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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 的曾国藩既然意在借桐城派古文兴洋务，就绝非一味泥桐城派之古，而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 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鲜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桐城派的理论改造包含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洋务运动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学习西方之“技艺”、“术数”，为使桐城派古文能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派文章并非曾氏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事。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 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治世之术在曾氏那里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曾氏后期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因此，曾氏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学习西学的崭新内容被曾氏正式纳入了桐城派古文的学问之事。 在曾氏看来，“经济”与“义理”是体与用的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这种体用关系决定了“经济”之学从属、服务于“义理”。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洋务时期曾氏关于“经济”与“义理”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义理”为体，“经济”为用，“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第二，西方的器数之学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组成的“经济”旨在充实“义理”，学习西学并非以夷变夏。这就昭示桐城派文人：西方的器数之学可以纳入桐城派古文以充实“义理”。这一理论的发展无疑为晚清桐城派学习西学、补救空疏之弊扫清了障碍。把“经济”嵌入桐城派文章之事，以“经济”强化“义理”，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来强调“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与之相配合，曾氏还对桐城派古文文统稍加改造，在文统上亦为桐城派文士学习外来文化开启了门径。桐城派的文统、道统之说始于方苞，其道统以程朱上承孔孟，其文统以明归有光直承唐宋韩愈、欧阳修，上窥两汉，达于孔孟。韩欧古文在桐城派文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名言表明韩、欧二人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引人注意的是：中唐时，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方苞、姚鼐等桐城派诸老都少有提及，似有故意排斥之意。而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却将柳宗元与韩、欧并列，列入“圣门”及“言语之科”， 曾氏将柳宗元纳入桐城派古文文统，其个中深意就是改造桐城派的文统说以利于为桐城派打开通向西学的门径。韩愈为文多在阐明孔孟之道，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自尧舜以来的一系列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思想，俨然以儒家道统自居。韩愈强调儒家之“道”的纯洁性，严辨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 韩愈认为：“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 苏轼在评价韩愈时说：韩愈“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与韩愈独尊儒学的态度不同，柳宗元主张包容百家，兼及佛老。他不仅将孔、老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平等对待，认为“皆有以佐世”， 而且对佛学也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他在《送僧浩初》一文中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并认为韩愈排斥佛教是一种“念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文化狭隘态度。 双双承接韩欧文统、道统的方苞对柳宗元所以不加提及，就是因为其文所载之道不醇之故。与柳宗元一样，曾国藩也主张“精研百氏”， 兼收诸子百家，他说：“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显然，曾国藩与柳宗元都主张兼收诸子百家。兼收的文化态度，利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曾国藩把主张包容百家、兼及佛老的柳宗元与韩、欧并列，纳入桐城派文统，有利于为桐城派打开通向西学的门径。曾国藩改造桐城文派，为其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并没有丝毫削弱桐城派古文“义理”之意。他强调“经济”，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其终极目的是指向强化“义理”，维护道统。他反复言明治学“莫忘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 惟恐桐城派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的航标。 其二，改变桐城派文风以适应洋务需要。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这就使晚清桐城派原有的狭小、规矩繁多的文章难以承载。曾国藩就曾批评桐城派为文：“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浮芥舟以纵迹于蹄迹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乎也？” 他还批评姚鼐为文“偏于阴柔之说”。 针对桐城派为文之弊，曾氏提出作“雄奇之文”。 在《圣哲画像中》中，他对不属于桐城派文统而善作雄奇之文的杨雄、司马相如、韩非等人多加赞叹，颇有仰慕之意。曾国藩为使桐城派古文能表现新的时代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保持桐城派古文“义理”的前提下，提倡行文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 在一定程度上，曾氏所言的雄奇风格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此与桐城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故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湘乡派”的概念以与桐城派相区别：“文正之文，……奇偶错综，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 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对雄奇之文的提倡，并非与桐城派古文风格完全两立。姚鼐为文虽“偏于阴柔”，但他在文章理论上却提倡阳刚阴柔，曾国藩所言的“雄奇之文”，实脱胎于姚鼐文论。 另外，曾国藩在论“雄奇”时，将“古雅”并提， “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雄奇”与“古雅”在古文中交映生辉，雄奇之气在古雅之文中得以体现，曾氏所倡导的“雄奇之文”实与桐城派的渊雅之文有相通之处。当然，曾氏提倡雄奇文风也与他当时的心态有关，不管作为洋务领袖，还是作为湘军统率，其胸襟气魄自然有容纳百川之势，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的一段话语即可看出这一点，他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方今大难削平，弓矢载囊，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宣，文章之富，必将震耀寰区”。 曾国藩的这种气魄确非方苞等书生可比，他对“雄奇之文”的倡导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黎庶昌在论及曾国藩在桐城派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时说：自姚鼐以后，桐城派一度走入低谷，但“至湘乡曾文正公出而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栎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西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 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姚鼐古文理论的“扩”与“大”，使桐城派古文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曾国藩在改造桐城派古文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其“文以载道”、简洁古雅的主要特点。桐城派先祖所树立的古文理论是曾氏改造桐城派的基础，故“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故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