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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事起于西京，其词则成于东汉。博考载籍，"蜀学"一名盖含三义，即学人、学校、学术。《汉书》所谓：文翁兴学， "大化蜀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1]；《三国志》载秦宓言："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2]；《华阳国志》亦谓"学徒麟萃，蜀学比于齐鲁"[3]，三处所指皆"蜀中学人"。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日文翁之石室，二日高公之礼殿，三日石壁之九经。[4]《建炎杂记》列"蜀学"条目："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学官二人，皆朝廷遴选；弟子员至四百人，他学者亦数百人。"[5]二处所指皆教育机构，即"蜀中学校"。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事占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日元裙学，相羽翼以攻新说"云云[6]。张之洞《尊经书院记》述办院宗旨称："绍先哲，起蜀学。"…乃学术流派之意，即"蜀中学术"。唯斯三者乃为"蜀学"正诂，亦为"蜀学"三大要素。无论是审视古代"蜀学"，抑或是评价近代"蜀学"，都应以此三要素为考察目标，唯其如此，乃成为一完整之"蜀学"概念，也才能准确全面地评估巴蜀地区学术之地位与价值。本文所要考察的"晚清蜀学"即兼此三者而言。 一、晚清"蜀学"的概况及其成就 本文所讨论的"晚清"，系指道光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此7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也是中西学术交锋，新旧观念激荡，各种思想学术异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咸丰初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原来人文荟萃之地的江浙地区"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使"百学中落"[8]。相反偏处于内陆的四川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物产素称富庶，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近代"蜀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和形成的。"蜀学"的三大要素(即学校、学人、学术)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壮大。 (一)晚清巴蜀书院，名列全国前茅 从学校而言，巴蜀地方政府办学为全国最早，渊源有自。汉景帝末年文翁"石室"，首开郡县官学先河，教泽流衍，蔚然成风。及至清代，四川举办的各类学校仍居全国前列，仅就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论，其数量都居全国之首。 关于清代四川的书院数量，《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有383所，居全国第二[9]。而胡昭曦先生《四川书院史》前后两版的统计，一为504所，一为552所。依此数据，清代四川书院数量在全国的排名，肯定还会上升。胡先生还分析，四川552所书院中，明确可以认定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有146所。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详，但因其数据多见于咸丰以后地方志，"可以说这143所书院中的多数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因此晚清四川所建书院应是146所加143所，占整个清代四川书院近一半左右[10]，可见晚清是四川书院大发展时期。 除旧式书院外，四川还是新式学堂设置最早的地区之一。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继1895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后，于1896年批准成都成立了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上海成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在近代史上最早设置的几所新式学堂中，四川中西学堂就是其中之一。1902年中西学堂与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成立四川省城大学堂(或名四川通省高等学堂)，是四川最早的综合性大学。 "戊戌变法"及其后倡议"改书院，兴学校"，四川各地书院纷纷改成初、中、高等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在四川省城组建了更多高等专门学堂，形成四川师范学堂(1905年)和五大专门学堂：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农业学堂(1906年)、四川外国语学堂(1906年)、四川工业学堂(1908年)、四川存古学堂(1910年)，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它们和四川高等学堂一起，构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上这些学校，后来逐渐归入国立四川大学。民国初年调整各地高等学堂，四川成都仍然是"五大学区"之一，稳居西部中国之首。这些大学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农、外语、师范七大领域，融会了传统与新学诸要素，为构建晚清"蜀学"提供了学术沃野和广阔前景。 在晚清众多书院和学堂之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锦江书院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主要学习制艺八股诗文，为科举服务。尊经书院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洋务派首领、四川学政张之洞所创办，以纪(昀)阮(元)两文达之学相号召，主张"通经学古"，不课制艺，专习儒典。中西学堂为培养"通达时务之才"，聘请英、法教习，"分课华文、西文、算学"，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由是观之，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和中西学堂分别代表了近代学校的三种类型：锦江书院重辞章，为科举；尊经书院重经学，主致用；中西学堂重西学，讲科学。 (二)晚清巴蜀学人，彪炳华夏史册 晚清巴蜀士子人人向学，生员实繁其徒，张之洞《尊经书院记》有"全蜀学生三万人"之说。在晚清四川学术和文化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多出自书院。正如胡昭曦先生所说："遍布四川全省的书院，对四川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军事，都有深远影响，可以说，近代四川书院是变法维新的阵地、学术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摇篮。它在振兴蜀学、发展蜀学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11] 锦江书院前期培养的著名弟子有清代才子李调元，后期培养的弟子则有戊戌变法殉难"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史学家张森楷和思想家吴虞等。 尊经书院培养人才更为出色，它以丰富的办学经验、严谨的学风、精研的传统、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晚清"蜀学"的基本风格和优良学风。培养了许多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研究四川近代史者曾总结说："尊经书院从1875年建立到1902年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29年期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对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著名的有：为维新变法而英勇献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出任英法领事馆参赞、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博综古今、离经叛道、学凡六变的经学大师廖平；才思敏捷、遐迩闻名的四川维新宣传家吴之英；海内书法名家顾印愚；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领导群众发动保路运动的蒲殿俊、罗纶、张澜；为建立民国舍身杀敌的同盟会员彭家珍；功绩卓著、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宣传新文化、'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此外，岳森、刘子雄、胡从简、刘洙源、杜翰藩、方鹤斋、黄芝、谢无量、林思进、傅增湘、刘咸荥、徐炯、夏之扬等一批四川知识界的名流都曾受业(或聚讲一引者注)于尊经书院。"_[12]上述外，还有尹昌衡、张森楷、颜楷、邵从恩等，也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人才。 至于由两书院与中西学堂合并后组成的四川大学，涌现出了王光祈、郭沫若、周太玄、李劫人、朱德、蒙文通等人，都是文化精英。 (三)晚清巴蜀学术，蔚为国学重心 有"校"有"人"就有"学"。随着晚清四川境内广建学校，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应运而生，"蜀学"的成就也戛戛独造，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 巴蜀地区，东限夔门，北阻剑阁，南宾夷越，西接藏羌，在地域上自成体系，在文化上也相对独立，上古处于"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的地位，因此学术风气每每滞后外间。钱基博曾说："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自中外互市，上海制造局译刊西书，间有流布，蜀中老宿，蹈常习故，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之学为异端，厉禁綦严，不啻鸩酒漏脯。"[13]这固然是一种落后，但是传统尚存，古风依旧，若有特见独立之士为之先导，往往能收"跨越式发展"之奇效，得传统与新风结合之综合效应。此所谓翫习者难为力，极弊者易为功也。降至近代，张之洞为之倡，王闽运为之师，"蜀学"于是振起西南，雄视百代，为一时胜概。一方面，传统未丢，而新风已人；另一方面，中学虽存，而西学已渐。于是乎传统与新风共存，旧学与新学同酝，旧瓶新酒，集杂为醇，酿制出新旧结合、中西互补之美酒甘醴。 有如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皆自传统经学而倡言"托古改制"、"复古改制"和"变法维新"；罗纶、蒲殿俊、吴虞、张澜、吴玉章，皆自旧学而高标改良、革命。至于王光祈自经史而入于音乐，卒成一代宗师；李劼人自辞章而人小说，卒成一大作家；蒙文通自经学而人史学，终为经史名宿；周太玄自旧学而入于科学，独获"古今兼通"之称，等等，更是巴蜀梗楠，华夏梓材。 即以传统国学论，前乎此者，明清蜀人著作之进入《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存目》者，盖寥寥焉，不经见也。而事隔不到200年，蜀人著作之进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已突增至200余种(据中央研究院《晚清四川地区经学家论著目录》)。据统计，有清一代巴蜀学人经部文献共约685部、作者285人，其中道、成以后作者为189人、著作514部；同、光以后又居其大半，有作者133人、著作409部。属于"晚清"时段者竟占70％左右(此信息为杨世文教授提供)，这无疑与晚清四川书院广建、人才辈出、风气大开有直接的关系。 不仅晚清蜀人著作数量大增，而且在质量上也是全国一流、首屈一指的。如廖平之"平分今古"，论者将其代表作《今古学考》，与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三大发明"；俞樾亦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则引廖平为"知已"；刘师培更盛称其"长于《春秋》，善说礼制"[14]，"贯彻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15]章太炎也说："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16] 吴之英明于《公羊》、"尤邃《三礼》"，论者谓其"言《周礼》者最多最精。吾蜀宿儒廖季平先生外，吴氏实第一人。"[17]宋育仁擅长文学，亦善经学，撰有《周礼十种》，其《周官图谱》主张"复古改制"，宣传维新变法，为改革号角，是皆一时之英而命世之才也。 二、晚清蜀学的地位与影响 关于定位问题，"蜀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晚清，其特点是经学勃兴，新学蔚起，观点新颖，引领风骚，波诡云谲，气象万千，是为"新蜀学"。晚清"新蜀学"是"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带来了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首先，开创清代学术新阶段。自尊经书院创办，促成了蜀学与江浙、湖湘之学的交流与融合，得以蓬勃发展，大放异彩。其时蜀学的重要特征是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注重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传习和研究。同时，由于晚清动荡多变的时局，"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也得到提倡，成为晚清"蜀学"的突出特征。 巴蜀学人发扬清学传统--"以复古求解放"，从乾嘉学人所达到的最高点--东汉"许、郑、贾、马之学"，真正向前推进至西汉"今文学"时期，并进而回溯至先秦"诸子之学"时代，最终实现了对传统一切学术的彻底解放。自郑玄混合今古以来，千古学人不知经学有"今学…'古学"之别、学术有"真孔""假孔"之异。清代乾嘉考据之学，重实证，讲考据，但多停留于名物诂即"许郑"的基础上；常州学派始讲家法、辨别今古，但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或以流传地域别，或以传授范围分，都此牵彼掣，未得要领。廖平从《五经异义》而悟今古文学分歧在礼制，于是以今学主《王制》，古学主《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载迷案，一朝冰释，将中国经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蒙文通先生《议蜀学》论其事日："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贤之旧轨，其于顾氏，固各张其帜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矜言许、郑氏学，然徒守《说文》、《礼注》耳。廖氏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师说，剖析今、古家法，皎如列星，此独非许、郑之学乎?" 又说："惟廖氏之学既明，则后之学者可以出幽谷、迁乔木，于择术诚不可不审也。寻廖氏之学，则能周知后郑之殊乎贾、马，而贾、马之别乎刘歆，刘歆之别乎董、伏、二戴，汉儒说经分合同异之故，可得而言。" 由于廖平将今古文问题分清楚了，后来治经学者乃得其门径而区别之。今文家乃知今文门径，古文家乃知古文途辙，各寻其路以人深致远。蒙先生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申叔。" 皮鹿门即皮锡瑞，是近代今文经学大师。著有《经学历史》、《五经通论》、《孝经郑氏疏》等，他在《五经通论》中，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专论，全系承廖平师说。 刘申叔即刘师培，号左庵，是近代古文经学大师。四世传《左氏》之学，民国初年入蜀，朝夕共廖氏讨校，专心研究《白虎通义》、《五经异义》之书，北游燕、晋，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欣然日："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柢，不可以动摇也。"蒙先生谓："左庵之于廖氏，傥所谓'尽弃其学而学焉'者耶!"刘氏所称"古学庶有根柢"之根柢，实即廖氏分辨今古之理论。 其次，一改清人破碎大道之习，将经学研究向系统化、体系化推进。蒙先生《议蜀学》日："夫清儒序论，每喜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体，碎辞害义，野言乱德，究历数，穷地望，卑卑于章句文字之末，于一经之大纲宏旨或昧焉。虽矜言师法，又未能明于条贯，晓其义例……一道穷则变，逮其晚季，而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言，于孔氏之术稍疏。……一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时，乃一摒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当代学人李学勤也认为："晚清以来，有两个地方的学术研究很有影响，即川学和湘学。廖平是川学的代表之一。"[18]"又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有所转移，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19]也是就此意义说的。 三是拓展经学内涵，扩大儒学范围。廖平《今古学考》卷下言："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小]戴礼》、《仪礼记》、《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大)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谷梁》一种。……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20]这里不仅有严格区分今古文学的用意，也有扩大儒家经典的意义，即使儒经从"十三经"发展到"十八经"。"蜀学"素有一种开放、兼容和发展的优点，早在西汉景武时期，中央王朝尚且执行"五经"之教，文翁遣张叔等人从京师带回并传授于石室学宫的却是"七经"教育了，将儒家经典从"五经"扩大至"七经"。唐五代时期，中央王朝组织整理和刊刻的只有"九经"(如《九经正义》)或"十二经"(如"开成石经")；而始于五代孟蜀、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却已经是"十三经"(含有《孟子》)齐备了。从此之后，"十三经"便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模式。后来，史绳祖《学斋占毕》虽然提到宋代曾列《大戴礼记》为"十四经"，但终因其书嫌于经史相杂、经子相混而没有成功。及廖季平崛起于晚清乱世之际，继响于经学废弃之时，欲纂集《十八经注疏》，必欲将儒家经典从"十三经"进而扩展至"十八经"，这不仅仅是要"成就蜀学"，而且是要重振宗风、再兴孔教，其"推倒一时，开拓万古"之慨，岂不伟哉!廖平曾羡慕"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晕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可惜时事变更，他的"十八经"梦想营构未成，理想落入空谈。 四是开拓近代经学史研究的新局面。近世以来学人侈谈"经今古文学"问题，实则这一话题也肇端于晚清"蜀学"中坚的廖平。皮锡瑞《经学历史》日："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21]使"今人"知今古文学者，即廖平是也。有的学人甚至认为，两汉本不存在什么经今古文学的对垒和争论，是廖平等人挑起了这场千古公案的争辩。钱穆先生《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此四文皆为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其实此问题仅起于晚清道、成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云云。"又说：清儒出于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造成这种今古文学之争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廖平："清季今文学大师凡两人，日廖季平与康有为。康著《新学伪经考》，专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廖季平之《今古学考》，剔决益细，谓前汉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家法相传，道一风同。其与古文对立，皆一一追溯之于战国先秦，遂若汉代经学之今古文分野，已远起于战国间。"[22]钱先生所举廖、康二人，若究其渊源，康学实出于廖。李学勤先生说："廖平认为，汉代有今文、古文两派；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到东汉则古文经学代兴；东汉末年郑玄调和今古，两派界限才归于泯灭；研究汉代经学，不可不知今文、古文两派的划分，以及其斗争、消长的历史。廖氏的这种观点，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书的流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而且还渗透到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去。"[23]暂且不说两汉时期是否存在经今古文学的对垒和争论，也不论严分今古文是对是错，经今古文问题之引起学人重视，甚至被一再写入儒学史、学术史之中，确实受到廖平的很大影响，我们说他开启了中国经学史研究之新局一点也不为过。陈文彩女士有谓："清代学术中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进路，在晚清蜀《诗经》学中，隐然呈现调和汉宋、今文《诗》说、先秦诸子经说的进路。其间关键的转折是廖平的平分今古，其说出，清人才明白许、郑、贾、马外，尚有今文经学，而有了回复到经学史源头的可能。"[24]倒不失为通达之论。 五是托古改制，以经学讲革命，讲改制。晚清"蜀学"特别是由张之洞所创建之尊经书院，讲经学多以"托古改制"或"复古改制"为说，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俱是如此。特别是廖平"二变"尊今抑古，怀疑古文经典，客观上为近世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应该说，对文献的怀疑，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清代更是不乏其人。但历考诸人所为，其怀疑程度自有深浅，其怀疑目的也各有纯驳。如崔述怀疑诸子而不怀疑经典(犹考信予六艺)'，廖平怀疑古文而不疑今文(尊今抑古)，康有为否定古学而不否定孔子(维护孔教)，吴虞自留日归来，从怀疑孝道进而否定孔子儒学(反传统)，盛极一时的"古史辨"派则怀疑一切文献，进而怀疑整个上古史。其程度和时序，固皆厘然可考，秩然有序。 若论近代疑古之风的首倡者，似可追至以王闽运、廖平为首的晚清"蜀学"。杨度《湖南少年行》："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25]钱基博上世纪中叶也说："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闽运，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26]也都对"蜀学"与"湘学"转换风气之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侯谔《廖平评传》称其有"转捩之功"而"革命之力"，亦以此也。而今而后，学人之治经学，不再仅仅为经学而经学，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经学的现代价值亦即改良意义和革命功能，进行新的阐释和新发展。后来，廖先生的嫡系传人蒙文通之盛赞齐学之"革命"、"素王"，谓汉师精义为"井田以均贫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禅以选天子，巡狩以黜诸侯，明堂以议时政"等所谓"王鲁"、"新周"之"一王大法"，未尝不是晚清学人"托古改制"故技的现代翻版。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循吏传·文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25. [2]陈寿.三国志·蜀志秦·宓传：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793. [3]常璩.华阳国志：卷3[M].成都：巴蜀书社，1984.214. [4]吕陶：经史阁落成记[A].成都文类：卷30[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5]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13[M].四库全书本.34. [6]李石.方舟集：卷13[M].四库全书本.8. [7]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M].沔阳卢氏慎始斋刻本.西南大学图书馆藏.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2-194. [9]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4-358. [1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0.182-183. [11]胡昭曦.近代四川书院教育与蜀学人才培养[A].四川书院史[M].370-371. [12]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70-271. [1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8. [14]蒙文通.议蜀学[A].经史抉原[M].成都：巴蜀书社，1995.102. [15]刘师培.非古虚下[A].左庵外集：卷5[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6]章太炎.程师[A].太炎文录初编[M].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7]谢兴尧.周政三图三卷提要[A].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M].济南：齐鲁书社，1996.第32册128. [18)[23]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J].中国学术，2001(2). [19]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9). [20]廖平.今古学考卷下[A].廖平选集：上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8.89. [21]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341. [22]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 [24]陈文彩.晚清四川地区《诗经》学述略[A].海峡两岸晚清蜀学座谈会交流资料(z).成都：2006. [25]高伯雨.王湘绮自负霸才[J].大成杂志，1974，(4).转引自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经学室编.晚清四川经学家研究 资料汇编：四上册[z]. [2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自序[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