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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游记》最为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就是处处都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书中无不渗透着这种诙谐文化的意象。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节日活动中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节庆活动最为本质的是具有游戏性质，“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狂欢节的特殊本性，其特殊的存在性质就在于此。”整个西游取经，即含有游戏的性质，同时也是生活本身，因为不但是唐僧师徒的活动，同样神佛、妖魔、乃至人间的凡人也参与其中。 游戏并非无意义，而是具有严肃性和客观性的性质。唐僧的百折不挠，孙悟空的积极进取，以及取经给神、魔、人三界带来的变化和影响，都在说明取经的意义重要性。在狂欢的情节下，作者通过诙谐、幽默和讽刺，针砭了时弊、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做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胡适说：“《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的神话，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 所以《西游记》中写神佛、写妖魔，实质上写的是人，作者笔下对神话世界的描写，正是现实世界的夸张和变形，作者在驰骋想象力的同时，一直都没有忘记更严酷的社会现实。《西游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表现理想和批判现实在瑰丽的想象中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正因为现实的封建社会和宗教观念容不得与刻板、严肃的等级观念相对的自由平等精神和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所以作者才以艺术的方式，让“全民”都参加到取经的游戏之中。 取经同时也是一种仪式和庆典，代表封建官方统治阶级人物的神佛、妖魔在取经过程中原形毕露，被加以辛辣的讽刺和嘲弄，一切官方的严肃性和对宗教说教的恐惧感都荡然无存。 代表广大人民和民间狂欢精神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打破一切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秩序，降妖除魔，对代表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和卫道士进行审判，圣婴大王欺压那些“土地”“披一片、挂一片”的，明显是剥削阶级的压迫人民的现实写照，而西游途中所经诸国无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黑暗腐朽、君昏臣匮的缩影。 而孙悟空经历诸国，不但扫除了为害一方的妖魔，也对各国的政治弊端进行了矫正，教训了国王和大臣，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不但是人民反抗精神和力量的代表，同时也是节日里人民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美好愿望的寄托。 人们过节的本质就是祈求富足、平安和幸福的生活。这种愿望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为造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的追求探索的化身，这正是节庆狂欢的最内在的深厚本质的艺术体现。 二、 民间诙谐文化的第二种基本形式是语言的诙谐性，这种表现在《西游记》的表现的最充分，如鲁迅先生所说：“又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正是小说的主人公孙悟空，无论是对天上的神佛的揶揄，还是与地下的妖魔的打斗，或者与普通的凡人的说话，都显示出无所不在诙谐幽默。 孙悟空体现的是一种机智的幽默，而猪八戒则显出一种市井细民的世俗的“憨”、“呆”，但这并不是说猪八戒苯。他贪吃、好色，爱耍小聪明，而又总是弄巧成拙，这都构成了独特的诙谐意味。如在第二十回，孙悟空点明了猪八戒要做上门女婿的心思，书中写道：那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后来以放马为由，见到菩萨变成的中年妇人和三个女儿，迫不及待的叫那妇人娘，并与其商议招婿。而后又被孙悟空点破，一边说：“弄不成！弄不成！那里好干这个勾当！”却“脚儿趄趄”的，要往那里走，猪八戒就是想当女婿，又碍于众人的面而不愿意明说，扭捏作态的行为让人觉得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而在第二十三回平顶山，听见小妖说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慌得把个嘴揣在怀里藏了。”当小妖用钩子去钩时，他又慌得把个嘴伸出道：“小家形，罢了，这不是？你要看便就是，钩怎的？”这种带有浓厚民间气息的诙谐戏剧式的描写，将猪八戒和妖魔的对话融入民间世俗的百态中，充分体现了是狂欢诙谐的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