清朝此时业已失去鼎盛时期的气象，内外交患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清王朝的上空。与清朝的国运想因应，桐城派传到姚门弟子时，出现了衰落的迹象。随着梅曾亮、姚莹等姚门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更有趋于衰敝之势。 桐城派在19世纪中叶趋于衰落，首先与姚鼐弟子政治地位不高的现实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传统社会，一个文派在所处时代的影响往往与这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高低成正比。一个文派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越高，往往会使本人及文派拥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桐城派在其前期的巨大影响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方苞、姚鼐较高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有关。方苞在《南山集》案后，因祸得福，其后半生，备受恩宠，官运亨通，曾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四年（1739），方苞所选制义（八股文）以《钦定四书文》标名颁行，使方苞之文几乎成为渴求科举晋升之士的楷模。姚鼐“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名士”的经历, 也使姚鼐及桐城派古文成为众多士子推崇的对象。但姚鼐的众多高足与先辈相较则黯然失色了许多。方东树先后应乡试十次不果，五十岁后绝意不试，一生以教书卖文为生。刘开虽早有文名，但他科场困顿，“以秀才终”， 年仅40即卒。管同则至45岁时方中举，一生“孤贫于世事，迹无可述”。 姚莹与梅曾亮则相对幸运许多，姚莹虽25岁即中进士，但官运不亨通，在江苏、福建等地任知县近30年，至58岁始升为台湾道，加之其任官之地多偏在一隅，在文学上的影响不是很大。 梅曾亮36岁中进士，官户部郎中近20年。作为当时唯一在京的姚门高足，梅曾亮成为京师治古文者访求的对象。“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 梅氏俨然成为桐城派领袖。但梅曾亮与桐城派三祖相比就逊色多了：首先，他虽然提倡“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但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体现出多少现实内容，就思想性而论，还不及刘开、管同。 其次，梅氏专注于“笔墨”，“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 对学术的无兴趣缩小了他的影响面。 梅曾亮尝言：“我寄闲官十九年，人世烟云谈笑过”。 久居闲职，使梅氏对官场渐生厌意，终于在道光二十年（1850）辞官回到老家江苏上元（今南京），在以官位为重的社会里，梅氏不高的政治地位，且久居闲职，不免会弱化桐城派的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基本构成是舞文弄墨的书斋文人，远离社会政治、现实的状况使他们的言论在讲求实际的经世致用大潮中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他们的雅淡之音与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振世之音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了。 社会巨变极大地影响着文人士子的心态，心态的变化不仅使古文家内心充满乱世将临的焦灼，对成就伟业的渴望，也推动着作家注意重点与风格的变化。从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来说，社会面临巨大变故的时代，诗文多雄直之气。鸦片战争前后的国家危机使文人士子无暇浅呤低唱，文坛笼罩着一片燕赵悲歌、杜鹃啼血式的悲凉慷慨之气；经世致用的大潮也推动着文人学士将笔触指向现实。鸦片战争前后引领文坛风骚的多为“开张王霸，指陈要最”的“豪杰之文”。 正是源于此，桐城派在鸦片战争前后陷入困境。平淡雅洁的文士之文，本为桐城派文士所擅长，雄直的豪杰之文恰是其所短。“不轶准绳、如农夫之有畔”的桐城派古文“义法”准则极大地阻碍着姚门弟子顺时应变的步伐， 使他们的文章规模不大，气象不高，若在“蹄涔之水”中“浮芥舟”，“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 故刘声木在评价梅曾亮时虽不乏褒扬之辞，但也不得不指出：“其修词愈于方、姚诸公，而一意专精于是，气体理实不能穷极广大精微之致”。 此一评价不仅是对梅曾亮文章的评价，也是嘉道年间整个桐城派文章创作的基本写照。 陷于困境的桐城派希望改变自身尴尬的状况，他们切盼有“得一二大人君子在位者，为人望所嘱，庶几足以震荡海内，开阖风气，使偏宕卓荦之士，悉转移而归之正学”。 到洋务运动前夕，倾慕桐城派古文，又与晚清桐城派声气相求的曾国藩“出而振之”，使晚清桐城派在道咸时期最终摆脱困境，迎来了“桐城中兴”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