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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引论(上) [美]刘剑梅著 郭冰茹译 本文由作者独家提供本站发布，如欲转载，请标明作者和出处 “革命加恋爱”作为一个主题或是公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的。它是对一系列政治事件具体的文学反映：国共合作和破裂(1923—1927)、城乡起义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国际影响，而后者在此时出现的文学作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宽泛地讲，这个主题指涉的是与五四运动(1919)的文化余波有关的“革命”期待，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日益加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身份和性别身份的混合。这个非常流行却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不仅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所喜爱，而且到了1970年代还一直影响着文学的主流，通过它，我们可以重新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发事件和某些文坛上的争论，也可以重新考察写作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这个主题无可避免地被套上政治意识的框架，文本中革命与爱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值得商榷。这其中仍然有许多被忽略以及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在中国二十世纪动荡的历史中，个人及其政治化的表达意味着什么?为何将性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革命与恋爱的结合，只是中国官方的现代文学历史中意识形态的反映，还是其本身就是整个历史叙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与政治密切的纠缠之中，性别在表达和表现政治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具有大量政治和文化含义的色情描写?在不断变化而且不断冲突的革命与恋爱的表述中，文学与政治、性别和权力、现代和传统这些引起争论的关系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这些元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互为矛盾又对立统一的背景，而且提供了新的视角，超越了线性文学史的类型研究，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新的认识。 近年来，文学研究将革命与恋爱当作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主题来研究，很少有学者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少数关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孟悦着重讨论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规范的压抑性，指出革命话语限制并且压抑了个人的欲望、情爱、性、自我以及其他感情 。王斑则认为这样的理解在政治表达与身体力量之间强加了一个严格的二分法，他反而强调共产主义文化本身就包含着许多性冲动，是性欲(力比多驱力)的某种体现，所以革命话语中所指的爱与幸福早已超越了异性之间的恋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个体的欲望能够戴上大众的、政治的、表面上看与性无关的伪装。”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解释——革命的政治话语典型地压制了恋爱、女人和性;力比多驱力是性与政治的原始推动力——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恰当地解释关于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关于这二者关系的历史表述有多种多样，有时它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可有时又常常是矛盾的。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无疑影响和确立了性别规范和性本身，但是这些身体和性行为的符码反过来也改变了革命崇高的形式。 当我们踏入一个新的世纪，回顾二十世纪革命与恋爱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指涉着一种动感的“表演式”(performative)的文学史概念。意识到革命和爱情都是不断变化而不是固定的无止境的独立存在，我认为文学实践被两者不断变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所改变，而这一文学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构成的。在本书中，我试图质疑学院派中将革命与爱情的相互作用仅仅看作是一个模式的流行的范例。与这种看法相反，我更重视二者之间关系的多变性，首先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多变的地带，然后再来考察，在这一多变的地带中，政治与性别认同是如何被表现的。我将20世纪30年代到当下的“革命加恋爱”的写作公式作为研究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追寻这一公式的起源和知识谱系，以及它对文坛的影响与传播。通过清晰地描绘这一主题被一再反复表述的历史脉络，我考察革命话语是如何影响文学表现的，尤其是对性别规范和权力关系的文学表现与再现，而女性的身体又是如何充满了多变性与游离性，这一游离性往往是同一标准的霸权式的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所无法涵盖的。 现代性与革命 革命和爱情是描述中国现代特征的两个非常有力的话语。爱情至少包含个人的身体经验与性别认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一种自我实现;革命指称的是进步、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轨迹。由于这两个范畴相互融合、冲撞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中相互影响，当前的学者将它们当作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的象征性修辞。正如唐小兵恰当地指出,“两个看似相互对立的概念——‘革命’是集体力量的经验，‘爱情’则通过个人自由来显现成功的社会制度——是现代性合法性话语中重要的意识形态构成” 。然而，这种隐喻性的处理方法，实际上已经预先假设两个概念都是超历史的，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置换的，从而抹煞它们各自的历史特征及它们结合的知识谱系。而且，它将“现代性”这一概念当成了万灵丹药，没有触及到革命和爱情努力想定义的动荡而又矛盾的历史现实，只是把其看作为空洞的指涉。毕竟，革命意味着真实意义上的流血牺牲，只是隐喻性地谈这一概念，以及与这一概念紧紧相连的爱情观，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近年来许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努力叩问现代性的结果，尤其是叩问现代性与进步、革新、革命、启蒙和民族解放等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结果。其意义在于质疑五四作家最初确立起来的文学标准。然而，诚如亚历山大•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严重的倾向，一种对“文学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恋物癖”倾向。借用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福格斯认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与“传统”的一场裂变，始于五四时期。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一个庞大的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无视中国文学自己的文本。 由于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次等作品”道歉，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七、八十年代的汉学家比较注重对经典研究的超越，开始注意“五四”以外的一些时期，如晚清、民国时期，以及八十年代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注重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区别。不过，福格斯批评道，这些对“五四”经典的扩展和超越研究，却仍是顺延“恋物癖”的逻辑和思维，仰仗于一两个与“现代性”相关的词汇，来描述各种现代文学现象。这些研究通常在“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前加上一或两个定语，例如“迟到的”、“半殖民地的”、“翻译的”、“性别的”、“被压抑的”、“另一种的”和“中国的”等等。虽然福格斯认为这些相似的定语是有益的，但他仍然提出下列的问题：“对现代性的恋物癖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些强调现代性是主观的、鬼魅的、有限的、失败的、成问题的研究——好似现代性若没有前缀将无法表达自身——是不是仅仅适用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没有可能这种“恋物癖”本身证明了如上所述的文学现代性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和成问题的?” 的确，这些在现代性一词加前缀或者后缀的学术著作，好像在质疑现代性，又好像在肯定现代性，读者进入不了文学自身的“真问题”，因为全被“现代性”这一概念所“隔”。这些研究让我们感到困惑，是否“文学现代性”这一定义本身就过于含糊?是否这一“恋物癖”本身反映了学者们自身的混沌状态? 我们确实应该认识到，过于信赖西方现代性理论可能遮蔽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实，在中国历史中成份混杂的文本常常使描述中国现代性的权威叙述变得含混不清而成问题。而且，那些对现代性的追问忽略了想要为中国现代性问题找到确定解释的学者们的创造和介入 。福格斯对这种“恋物癖”的考察是有意义的，因为虽然现代性及其相关理论挖掘出了大量“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本， 它们仍有可能无法充分阐释一些复杂的社会语境。例如，时髦的现代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与革命话语非常不兼容，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文学叙述中，有一些是被左翼文学拒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语调。由于在当代中国大陆消费主义成了主要的潮流，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左派最初的奋斗目标，忘记中国左派最初是为了努力战胜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神话的，而这一神话就是“相信工业化能够通过提供给大众丰富的物质从而建立一个良性社会” 。的确，文化大革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中一个最负面的影响就是中断了我们关于革命能够创建美好未来的记忆。但是在以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欣然接受与拥抱革命(这种拥抱通常以激情和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因为革命给了他们希望，将他们对民族解放的渴望和对现代危机的焦虑感转变成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幻象的憧憬。带着争取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合法愿望，革命很大程度上与阶级概念和建构现代社会相关;革命并不拒绝技术、科学、和现代化，但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条件。现代性的“恋物癖”忽略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乌托邦幻象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渴望、焦虑和绝望。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革命意识形态、共产党和宏观的历史叙事不再着迷。作为一个话语的词汇，“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中开始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中;然而，批评领域的“反抗现代性”(西方现代化)直到1988年才为人所知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领域的现代性话语和反现代性话语成功地使文学批评领域的语言变得“陌生化”，从而抛弃了以往流行的政治当先的批评话语，比如“阶级斗争”等等。通过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现代性的“恋物癖”情结已经大大地控制了美国和中国大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院研究领域。一些文学批评家庆祝现代性思潮在当前文坛的话语支配权而不去反思或者批判西方现代性内部的矛盾， 有些批评家则主张应该审慎地用这个术语，同时质疑中国现代性是否完全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 。的确，在新的全球化的名义下，全球化经济促进了现代性作为支配性话语的扩展。我想，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是否要停止追问现代性，而是如何找到更加特殊而确切的方法来做文学评论，以及如何更加有自我反思意识地面对中国的语境与文本。 在评述了伯尔曼(Marshall Berman)的将革命与现代性结合起来的令人信服的理论之后，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革命”下了个清晰的定义： “革命”这个词语有着明确的含义：政治性地自上而下地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然后再改朝换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来削弱它，或是把它延展至每一个社会空间，都将一无所获……我们有必要坚持说明，革命是一个定时发生而并非永久性的进程;也就是说，革命是政变中的一个片断，压缩时间，集中目标，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当旧政权的机构毫无损伤时爆发，并且有一个有限制的结尾——当那个机构被决定性地摧毁并被一个新的所代替时结束。 与这个确切的定义相反，安德森认为“现代主义”是“所有文化范畴中最空洞的”(the emptiest of all cultural categories)，因为它只涉及“时间本身的空白段落” (the blank passage of time itself)。以他的看法，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把更多不同的概念考虑进去，比如历史时期、地域，以及显示多种审美实践边界的力场。他不认同伯尔曼的观点，伯尔曼则是把革命和现代性都放置在“基本的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停流动的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仅仅在旧与新、早与晚的时间次序上有所区分。” 安德森的观点似乎有些落伍，好像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然而他对用“基本的发展进程”来连接革命与现代性的批评，可以应用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这个领域非常危险地将现代性的概念扩展至每个角落，即使有些时候这种扩展在对抗习俗时是有效的。将革命从现代性的语境中切除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革命有它自己的历史，从它一开始被介绍进中国，然后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过程的。在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的背景中，他们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接纳它以适应中国语境，他们为什么会对它迷恋不已，中国历史是如何被他们对革命的渴望所书写，继而又是如何被他们的理想幻灭所改写——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放置在历史阶段中来考察，而不是限定在现代性隐喻的框架中。 在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革，拥抱西方启蒙思想的“文化热”中，哲学家李泽厚第一次用“启蒙”和“救亡”来描述中国现代史。他指出，启蒙的传统包括现代的自由、独立、人权以及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引进的民主，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没有被充分的研究和发展;相反，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中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糟粕而被否定。主要由农民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影响，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吸收类似启蒙和民主的概念，而是农民意识、传统文化结构和部分马克思主义。正如他所说的， “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李泽厚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话语才受到挑战。在论文《丁玲不简单》中，李陀批评李泽厚在隐喻的层面将启蒙看作追求现代性，救亡看作拒绝现代性而确立“启蒙/救亡”的二分法。在李陀看来，这种二分法忽视了另一条始终批判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韦伯、马丁•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样的忽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发展出批判“疯狂的”现代化的能力，“很难看到在启蒙主义/现代性向全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之间的种种相互渗透、互相制约的复杂情况。” 虽然李泽厚指出中国革命的缺陷是在1949年以后失去了早期的对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但他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话语的反思仍然是不充分的。他的关于启蒙与救亡对立的二分法没有指出，在民族危亡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独特背景中，二者互相渗透并且深深地根植于对方的复杂关系。为了批评现代性，李陀将革命话语(用他的话说，是毛话语)放置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在此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超过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渴望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文化价值的否认相结合也相交锋。然而，李陀将“启蒙”与“救亡”同时包含进现代性话语的努力，虽然大大突出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深受帝国主义霸权影响的一面，但也过于整体化了。毕竟，中国不同于印度，并没有被殖民化的历史其反殖民主义的语境有自己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李陀在强调毛话语和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关系时，对毛话语作为一个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模式的历史变化甚少关注，对毛话语的批判也不够强烈。 不过，相对于其他一味追寻现代性而缺乏批评声音的学者，李陀更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本身的陷阱。在他的论文《反抗现代性》中，他表达了在文学批评中描述“现代性”的困难： “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东西。虽然很多研究者延续马克思•韦伯的框架，确认现代性的出现与传播伴随着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但如何分析和描述这一进程却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有各自的观点;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批评家如何处理这一宏大的话语，他们应该选用什么立场来接受现代性成为相当困难的问题。而且，当中国批评家考虑如何处理其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关系时，他们必须面对本国的现代性问题。 虽然如此，在李陀对毛话语的解释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将现代性话语放入中国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即使他将毛话语解释为是一种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话语，他仍然忽视或是拒绝看到，革命对文化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并非基于“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基于力比多驱力所造成的革命激情。此外，他并没有考虑革命早期对人的情欲和渴望(爱、浪漫主义、性行为、满足感、普遍的善)的合法性表达，在被毛话语终止后成为一个禁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大众时，他们并不缺乏面对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的迫切感;但同时，他们的革命意识又源于民主和启蒙的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更为细致的历史调查，以及相关的文化和文学分析。 因此，对革命的研究应该超越现代性结构中的隐喻式阅读;它的范围应该更加宽泛地包括其他叙述。例如，依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陈建华在他的著作《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证明晚清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翻译、介绍、本土化和语义增生来逐渐理解不同于其欧洲意义的革命概念，这个概念如何从一种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多层次的理解和转变。 。陈建华对梁启超(1871—1929)和孙中山(1866—1925)对革命的不同接受和理解做了精心的研究，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想象常常是矛盾的。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预先假定全球的共同的解放，并且以欧洲为中心开始，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明了本土化的观念，使马克思主义变得中国化。 这些研究提醒我们，革命的概念的产生、传播和运用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讨论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范畴是超越历史、超越民族和固定不变的。如果每一个范畴的含义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客观的历史记录和社会关系中就会表现得更为复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与爱情的结合类似于“与狼共舞”;它不断地被定义与被描述，每一次看似重复的主题重述，都会显示出新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新的互动关系。我们不能将革命仅仅看作是与不断发展着的与现代化相似的霸权话语，也不能将性别关系理解为是无时限的永恒不变的，更不能把女性的身体理解成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中介，能够固定地传递政治信息，或者容易被升华到“崇高”的革命话语和形式中。 革命与爱情的谱系 中文“革命”一词可以上溯到儒家的经典《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专指皇朝的政权更迭，以及暴力的政治手段的合法化。 依照陈建华的研究，虽然汤武革命意味着通过暴力来实现改朝换代，然而在现代的语境中，革命的概念则有不同的解释。例如，“革命”既包含法国革命的激烈政治变革，也包含英国革命的工业化的渐进方式。当时，中国卓越的知识分子在不同层面上接受革命理论，梁启超将革命当作是一种社会改良而不是一种激进的用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孙中山的共和观念则与汤武革命结合，呈现出的暴力颠覆的意义 。换句话说，梁启超的革命更倾向于他自己所描述“广义的革命”，指称的是社会中的每一种变化;孙中山的革命概念恰恰是梁启超所说的“狭义的革命”——通过军事活动颠覆中央政权 。 注意到革命一词在早期翻译中显得含义混杂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那些不同的定义——不论是孙中山所说的暴力推翻清政府，或是梁启超关于现代社会改良的提案——都应该被放置在晚清民族建构的语境中理解。依据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的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晚期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当这个关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性话语在世纪之交植根于中国时，它成为随后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权威性话语，再往后，反帝国主义的修辞和伦理意义取代了它的重要位置”。正如杜赞奇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或种族的革命和改良放在首位，而把个人、家庭、生存放于次位。 通过将革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联系，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将其作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新的国民的先决条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强调“小说之支配人道”，把小说界革命推到了启蒙运动的舞台上。在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变得神乎其神的过程中，革命的概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好像小说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以往小说只是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被突然提升到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对于晚清学者严复和夏曾佑来说，小说因其“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而值得提倡。用他们的话说，是“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 在英雄主义和浪漫爱情的表层之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精神以及将中国改变为一个国民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这里被称颂的并不是男女之间的个人感情——属于私人的浪漫的天性——而是帮助建立民族身份和推动人性进步的公共作用。 所以，革命遭遇爱情在晚清“新小说”或者政治小说的类型中意味着，在这一历史阶段，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其它不同的政治话语统统都收编到它的旗帜之下，诸如“妇女问题”、婚姻自由和个体的自我实现(personal fulfillment)。浪漫的爱情并非政治小说的核心主题;如果它存在，它也只是用来比拟某种政治理念，用来支持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很多学者将革命英雄行为与浪漫爱情的结合上溯到侠与情，或者英雄与儿女，如同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所描述的一样，“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文康《儿女英雄传》的(缘起首回)) 。作为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基本叙述框架，英雄和儿女、侠和情的结合在晚清新小说中被改头换面成现代的叙述模式。为民族国家而战的改良者革命者成为现代勇敢的、有英雄气概的、无私的、愿意为正义牺牲的骑士;女侠也经历了角色的变化，变成了女改良者，女革命者和女刺客，与男英雄一样，有着令人佩服的勇气和追求。那些女侠通常被描绘成独立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爱国的公共角色，她们大胆地走出家庭(闺房)，甚至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民族事务，为了国家的美好未来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她们仍然具有东方传统的女性气质，她们的性观念基本上还很保守，还恪守着传统妇女的德行。也就是说，晚清新小说对女性的革命想象是现代意识与传统身体的结合体：这些“新女性”接受不同的革命理念，但是还保持传统道德意义上的美德;思想变得现代了，可是身体还很传统，还保持着“冰清玉洁”的身体，天然地排斥性。爱情在这些小说中好似英雄事迹的装饰品，它其实只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1902年，岭南羽衣女史(罗普)在其小说《东欧女豪杰》中就书写了“革命和爱情”的主题。这是晚清时期对虚无党苏菲亚的想象，她以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闻名。作为输入中国的最杰出的文化偶像之一，苏菲亚的形象启发了众多中国女革命者，包括著名的革命烈士秋瑾。在晚清革命者中流行一句名言“娶妻当娶苏菲亚” 。夏晓虹在她的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中曾指出： 虚无党女党员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苏菲亚。不仅革命派的刊物《民报》登载过《苏菲亚传》，金一(天翮)记述虚无党历史的《自由血》中有苏菲亚的事迹，而且，改良派人士对苏菲亚也相当敬重。并且，真正使其广为人知、英名远播的，也是康有为弟子罗普写作的《东欧女豪杰》。这部小说虽未完成，在当时却已极其强烈反响。单是《女子世界》杂志，便先后刊出和罗普小说中诗的作品多首，马君武、高旭、蔡寅均有份。经过大量渲染，苏菲亚这位血统高贵而又献身革命、流血牺牲的女性，在晚清于是赢得极高崇敬。 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因为没有完成，所以只包括部分苏菲亚革命的故事。小说中，她为她的祖国和自由党而参加虚无主义者活动，计划在工厂罢工，然后被捕入狱。爱情故事在小说的中间展开，当她的学长、党员安德列来搭救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个革命者的爱国的爱情。王德威对他们的爱情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罗普一再向读者保证，苏菲亚与安德烈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纯情，从而吻合了古典侠骨柔情的浪漫情侣形象。但依据史实，安德烈邂逅苏菲亚时已成婚在先，但二人明目张胆地生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苏菲亚和安德烈既被视为伟大的“儿女”，因为他们能够超越个人情感，将之升华为人道主义境界，也被视为伟大的“英雄”，因为他们能够将舍我其谁的“小”勇转化为舍身取义的“大”勇。这不禁令人想起《儿女英雄传》的主旨。虽然罗普描写的激进分子以粉碎一切人类建制为依据，但其笔下的苏菲亚和安德烈却更像晚清版儒家美德的典范。 虽然苏菲亚代表了公众领域的女性角色，她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道德准则的限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中国化了，被重新放置在一个令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的系统中。胡音在她的著作《翻译的故事：谱写中国的新女性， 1899-1918》中，讨论了外国的人物形象Sophia是如何转变成中国的苏菲亚的，她指出“通过这一变化过程，苏菲亚作为一个形象，从一个巧妙的平衡中浮现了出来，在原本真实的国外的和令我们熟悉的本土的形象中间找到了平衡;她的名字和她的道德品行都被明显地中国化了，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 。的确，苏菲亚的虚无主义运动是真正国外的，但她的性生活却受制于中国的传统美德。在“传统”的名义下，对女性性生活的控制会使苏菲亚的形象在中国语境中变得更加合法化，但是，这种“中国化”的处理方式，同时也揭示出革命与爱情、民族主义与妇女问题的结合在晚清新小说类型中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这种“中国化”的对男女之间爱情的描述中，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力比多驱力等相关的概念都是缺席的。 在“国民之母”或者“女子国民”的名义下，曾经在传统社会中处于卑微地位的中国妇女第一次获得了承担民族—国家命运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责任。晚清学者金天翮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将女子当作“国民之母”的神话，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很多晚清改良者和革命者所持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思想：母亲有能力生养新的能够建设新中国的国民。就象吕碧城所说的，“女子为国民之母，对国家有传种改良之义务。” 对女性地位的如此提升，大大鼓励了部分女子走出封建家庭，走进民族共同想象的公众空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妇女问题首次被纳入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 ground),此前，这类宏大的叙述只包括伟大的男人的事业，只有诸如解放、民主、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等问题才在其表达之列。然而，这些“国民之母”仅仅是生育的机器，她们的职责主要是要教育和培养有用的新的国民，遵从的是新的“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她们的主体性和自我空间——关于私生活、感情、自我意识和性生活——被严重忽略。由于民族主义遮蔽了妇女问题，女人的情感和性生活在晚清新小说中总是被描述得过于简单。例如《女娲石》(1904)中，女子参与革命必须首先放弃与男子的情爱纠葛，正如女领袖秦爱侬所言，“人生有了个生殖器，便是胶胶粘粘，处处都现出了个情字，容易把个爱国身体堕落情窟，冷却为国的念头，所以我党中人，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秽雄物，这便名叫灭下贼。” 。所以，在《女娲石》中，即使这些女革命者配备了现代力量——先进的科技和进步的思想，她们却不得不放弃更为现代的性别身份与性别认同，以此作为被纳入民族主义话语的交换代价，从而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和科学的工具。 当个人的爱情升华为爱国时，个人的主体性与情感自然会比较缺乏。如同晚清小说《自由结婚》(1903)和《女子权》(1904)所描述的，即使男女主人公是在追求婚姻自由，他们的这种追求也只是为了拯救整个民族和国家。然而，对革命和爱情的叙述在晚清的狭邪小说(或是青楼小说)中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根据赛金花的传说，曾朴在他的小说《孽海花》中(1905)塑造了既是放荡的红颜祸水又是民族英雄的傅彩云，她在义和团运动中，通过与八国联军的首领瓦德西上床而曲线救国。在傅彩云旅欧期间，她结识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萨拉(Sarah Aizenson)，因而得知了大名鼎鼎的女烈士苏菲亚的故事。当然，即使傅彩云用“放荡”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危机，她也从未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与新小说类型中的女革命者不同，傅彩云在整部小说中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声音，仍然忠诚于她自身的性本能而不是传统的道德规范或是新式的“革命”规范，而那些女革命家则清心寡欲，在与异性恋爱时从不表现出任何的性冲动，只是革命、进步和民族主义等宏观话语的传声筒。傅彩云这一形象说明晚清作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来塑造所谓的“新女性”时，所采用的价值观与立场是多种多样的，那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即使曾朴故意夸大了傅彩云诱人的女性魅力，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青楼女子既“堕落”又“爱国”的复杂性也打破了民族话语的整体性，为现代文学对女性主体性的表现开启了一扇门。所以，晚清小说中关于革命与爱情的大量互相冲突与矛盾的叙述可以证明，那个历史时期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个一个充满矛盾的话语。其历史上的代言人有时既是进步的又是传统的，有时既坚守传统道德又常常渴望西方文明。 想勾勒一个连贯的“革命加恋爱”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一主题的文学表达很快就被盛行于民国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所打断。在鸳鸯蝴蝶派小说所构建的极其精致的情感与欲望的世界里，关心民族命运的改良和革命受到了冷落。在这类小说中，“情”被渲染到了极点。《礼拜六》杂志就曾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分成许多类型，如侠情、哀情、怨情，悲情、苦情、惨情、孽情、艳情、忏情、烈情、艳情、痴情、奇情、幻情、丑情、喜情等。有意思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实际上压抑了身体的激情与性欲的快乐，但对“情”的文学表现非常细腻，可以说达到了美学的极致。周蕾曾经在她的著作《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阅读记》中谈道，“鸳鸯蝴蝶派小说大肆描述游玩、娱乐、周末休闲等消遣活动，而远离国家主义的问题，意味着它们不得不被驱除。这并非由于它们的表现主题(比五四文学更加本土化得多)，而是由于它们故意虚构的姿态，与现代中国对‘现实’、个人、社会的需求完全不相称” 。作为一种为大众的文学形式，鸳鸯蝴蝶小说中的娱乐和商业因素取代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它们既没有承载晚清“新小说”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目的，也没有体现五四文学的新“道”，诸如白话文运动、个人主义、性解放等 。在整个现代时期，即使这个传统后来被“五四”所谴责，它们娱乐性的“现实”仍然非常鲜活地保留着。在徐枕亚(1889-1937)的最早出版于1912年的畅销书《玉梨魂》的结尾处，主人公梦霞在与梨娘经历了不幸的情感历险后，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战死城下，成为烈士。为国捐躯为爱情故事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是，它也只是男女间爱情走到极致的装饰物。很明显，主人公是为情而不是为了高尚的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原因而死。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情感世界中，民族认同不再被视为重要的问题。 虽然女性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仍然保持“贞节”，但她们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戏剧性的变化。女性身体的解放与其主体意识的上升相联系，这成为那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代性的标识。在女作家丁玲(1904-1986)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叙述人莎菲像其他“自我解放”的现代中国女性一样大胆地挑战传统的女性规范。正如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所分析的，五四文学中的典型面貌是主体精神和个人主义。 然而，对个人解放的强调受到刘禾的质疑，她认为五四文学从来就没有为了肯定个人主义话语而牺牲民族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的话语。“相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栖息于同样的现代性空间中”。 她因此举了胡适的例子，胡适认为“小我”不如“大我”重要。刘禾想要说明是，“个人主义并没有把自己建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的对立面，而启蒙也并没有把自己独立于救亡。” 刘禾令人确信的论证让我们看到，“小我”或者个人的改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没有与民族-国家对立;相反地，它们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是，刘禾的民族-国家概念还是不能完全涵盖五四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理解，还是没有看到这一概念生成的更为复杂的一面，因而也需要受到质疑。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的含义在某个确切的时刻应该被看作是复数的，是能够产生多重含义，是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甚至是内在矛盾的本体。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指出五四活动家实际上在处理关于民族的概念时遇到了许多困境。例如陈独秀(1880-1942)“追求一种极端的逻辑思维，试图突破历史和民族的概念，而完全认同自我意识”。与这种观点相反，李大钊(1989-1927)则，“拒绝将爱国主义从自我意识中分离出来;他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目的的人们寻求改变世界并且最终建立起一个新中国”。 杜赞奇的研究特别能够引人深思，因为他把五四期间“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看得比刘禾更为复杂，更重视它们的“表演性”(perfomative)。 毫不奇怪，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在五四期间变成了对性革命、妇女革命和个人解放的表现，这显示了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在这些文化与文学的革命中，对爱情的叙述集中地体现在对个人事件、个人经验和主观感情的表述上，超出了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情与欲的二分法，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清晰标志。例如，早期创造社在采用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象征主义等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时，对人的力比多，性驱动、被压抑的欲望、无意识等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对自我、性别、性角色的改良的逐渐重视似乎替代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个人、他或她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依旧在大的背景中隐隐出现。可以肯定，在五四叙述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自我与国家(或者社会)相互冲突的问题，是回响在现代感中的“我是谁?”的问题，而不像晚清政治小说叙述的核心模式――把个人完全附属于国家和民族。写于1921年，郁达夫(1896-1944)受日本“私小说”影响很大的著名小说《沉沦》，就将个人危机与民族危机，性别特性(或者说男性)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郁达夫大大书写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自我否定和自我放纵，把性行为与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无能很容易被读解成是中国孱弱的隐喻 。这种联系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显得分外“娇情”和不可思议，但是它有力地证明了，个人主义话语在五四期间从未脱离过民族建构，它一直都与民族话语纠缠在一起。不过，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对个人话语充满了探寻的渴望，它已经不再是能够透明地表达民族话语的简便工具，它有着自己响亮的声音。类似于俄国的“零余者”，《沉沦》的主人公最终“爱国式”的死亡听起来有点像自我反讽，尖锐地揭示了现代人和民族主义者作为个体的辛酸困境。 五四时期对爱情和爱的革命(包括性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妇女革命和个人解放)的描写受到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影响，这部书由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译成中文。李欧梵指出，厨川的著作“将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自我与伯格森(Henri Bergson)著名的“生命原动力” 结合，构成了有关艺术创造的假设性的理论”，“根据厨川的理论，艺术和文学的产生是两个原型力量相互对抗的结果：自由的原始生命力对抗于日益制度化的社会中的文明力量” 。厨川理论中的“生命力”明显包含了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概念(快乐原则、爱欲Eros、力比多等等)。当弗洛伊德讨论性激情与文明社会的关系时，他写道：“我们的文明，总的来说，是建立在压抑本能的基础上的” 。由于本能的“不快乐”症状反复地出现在弗洛伊德关于性压抑的理论中，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评论道：“弗洛伊德不是从浪漫主义者或乌托邦观点的角度来质疑文化，而是让他的理论在痛苦和不幸的基础上生效” 。厨川的理论回应了弗洛伊德对文明与本能、进步与痛苦、自由与不幸的联系——也就是爱欲与死亡(Thanato)的终极联系，他强调被文明传统所约束的原始生命力。痛苦的爱情，是精神苦闷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常常产生于自我和社会的冲突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五四文学最流行的表现模式。 五四作家对厨川白村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采用，使得这一时期的主流叙述纷纷标榜“不幸的爱情”、挫折、孤独、性的毁灭性力量、过分的感伤和颓废——所有这些组成被压抑的冲动以推翻传统社会的支配地位。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而这一诱惑力皆源于小说中悲观的、消极的、多愁善感的表达方式。五四时期的作家，尤其是早期创造社的作家们，每当他们一写到爱情，总是陷入感伤主义中，总是让人看到他们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痕迹。然而，我们应该把这种消极的多愁善感的文学表达方式看成是一个历史现象，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所揭示的普遍存在的事实。这些对受压抑的个体、性压抑和压抑性的社会的表达方式，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在文学革命转变为革命文学之后，两性关系比前一个历史阶段更贴近社会关系。对爱情和性的表达也变得更加暴力、激情和阳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书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正式出版。若有评论与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本为准。 孟悦：《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泰尼•巴洛Tani E. Barlow编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第118-136页。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135-136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 唐小兵：《中国现代：英雄与凡人》(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福格斯(Forges)：《“文学的现代性”：作为美学符码、分析工具和崇拜物的用法和错误》(‘Literary Modernity’: Its Uses and Flaws as Aesthetic Code, Analytic Tool, and Fetish)，论文发表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有争议的现代性：透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Contested Modernities: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的会议上，2000年。 福格斯所指的专著包括：张诵圣(Yvonne Sung-sheng Chang):《现代主义与本土主义抵抗：当代台湾小说》(Modernism and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杜克1993;张旭东：《改革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rorms :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杜克199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91》(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史书美：《现代的诱惑：半殖民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1917-1937》(The Lure of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s: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1900-1937)，斯坦福199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唐小兵：《中国现代：英雄与凡人》(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 福格斯：(Forges)《“文学的现代性”：作为美学符码、分析工具和崇拜物的用法和错误》，福格斯认为“这些现代性的恋物癖，不仅忽视了令文本表现得很现代的社会条件，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拒绝承认这种现代性(就象所有的现代性)是通过翻译的工作而虚构的。” 王德威的话。为了讨论迟来的现代性是“被那些意识到西方现代话语霸权的人所实行的一种自我折磨”，王德威挑战所谓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分，用“被压抑的现代性”来描述晚清时期部分中国人对现代性做出的贡献，虽然这些贡献在随后的五四话语和现代文学运动中被否定、被压抑或者被削弱。正如他所说：“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始终想通过渗透、徘徊或分散主流话语找到它们的归路，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道迷人景观”。“被压抑的现代性”质疑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关于现代性独一无二的模式，并且挖掘出被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所抹煞与埋没的历史。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91》第一章。 巴克-墨尔斯(Susan Buck-Morss)：《梦幻和灾难：东西方乌托邦的逝去》(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序言，剑桥：MIT出版社，2000年。 按照李陀的说法，甘阳在1988年介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时开始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批评的眼光重估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见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Resistance to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1980s)，收入王德威编《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一个批评的概述》(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 张颐武、李书磊：《重评现代性》，载《黄河》1994年第4期，第195-207页。 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第143-144。正如李陀所言，一个可替换的策略是“在对各种文本的翻译中探查对现代性的批评，以便逐渐产生能够建构新的主体性的话语”。 安德森(Perry Anderson)：《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尼尔森(Cary Nelson)、格罗斯堡(Lawrence Grossberg)编，第317-318页，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8年。 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第317-318页。 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第321页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6，第44页 李陀：《丁玲不简单》，载《今天》1993第3期，第237-238页。 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第143页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55-374页。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355-374页。 德里克(Dirlik)：《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4，第26页。 见里格(James Legge)对《易经》的译文，多伦多：Bantam书店，1986。 陈建华：《在世界革命句法中的中国“革命”》(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见《互换》(Token of Exchange)刘禾编，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第355-374 。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见《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4年2月)。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追问现代中国的叙述》(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6页。 严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9页，这儿我使用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的译文，第164页。 侠与现代革命者的关系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64-169中得到了充分地讨论;也见胡音在《翻译的传奇：在中国建构新女性》(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中对苏菲亚形象的分析。第112-113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 转引自夏晓虹：《晚晴文人妇女观》，第1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夏晓虹：《晚晴文人妇女观》，第109页。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2003年，第213页。 胡音：《翻译的故事：谱写中国的新女性1899-1918》，第107页。 金天翮：《女子世界》发刊词，转引自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92页。 吕碧城：《兴女学议》，见《大公报》，1906年2月26日。 海天独啸子：《女娲石》，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阅读记》，第66页。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阅读记》，第43页。 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抒情诗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李欧梵编，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第3页。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第95页。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第86页。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追问现代中国的叙述》，第91页。 请参阅周蕾讨论主人公徘徊在爱国主义和男子气之间的自我意识，《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阅读记》，第138-145页。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第33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 弗洛伊德：《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焦虑》(‘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见《弗洛伊德论文集》卷2，第82页，伦敦Hogarth,1950。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ed)，第33页伦敦：Sphere书店，19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