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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方文学史的源头，是煌煌史诗《伊利亚特》；文学在东方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有意思的是，《伊利亚特》恢宏铺排和热情讴歌的主题是战争。英雄的武威，征伐的酷烈，是盲人荷马的落笔点；而《诗经》娓娓歌吟并喁喁倾吐的，则是闺中的爱怨，倚门的惆怅，对暴政的不满。 前者是马蹄橐橐，兵戈交鸣；后者是清思悠悠，爱恨情长。二者主旨和意趣之异，全在这里。 注意，这是一个微妙的结点。 其实，赋予《诗经》教化意义的首创者正是毛苌。 《毛诗序》就明确地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大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 所以，毛公对《关雎》中“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有了“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我想象，有着很大的随意生发性，但却合乎了统治阶层正心化民的作用。 《诗经》写作手法尚比兴，即就眼前事物指点陈述，引譬连类，可以激发人的情趣志愿，故《诗经》内容多为为人处世、民风世道等基本人伦和社会规范的讴歌或讥刺，通过读它则可观于天地万物，也可反观内心，在明礼知节中，学会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通可以群，但群而不党；穷可以怨，但怨而不失其正。《周南》、《召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前两部分，其内容更是基本的人伦常理。如著名的《关雎》，以即目所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顺带产生了联想，可以承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眼前实景，由一对河洲之上互相依偎唱和的水鸟，托起未婚青年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比兴。事难显陈，则托物连类，理难言罄，辄借景引怀。 此所以读《诗三百》，先须通训诂，明诗旨，始能领会诗情。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诗经》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至大至伟地位。薄薄一部《论语》之中，孔子对《诗经》的直接评价就达到七、八次之多，他对《诗经》的赞誉之高，看待之重，倡导之切，都让人为之侧目。不独如此，在他与弟子的闲居言谈里，他转述与引用《诗经》更为常见，可以说比比皆是。 《毛诗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语道破天机。 因而，毛苌在身后受到了历代官方的大力推崇。元代，河间在崇德里毛精垒建起毛公书院；明代，遗址上重新建起祠堂，供奉毛公；清朝乾隆又特遣重臣为毛公致祭。 如今，毛公祠更是规制宏大，气度庄严。来自遥远赵地的毛氏叔侄在森柏苍翠、香火缭绕中，每天都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之人的瞻仰与崇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忽然又想起了替佛罗伦萨永恒照料着它的游子但丁的拉文那。 河间，谢谢你！替邯郸人照料着它的不归游子，替所有中国人照料了一份充满诗意的源头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