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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要大量耗用粮食，所以乾隆初年在北方禁酒。1737年初夏，皇帝颁发上谕，称： 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夫欲使粟谷有余，必先去其耗谷之事。而耗谷之尤甚者，则莫如烧酒。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今即一州一邑而计之，岁耗谷米，少则万余石，多者数万石不等，则禁止之后，通计五省所存之谷已千余万石矣。虽有谷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贫乏，而所存之谷自在民间，可以通融接济。朕筹之者已熟，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禁止。 这道禁令，在1853年取消，户部实施改革，推行许可证制，每个烧锅，只要年交32两银子，就可取得执照。到了光绪初年，仅河北一省的烧锅，就发展到千余家，每天消耗高粱2万多石，每月达到六七十万石。后因光绪初年发生灾荒，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御史胡聘之建议严禁酿制烧酒以节省粮食，又被户部驳回。“清流”健将，“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为此上奏指出，户部拒绝禁酒，是因为每年可从各酒厂征收三万多两银子的许可证费用，用作户部饭银补贴。户部辩称，议驳是担心忽然禁酒会使一千余家酒厂关闭歇业、坐失生机;还可能出现在查禁私烧的时候，胥吏借端讹诈，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又称这笔收入并非户部独用，还帮贴过内阁、兵部、刑部解决办公费用不足。一桩禁酒的提议，竟牵扯出官场内部的陋规收入和重重内幕故事。 清末酿酒开禁后，北方地区喝酒风气大盛，却始终没有打造出好品牌来。确切地说，白酒的大名气，是解放后搞起来的。1952年评出茅台、汾酒、泸州大曲和西凤等“四大名酒”对于白酒文化盛行和白酒工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央政府实行酒类专卖，私人的酒坊重组成国营酒厂，地方官也以本地出产某种名酒为荣，后来又有了“八大名酒”和“十大名酒”。比如被称为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德国金奖的茅台酒，本是“成义”、“荣和”两家私营烧房的出品，参展时使用了并不存在的“茅台造酒公司”虚名，归国后还曾为奖牌究竟该归谁家而争论。截至解放前夕，茅台当地“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设备简陋，产量最高的1947年，也仅为60吨。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流通也极为有限。建国初期，政府通过赎买、没收，正式成立贵州茅台酒厂。茅台人如今津津乐道地说，1958年，在中央成都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茅台酒要搞到一万吨。”其实在大跃进年代，这类豪言壮语上下均多，要将其归为已故领导人的遗愿，也不过是后来商业发展的理由。而那年，茅台酒厂的产量也仅区区600来吨。如今，全国各地的白酒企业，得到巨大发展，成为一门庞大的产业，也产生出巨大的税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