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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我们知道无论中国的贵族还是西方的贵族其实都是军功贵族，都先是在马上立战功，然后被封爵封地，成为可以世袭的贵族。在西方，私人财产的保护意识非常强，贵族的封号是不可以被随意褫夺的，贵族的财产是不可被随便剥夺的。但是中国没有”私有财产保护”这一条，你的祖先可以在马上得军功，得贵族的封号，得领地，得财产；但是这些财产和封号可能过不了三世、五世，就被褫夺了，所以中国很难有所谓的“百年之家”。但一个社会总要有一种高贵的精神作为支撑，中国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空间中，如果只有三个像孤岛似的贵族时代，那么你显然很难解释我们的社会精神支柱是怎么维系下来的。我觉得代替高等级贵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低等贵族，也就是所谓“君子”或“士”。他们逐渐演变为儒家的文人群体，后来又在农村担任乡绅这种社会角色。另外还有一些没落的、消失在历史中的贵族，他们的精神传统是通过道家学说被保留下来的，并且被一部分知识分子继承发扬。 刘再复：其实孔子讲“有教无类”的时候，已经开始区分君子和小人了。但君子、小人之分不再是血统之分、门第之分，而是道德之分。我认为中国文化分两脉，一脉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以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一脉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的道家文化传统，两者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撑体系，替代了欧洲的贵族精神系统。 王鲁湘：实际上在中国乡村延续了上千年的“耕读传家”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贵族传统。“耕”中间有“读”，读圣贤之言。 刘再复：是。陈独秀那时候批贵族文学，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其实指的是乡绅文学。乡绅文学确实带有一点贵族性，曾国藩就说桐城派文学“气清志洁”，品味很好，但还不能将它就界定为贵族文学。但是后来整个乡村士绅阶层也消灭了。 王鲁湘：我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其中具体的是是非非，以及一些人物的命运，而是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小部分人是保留着一点贵族精神的。 刘再复：所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时候改了个题目，叫《最后的贵族》。我觉得贵族的审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致、追求高雅的，而我们过去的问题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负面的东西。我到卢浮宫参观过五六次，所谓“读不完的莎士比亚，看不完的卢浮宫”。卢浮宫里有两万多件艺术珍藏，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非常精致。 王鲁湘：其实最高的高雅，孔子和老庄已经给我们做过定义。儒家把君子比作玉，“君子比德于玉”，而不是宝石，不是黄金。 刘再复：孔夫子“食不厌精”，连吃饭都要精致；“割不正不食”，讲究点规则，所以他是有贵族气的。尽管中国的贵族时代比较早就中断了，但仍然出现了三个贵族文学的伟大个案，一是屈原，二是李煜，三是曹雪芹。而曹雪芹的贵族精神又是和平民精神打通的。《红楼梦》里写的诗、吃的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贵族化的，但同时又流露出对平民的大慈悲心、大同情心，这一点比尼采了不起。尼采也提倡贵族主义，但他向下等人开战。曹雪芹对下等人，特别是那些高贵的下等人，是很尊重的，完全打破了贵贱尊卑的界限。这一点很了不起，我们的贵族文学其实开掘出了一种比西方更伟大的、能够与平民精神相通的贵族精神。 王鲁湘：有一个网友叫“三代人”，他说西方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天，造就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就败业，历代财富拥有者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如此一来，中国岂不是永远不会有贵族精神吗？ 刘再复：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点。首先，创业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非常艰难，我们应该尊重先富起来的这批人，对于成功的企业家要给予一种敬意。中国传统的观念是“重农抑商”，对商人常常抱有偏见，但我到了海外之后，完全扭转了这个观点。在美国真正的社会精英几乎都在商业社会里，许多文化规则也是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我讲过一句话，中国人将会在未来的、巨大的商业活动中学会妥协。但是另一方面，成功者如果迷失了心灵方向，不知道富了之后该怎么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富人应该有一个觉悟，富了以后要造福社会，要从精神上提升自己。 王鲁湘：有一位叫“一介草民”的网友说，我觉得中国的有钱人应该听一听您的演讲，知道自己该去追求什么；但是刘老师，我恐怕此生都是一介草民了，那么贵族精神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刘再复：经济地位的贵贱之分当然是划分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一个标志，但是人格上、精神上的贵贱之分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草民，不管社会地位多低，人格可以非常高尚、非常高贵。人格的高贵不是将军、皇帝的地位可以决定的，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真正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确立。基佐在《欧洲文明论》里对贵族有个定义，他说贵族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确立”，我的精神状态由我自己决定，不取决于他人或环境。所以即使是草民，在精神上也可以很富有、很高贵，对此不必悲观。 提问一：提到贵族，人们一般会想到两个先决条件：血统与财富。该如何看待物质财富与贵族精神之间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要获得贵族精神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后天努力。除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养与修养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如何提升？一要有阅历，有修炼；二要不断读书，走“富而好学”这条路。 王鲁湘：我补充一点，有些人误以为贵族就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殊不知贵族子弟的成长要比平民子弟辛苦得多，因为他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举一个例子，康熙当年训练他的太子的时候，非常严格。小孩子早上3点钟就要起床，跟着汉文师傅读《礼记》，比康熙上早朝还要早两个小时。康熙下了早朝，来检查太子的功课；检查完以后，康熙又去办别的事了，太子继续读《礼记》到9点。然后又跟着满文师傅读《礼记》的满文译本，他需要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中午11点钟的时候，太子可以吃午饭。然后休息一会，到下午1点钟左右又要开始练习作为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骑马、射箭、摔跤等。下午4点钟，康熙又下朝了，陪着太子一起练习，直到6点多钟再去吃晚饭。一个小孩子每天都必须如此。 提问二：有人说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贵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国文化更像是一种暴富文化，特别张扬，而且急功近利。参照这两者，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中国文化？ 刘再复：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确实有很大差别。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许多欧洲人瞧不起美国文化，说美国哪有历史，建国才两百多年嘛。全世界人文传统最雄厚的是两个地方，一是欧洲，一是中国。欧洲比较推崇贵族精神，而美国好像天生秉持的就是一种平民精神。 中国在20世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国家，因为1949年革命实际上就是平民的胜利。我讲过，凡是革命过的地方都比较平等，没有平民和贵族的等级观念，这是长处；但这个长处也会带来一个短处，就是贵族精神的没落，贵族精神当中的许多好东西，像自尊、自律、自明等等，是不可以丢失的。 提问三：西方的贵族精神和中国的贵族精神有什么区别？ 刘再复：西方的贵族传统形成了几点基本特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尊、自律、自明。但中国没有形成这么一个可以延续下来的贵族传统，很难像西方那样概括出几个明显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的乡绅文化中，贵族精神与其他东西是杂糅在一起的，必须加以分辨。比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面既有贵族精神也有平民精神；“富贵不能淫‘算贵族精神，‘贫贱不能移”就是平民精神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儒家、道家的核心价值很容易概括，反而贵族精神很难概括，这是我们研究上比较大的困难，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工作。 提问四：您对贵族精神讲了很多溢美之词，但我有一个疑问，贵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落的、不理想的或者现在应该被摒弃的东西？ 刘再复：任何一种精神包括比较优秀的精神都会有一个变形变质的问题，贵族精神也会产生变质，比如堂吉哥德就令骑士精神变形了。你崇拜女子、扶助弱者当然没有错，但后来变成是为了表现自己才去扶弱除强，就失去了原有的真诚，骑士精神就会变形。再比如绅士风度，英国人讲得过分的时候像是在摆架子。所以我有时候更喜欢美国人的性格，比较坦率，比较天真。 另外贵族阶层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是非常有贵族精神的，包括他的父亲贾政也是有贵族精神的；但是像贾赦，他是真正的世袭一等将军，却是一身流氓气；还有贾蓉，基本是个人渣，完全没有贵族精神了。所以说，一个人是贵族，但不一定就有贵族精神。 王鲁湘：贵族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东西并不一定会消亡。毕竟由绝大多数普通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经由少数人加以提炼，会形成一种比较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观念和生活品味。这是我们人类的精华，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它高居于人类精神的金字塔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人类精神高度的缺失。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9年辞职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红楼梦悟》等，散文集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等。作品已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多种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