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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国藩少有经世之志，其门人黎庶昌曾评价道：“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气”。 理学家唐鉴对曾国藩的思想影响很大，曾国藩在31岁时（道光二十一年）从唐鉴“求为学之方，……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 唐鉴在当时不仅力倡程朱，还主张理学经世，他指点曾氏：“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曾氏自言听后“昭然若发朦也”。 自是接受了理学经世的观念。他在写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曾国藩虽重视“内圣”，注意修身、内省，但与唐鉴相较，他更强调“外王”，更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薛福成曾说：“盖自公始进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厥后出膺重任，于天下大事，益无所不陈。” 在长达12年的京宦生涯中，曾国藩逐渐建树起自己理学经世派大师的地位，一时“名称重于京师”。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不仅使曾国藩卷入镇压农民起义的漩涡中心，也使曾国藩直接感触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与持有洋枪洋炮的太平军对峙交战及与西方军事势力的接触，曾国藩亲身感触到西方“轮船之速，洋炮之远”。他对此不无忧虑：“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惧。” 曾氏于1860年12月上奏朝廷：“如能将此两者（指借洋助剿、采米运洋，笔者注）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氏思想中经世、务实的精神，使他在勾结外国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开始了学西学、制洋器的洋务活动。1861年8月，曾氏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将购买外洋船炮视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认为“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还计划“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这样“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曾国藩迅速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1861年，他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造新式枪炮。1862年，他致信李鸿章，希望李鸿章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由于其显赫的政治、军事地位，曾、李二人都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曾氏在进行洋务活动的同时，不断公开流露自己对桐城派的青睐与加盟之意。1858年，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在是文中，他不仅肯定桐城派古文为文学正轨，又指出桐城派后继无人，“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然而湖南“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 明显流露出自己欲接桐城派传绪，改造桐城派之意。1859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宣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这无异是公开宣告自己将接姚鼐古文大旗的宣言。这篇文章问世后，反响很大，桐城派因此声名重振。同年，他纂辑《经史百家杂钞》，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扩大入选范围，重辟取范门径，此为曾氏正式改造桐城派古文之始。这距离曾氏1860年上书朝廷请求“师夷智以造船制炮”，萌生洋务思想仅一年时间，距他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造近代枪炮，开始洋务实践也仅二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曾氏接桐城派传绪、“中兴桐城”与他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 曾国藩为何在力倡洋务前夕，跻身桐城派行列，“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曾国藩早年居京时与桐城派人士密切往来，双方在思想上“声气冥合”，这是曾氏中兴桐城派的重要思想基础。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据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载：道光二十五年（是年曾氏25岁）“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授，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曾国藩居京时于古文用功甚勤，“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 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他曾说：“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 当时姚门弟子梅曾亮以古文名于京师，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诗歌均是曾氏称赞梅曾亮之作。 时曾、梅二人过往甚密，正如王先谦所说：“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 曾国藩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还在于他与桐城派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国藩一生“致力程朱理学”， 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二是共主汉宋调和。“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是姚鼐的基本主张。面对汉宋之争，曾氏也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 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 三是共主理学经世。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曾氏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在后期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其二，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曾氏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派是大致相通的。 经世思潮时期晚清桐城派关注西方实学的思想只要再向前迈进一步，注入采西学、制洋器的新思想，即可完成由经世致用向洋务的过渡。曾国藩的加盟正好使桐城派完成了这个难度不大的转换。 其三，曾氏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夷夏观，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洋务派希望通过采西学、制洋器，以夷制夷，顽固派则坚守传统的夷夏观，拒绝学习西方。但在护道翼道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因此，当“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 的曾国藩抛出《<欧阳生文集>序》，昭示自己将承姚鼐之绪时，“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为文章波澜，不意举世尊之若此”。 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派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派卫道翼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给自己的洋务实践贴上了卫道的色彩，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