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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但只存在于宫廷中，贵族时代已经结束。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贵族时代，从满洲过来的爱新觉罗氏在关内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等级是极为严格的，爵位分得很清楚，共二十七等：第一等是公，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分四等；第四是男，分四等；第五是子，也分四等；下面还有轻车都尉、都旗尉、云旗尉、恩旗尉，等等。汉人如果立了大功，也可以受封爵位，但贵族基本上还是由满清八旗子弟组成的。这个贵族时代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掉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贵族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早就瓦解掉了；二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传统，没有可考的长期的贵族系谱。这与欧洲很不同，所以我们也没能像欧洲那样形成核心价值比较清楚的贵族精神。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里“富”和“贵”两个大概念的分野还是很清楚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刘大杰先生说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其实是很好的媳妇，出身的家庭也很富裕，为什么婆婆就是不喜欢她，非要把他们分开呢？就是因为婆婆嫌媳妇的出身不够高贵，与自己儿子的门第不相配，结果硬是逼着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可见，当时“富”和“贵”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出“富”和“贵”分得相当清楚。贾宝玉和探春她们成立诗社，提议每人要有一个笔名。贾宝玉说，你们帮我取一个吧。有人说叫“无事忙”，有人说叫“绛洞花主”，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富贵闲人”。薛宝钗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贾宝玉的特征，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他虽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但求的是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闲”就是精神上的贵族，所以他对于“富贵闲人”这一称号，也就乐得接受了。 清朝的部落贵族垮台之后，我们先是用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再也没有了。 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 中国的贵族时代瓦解之后，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精神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我说的“象牙之塔“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与闲散、逍遥有关。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1925年，鲁迅翻译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两本书，一本《苦闷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此后“象牙之塔”就开始流行于现代文化。厨川白村这个人很有才华，他提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个命题很精彩。另外他希望作家能够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去关怀社会。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鲁迅把他译介过来。 应该说，作家走出象牙之塔的观念在当时具有合理性，那时候中国正处于苦难的时代，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会。但是后来我们把这种观念极端化了，把象牙之塔看成了一种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东西，结果是作家走向了十字街头，但之后再也回不去象牙之塔了。 其实，象牙之塔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进行个人的精神创造的私密空间。这个空间是完全必要的，是与关怀现实社会并不矛盾的。作家一方面需要关怀社会，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事精神价值的创造。而精神价值创造必须处在一个沉浸状态，一个面壁状态，如此我们的艺术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一旦把两者对立起来，象牙之塔必然消失。所以鲁迅先生的时代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连放任山水的自由都没有了。周作人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他也想有一个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后来没有办法做到。 象牙之塔瓦解带来的结果是像贾宝玉这种闲散的精神与逍遥的自由没有了。一些作家很关心社会，热烈地拥抱是非，这很好，应该尊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选择抽离社会，远离是非，在象牙之塔的逍遥状态下进行很精致的精神价值的创造，应该也是可以的。象牙之塔一旦遭到否定，文学作品的精致化必然会受到影响。 贵族精神消失带来的第二个现象是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论语言暴力》，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许多语言暴力现象；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到处充斥着粗鄙的语言，即便是我所在的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社会科学院，也同样是人人声嘶力竭，整天“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现在想起这些还非常惭愧，当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那时候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风气中人大概也就不由自主了。我在文章中提出要告别语言暴力，尤其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叛徒、公贼、内奸、黑帮等等，都是非常粗鄙的语言。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讲话要文明、高雅，不能够连礼仪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没有。 另外生活习俗上也出现了某种粗鄙化的东西。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国人的陋习是抽鸦片，那么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经济大潮之后，我们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陋习，比如讲排场、讲吃喝、比钱财、重名利，缺少一种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追求。这种风气后来甚至影响到文学创作。 我认为文学创作有三个重要元素，第一是心灵，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审美形式。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有的作品比如《封神演义》，虽然情节很吸引人，但为什么就不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没有切入人的心灵。好的文学一定要切入心灵。可是当我们的精神鄙俗化以后，文学已经不再是心灵文学，而变成身体文学、下体文学，甚至有些小说不写“性”就不行了。我其实是思想很开放的人，文学写情爱当然合理，但不能给每一篇作品都加上“性佐料”，这会使作品显得俗气。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期也是下里巴人压倒阳春白雪，但那时候下里巴人的文学也是很好的。现在是精神进一步鄙俗化了，作为贵族精神对立项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日益泛滥。我对痞子文学并不全盘否定，但我们不能把“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口号看作是天生合理的，因为流氓、痞子是最不讲原则的，他们缺少敬畏。 我不反对世俗生活的充分发展。香港就是一个世俗生活发展到极致的社会，我很喜欢香港，也很高兴看到今天大陆世俗社会的发展。但是嵇康有一句话：“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俗”是世俗社会，外不殊俗，是说在外表上不拿架子，不持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但内心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内不失正”。 爱因斯坦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人物，除了甘地和罗斯福，就是爱因斯坦。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对他来说，上帝存不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人是不是要有所敬畏；人只有有所敬畏，才会有心灵的原则。 贵族精神消失的第三个现象是人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中国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富了之后怎么办？会不会朝“贵”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孔夫子在《论语•学而》里说：“富而好学，富而好礼。”而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赌、富而好淫，富了以后失去了心灵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犹太人值得借鉴和效仿。 犹太人是西方最有钱的人，可能由于二战受害太重，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战后开始把大量财富回馈到社会中，办博物馆、艺术馆、学校……为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做出了贡献。阿曼德哈默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是一位成功的犹太企业家，也是第一个到共产主义俄国与列宁见面的西方企业家。他在洛杉矶建了一座哈默艺术博物馆，用他全部的资产购买名画，放在博物馆里让人参观。听说有一幅凡高的画作是用9000万美元买下来的。我觉得洛杉矶有没有哈默艺术博物馆是大不一样的，这座博物馆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境界。 再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2005年6月，巴菲特宣布把自己420亿美元资产中的85％回馈给社会，其中大约拿出300亿加入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共同从事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和艺术事业。这就是从富走向贵的过程。我们过去常说，富人要经过三代才能完成换血，变成一个贵族。他们现在不用三代了，从自己这一代开始就往高贵上发展。 我自己到现在一直感念一个人，就是陈嘉庚先生。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华侨，他把财富用到了教育事业上，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后来很多华侨受他的影响，都把资金注入到我的家乡——福建。费孝通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讲，说现在闽南之所以人才辈出，陈嘉庚先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由富走向贵的榜样。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所讲的贵族精神不仅针对个人，也针对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今天我们多想着一点儿如何在精神上去向高尚、高贵、高雅提升，那么我们这个大国的崛起就会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在精神上也获得极大的提升。如此一来，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王鲁湘：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强国梦”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历史进步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但是强国这个理念所导致的社会实践是有不同路径的。在西方，强调的不是强国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一个个富起来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也认识到民富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国强”和“民富”这两个目标还不够，同时应该摆在并列位置的还有一个“人贵”。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尊重每一个老百姓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合理性，然后自然而然地国家就会强大。我觉得贵族精神在中国长期缺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人的尊严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刘再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一个命题：立国先立人。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过去一些朝代在衰亡的时候，常常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所以，人是关键因素。人的精神素质，人的生命质量，是一个国家能否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 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一条：必须讲规则。中国的发展是先打篮球再画场地的；先搞现代化运动，然后才慢慢制定规则。应该承认，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文化准备、心理准备都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提高契约意识，必须要有守规则的意识，必须提高尊严意识，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不如此，我们的经济越发展，就越会漏洞百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