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 先是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现在没有了。 贵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们“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造成我们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们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鲁湘：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贵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意味着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 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和缺失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请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为我们作答。 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出国以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漫游，您有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刘再复：整整19年了。 王鲁湘：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再回来是什么感受？ 刘再复：这次借着凤凰的翅膀能够回来，看到北京的变化真大。像我以前住的建国门外，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认不得了。 王鲁湘：包括社科院那座您很熟悉的大楼，外表也完全变了。 刘再复：对，完全变了。 王鲁湘：有人说，一个人离家远游，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回家，为了感受家里的亲切，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您这么多年一直游历欧美，在海外进行一些文化思考，现在反过头来看自己的家园，会有什么样新的感悟？ 刘再复：我过去读《荷马史诗》，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模式：《伊利亚特》是出征，《奥德赛》是回归。对于中国，我觉得处在中国看，可能看不太清楚；反而从国外回来再看，会感到今天的中国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您对贵族精神的思考，可能也是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反观自己家园时产生的一个灵感吧。 刘再复：有这方面原因。欧洲的贵族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打断了一下，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贵族精神至今还在延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大国的崛起不止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人文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走了近30个国家，视野打开了，再看我们的国家，会看得更清楚，也更低调。 我是研究新文学的，也研究文学理论。我对“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评价很高。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文字奉还”，使文字不再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掌握。在“五四”以前，文和言是分开的；新文化运动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提倡用白话来写文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字奉还”工程。 五四运动的概念错位 除此之外，“五四”运动还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孔夫子为代表，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二是发现逻辑和理性成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阙如。这两个发现使“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同时，我对“五四”也做了一些反省，包括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进行反省。建设平民文学固然是好事，但推倒贵族文学是有问题的。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概念的错位。 一个概念错位是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之间的界限，也即没有分清贵族阶级与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是贵族？按照辞典的解释，贵族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它当然带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就是另一回事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贵族政权，却把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化保留下来，所以到现在法国的最高奖章还叫做“骑士勋章”。骑士就是次等贵族，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国王打仗的阶层。 另一个概念错位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很多平民实际上是有贵族精神的，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贾宝玉在《芙蓉女儿诔》里形容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人格很高贵，她的身上是有贵族精神的。 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西方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从托克维尔到尼采、罗素，都不断地对贵族精神进行定义，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把它们做了归纳，总结出最核心的几点精神。 第一是“自尊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相当天才，他在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好像预感到贵族将在20世纪灭亡。他预见到这个，所以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在《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的谱系》里，尼采对贵族精神进行了定义，认为贵族精神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自尊精神”，也即对自由意志和个人尊严的充分肯定。尼采认为上层人与下层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原则是不一样的。他很偏激，鼓吹上等人要向下等人开战，但是他推崇“自尊精神”并没有错。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伟大的贵族诗人都死于决斗。决斗体现出一种信念：有一种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是我个人的尊严。所以，自尊是一个贵族最根本、最重要的精神。 第二是“讲求原则”。我们生活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与人相处时要讲原则讲规则，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这是贵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比如决斗，双方按规则站在20米以内，用手枪互相射击，直到一个人倒地为止；如果其中有谁违反这个规则，不用比，就立刻是失败者。 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形成了一种公平的游戏原则叫“费厄泼赖”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也写了一篇文章叫《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我为什么说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就是因为流氓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不讲原则、不讲规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时说过，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所以贵族精神除了自尊之外，还有自律。 第三是“保持低调”。凡是贵族，一定是低调的。他在自尊、自律之外，还有自明。贵族拥有土地和财富，也拥有较高的学识和修养。他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知道个人的有限性，所以不敢唱高调。其实有力量的人都是低调的。鲁迅先生说，猫比较有力量，所以它不叫；老鼠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很有力量，所以它的耳朵总是垂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的耳朵老是翘起来。 看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些“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因为凡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由学识与修养融汇形成的一种精神气质。中国有句俗话叫“皇帝话少”，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皇帝是第一贵族，所以他不讲太多话。 第四是“淡漠名利”，不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特别提出来的。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离世俗社会远一点；淡漠名利，安于清贫质朴的生活，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 以上四点是我自己概括出的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贵族精神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积淀。在欧洲贵族的历史传统比较悠久，贵族精神从原来由贵族主体创造，到后来变成整个社会共享的一种精神财富。比如我们现在一说起“骑士精神”，马上就想到“慷慨、正直、尊重妇女、扶持弱者”这些字眼。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全人类共享的优质精神遗产与高尚的思想境界。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国的国民性时，认为俄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和骑士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正直。圣人超乎寻常，标准太高，不容易做到。做不到就要戴面具，就变成虚伪，而虚伪恰恰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是有道理的。旧道德变成了伪道德，多少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骑士精神有关。 贵族精神的文学表现 贵族精神的精华通过贵族文学充分呈现出来。我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贵族精神概括为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两人都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家。屈原在《九章橘颂》里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自己人格的高洁。普希金也有很多诗歌表现出诗人品格的高贵。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比如嵇康，嵇康是贵族，他精神的雄健除了表现在文字语言上，在行为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不想当官，朋友山涛介绍他当官，他气得要命，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跟朋友绝交了。钟会是当时司马氏王朝一个炙手可热的宠臣，权力非常大，想拉拢嵇康，有一天带着几个人去看望他。结果钟会进来的时候，嵇康连眼珠都不转去。钟会很生气，要走的时候，嵇康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回了一句话：“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其实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当大官；但他就是不敷衍，后来导致他上了断头台。临刑之前，他弹奏一曲《广陵散》，说从今以后，“《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 英国诗人拜伦也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他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得了世袭职位，但他后来投身希腊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诗文和行为都表现出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在俄国文学中屠格涅夫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文学家，写过《贵族之家》、《父与子》。《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那是一种非常高傲的气质，他所有的行为都表现出血液深处那股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比如俄国贵族诗人薇拉•妃格念尔，她的自传《俄罗斯的暗夜》是典型之作。她有一种理想，可以为这理想献身。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说贵族造反与农民造反是有区别的，前者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后者则缺少理想。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复活》，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都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法国古典主义对“三一律”的审美要求，都是贵族精神在艺术形式上的表现。以上六点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 中国的三大贵族时代 我们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时代，第一个是西周时期的“氏族贵族时代”，第二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时代”，第三个是满清时期的“部落贵族时代”。三者之中最典型的实际上是西周的贵族时代。这一时代历经五六百年时间，那时候的贵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有姓氏，当时只有贵族有姓氏，作为血缘传承的标志，平民是没有姓氏的；第二是有分封土地，诸侯可以占领一方土地；第三是有军队、兵车，贵族具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当时的贵族划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贵族社会很讲究风度和文化，《诗经》就是贵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文化通行证。那时候参加贵族的宴会、聚会或者外交场合，是要念诗的，如果读的诗与身份或场合不符，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左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晋平公掌握政权后大宴诸侯，规定每个诸侯所读的诗一定要“诗必类”，也就是与宴会氛围相符。结果有一个齐国大夫高厚读的诗被认为“不类”，晋平公一名大臣荀偃拍案而起说：“诸侯有异志矣！”号召其他诸侯国同讨不庭，险些为此打仗。可见《诗经》在当时不只是文学文本，也是道德文本，这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没有注意到的。如果想了解《诗经》，我推荐三本书，一本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一本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三本就是《左传》。读过之后，我们会知道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是怎样的。 西周的氏族贵族最后被战争瓦解。秦击败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后来汉武帝以中央文官制度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进一步瓦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贵族制度来了一次复辟，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选拔官员都要看血统。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很多胡人跑到江南去了。汉人可能担心与另外一种血缘相混，所以就特别讲门第和血统。 与《诗经》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二次贵族文学高潮，代表人物包括谢灵运、沈约、陆机，以及皇帝萧统、萧衍等。他们这一批王公贵族大玩词藻，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四声平仄就是这时候发明的，在文学形式上为唐诗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功劳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这个时代后来被科举制度打垮了。隋朝建立科举制，唐朝充分发展。这时候不讲血统了，开始重才华，谁诗文写得好谁就可以当进士。相反，如果没有才气，出身好、门第强也是没用的。科举制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白衣卿相”代替世袭贵族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其实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开始代替世袭贵族了，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白衣卿相，只要你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