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彬宇，笔名周易玄，四观书院院长。本文为廖彬宇先生在英国国会大厦演讲整理稿。 尊敬的勋爵、议员、市长阁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此番受邀到英国国会进行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旨演讲，我深感荣幸。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了友好的国事访问，并在国会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记得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关系创下了多项‘第一’。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是除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也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开办孔子学院最多的欧盟国家。” 这说明，中英两国关系，渊源颇深。 在这里，我则想通过贵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来谈谈中国的文化，乃至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意义。 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圈里，有一位马丁·雅克。他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了四期专题节目，探讨中国的独特之处、解读关于中国的迷思、设想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将“观察心得”广泛地传播出去，命名为《理解当代的中国》。他认为，要看中国，首先应摘掉“西方眼镜”。他认为：“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将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但中国一直与我们不同，未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的翻版。” 三天前我们访问了剑桥大学。剑桥大学作为全球一流学府，为全世界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推动人类进程的大师，比如培根、牛顿等著名的科学家，其中还有我个人十分尊重的哲学家罗素、李约瑟。  李约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李约瑟是著名的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他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同时，他还曾对当时深陷战火、苦难中国的同情，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爱伦敦参加游行，支持中国人民。至今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李约瑟曾与中国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成为朋友。他访问西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后来，竺可桢曾为李约瑟搜集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海运到剑桥。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及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 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时45年编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并证明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与整个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的规模、深度和水准。自从本书问世之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需要深究中国国情的人，如果不阅读这本书——至少是有密切关系的卷册章节，那就在他的知识背景中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著作能在这方面替代它。 而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提炼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英国还有一位学者，著名的《世界简史》的作者威尔斯在谈及中国盛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罗素（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二位人士，便是贵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波特兰·罗素。他曾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应邀到中国讲学。回国后，于192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他在书中谈到：“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到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表明了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与立场。 他接着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罗素这段话，表明的其实正是中国自古相传的和谐思想与生生思想。和谐思想就包含了习近平主席概括的“和谐四观”中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不侵略别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荣共生；生生思想就是中国的《易经》提到的“生生不息”的思想，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来生存与发展，生生精神也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罗素在书中，比较性地议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与西方文化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比较；第二个是儒家人本主义与西方宗教神学的比较；第三个是有关选拔人才——中国古代科举制与西方贵族世袭制的比较。使人备受启发。 罗素在书中给当时的中国许多的建议，譬如：“中国首先要重视的是爱国主义。”他还认为，中国的道路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 罗素的这些建议，无疑对八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行之有效并极有意义的。今天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高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旗，就是在落实罗素八十多年前的建议，不抛弃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优秀文化，所以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三条必经之路，即：凝聚中国力量、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