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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桐城派古文到了曾氏手中，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当他举起桐城派旗帜时，“大人先生心之所向，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 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麾下，形成了一个以“曾门四子”（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及郭嵩焘、方宗诚、王先谦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由于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士，所以又被称为桐城——湘乡派。 考察桐城——湘乡派在人员构成上的特点，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在桐城派古文上各有建树，而且多为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官僚。作为洋务派领袖的曾国藩自不待言，他如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等或居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协办洋务，或充驻外使节，或居地方官职，均以洋务名世。吴汝纶居曾、李幕府中时，“中外大政常决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黎庶昌曾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驻日本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是当时“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中的“英豪”， 洋务运动时期，他曾署广东巡抚、福建按察史，首任驻英国大臣、驻法国大臣。薛福成在当时也以通晓时务而称名朝野，他曾任浙江宁绍道，1889年以左都副御史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由于桐城——湘乡派中的多数主要成员在洋务时期担当要员，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学派别与政治团体的组合体。作为洋务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桐城——湘乡派在文学思想上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主张严守桐城派古文“义法”，维护桐城派的正统地位。薛福成在《<寄龛文存>序》中就认为：“桐城诸老所讲义法，虽百世不能移。” 黎庶昌为文也“恪守桐城义法。” 黎庶昌与王先谦分别编撰《续古文辞类纂》，宗旨都在坚守桐城派古文“义法”，承接桐城派传序。对桐城派“义法”的坚守，使他们既不失桐城派传统，又与洋务思潮“中体西用”的文化特色相协调。 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文章“因时适变” ，强调顺应洋务思潮，使桐城派古文能承载西学的广泛内容。“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的心态是桐城——湘乡派主张文章“因时适变”的思想基础。由于“卫道”、“自强”是作为洋务官僚的桐城——湘乡派文士从未转移的追求目标，西方器数之学是他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选择的武器，桐城派古文既然是他们宣传洋务的喉舌，西方器数之学就自然成为桐城派文章承载的重要内容。纵观洋务时期桐城——湘乡派的文章，其内容涉及西学的众多方面，举凡“化学、重学、声学、植物学、测量学，所包者广”。 薛福成、郭嵩焘所写的旅欧日记更是给中国文学开辟了记述西洋风土人情的新天地，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初步介绍，折射出早期维新思想的光彩。 从文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桐城——湘乡派，可以发现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并不大。他们笔下大量充斥的是奏章、书牍、政论文章。他们的使西日记、游记虽以新颖的内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文体上都属于介绍西方见闻的考察报告，而非传情表意的散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桐城——湘乡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他们把洋务，治世当成文学的首要任务，文学本身的特征反倒给他们忽略了。 黎庶昌在《<庸庵文编>序》中的表述尤能说明这一点：“古之君子无所谓文辞之学，所习者经世要务而已。后儒一切废置不讲，专并此心与力于文辞，取涂已陋，而其所习又非古人立言之谓，举天下之大事，芒昧莫赞其一辞。道光末年，风气荦然，颓放极矣。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人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为之一变。” 在黎氏这里，文学与“经世要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间隙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显着特征。对于素怀“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经邦治国永远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尤其是国难当头时，更是如此。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39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 陈方海：《刘孟涂传》，《刘孟涂文集》卷首。 [1] 方东树：《管异之墓志铭》，《仪卫轩文集》卷十一，同治七年（1868）刻本。。 [1] 参见王献永著《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0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426页。 [1] 参见龚书铎：《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页。 [1] 梅曾亮：《答吴子叙书》，《柏岘山房文集》卷二。 [1] 曾国藩曾说：“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显示出对梅氏学术水平的不屑一顾。见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文集·书札》卷八，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刻本。。 [1] 梅曾亮：《姚石甫客江宁至家喜晤》，《柏岘山房诗集》卷八，咸丰六年（1856）刊本。 [1] 梅曾亮：《送陈作甫序》，《柏岘山文集》卷三。 [1]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59页。 [1] 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9页。 [1]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243页。 [1] 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仪卫轩文集》卷七。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41年8月30）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94版，第92页。 [1] 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年2月15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1] 薛福成：《曾文正公奏疏序》，《庸庵文编》（一），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九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81－282页。 [1]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拙尊园丛稿》卷三，光绪乙未金陵状元阁印本。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1861年12月3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1] 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 [1]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1] 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4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 [1] 《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均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85页。 [1]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886年版，第30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 [1] 曾国藩：《复夏弢甫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 [1] 详见拙文：《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江淮论坛》2003年第5期。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曾国藩就上《复奏购买船炮折》，提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二，曾国藩上《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对自己自咸丰十一年以来的洋务活动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在是折中，他不仅认为仿造外洋船炮当是“中国自强之道。”还将“制造机器”，西方的“算学”、“图说”等纳入洋务的范畴，扩大了洋务的范围。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 [1]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弟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1] 曾国藩认为：“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见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2页。 [1] 韩愈：《原道》，严昌校点：《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07页。 [1] 韩愈：《送王埙秀才书》，严昌校点：《韩愈集》，第254页。 [1] 苏轼：《韩愈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 [1] 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全集》（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2页。 [1] 柳宗元：《送僧浩初》，《柳宗元全集》（二），第673页。 [1]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拙尊园丛稿》卷三。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 [1] 曾国藩：《劝学篇示弟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1] 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9页。 [1] 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年8月5日）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29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姚鼐认为阴柔、阳刚皆得“天地之道”，曾国藩则倾向于“阳与刚”的文章风格。他虽然没有否定“阴与柔”的文章风格，但他又提出“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见曾国藩：《与张廉卿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年8月5日）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29页。 [1] 曾国藩：《湘乡县宾兴堂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1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4页。 [1] 胡适将道光、咸丰年间的桐城派称为“桐城——湘乡派”。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版，第183页。“桐城——湘乡派”的称呼显示了洋务运动时期桐城派人员构成在地域上的变化，也显示了湘乡派与桐城派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如单以“湘乡派”相称，有把湘乡派与桐城派割裂之嫌。魏际昌认为湘乡派是“桐城古文学派的陵替”，并称湘乡派为“准桐城派”，这种提法也较好地反映了湘乡派与桐城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见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29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443页。 [1] 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第一卷，《李鸿章全集》第五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8页。 [1] 薛福成：《<寄龛文存>序》，《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1] 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薛福成选集》，第510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选集》，第22页。 [1]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薛福成选集》，第615页。 [1] 洋务时期的桐城派人士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时他们以政治家自视，而不以文士自视。黎庶昌就说：在曾国藩幕府时，他与薛福成等人“日夕究论天下事，志意伟然。方是时，国藩诸贤各以经世之学相摩砺，余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亦遂不以此期诸僚友。”见黎庶昌：《青萍轩遗稿序》，《拙尊园丛稿》卷4。） [1] 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拙尊园丛稿》卷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