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对中国人而言，中华文明复兴是一种全民族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离不开两点要求：一个是回归中华经典，另一个是重建中华经典学。 我们为什么要回归中华传统经典？ 第一，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人文信仰最集中的体现。人类在两千多年前轴心时期所创造的人文经典，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人文价值理念，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构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等一些涉及道德、审美、信仰等人文精神的内容，仍然是今天人们的思想源泉。然而，近百年来，我们不时中断这一源头活水，常常会对中华文化的人文经典采取很不适当的态度。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人文经典所承载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是多么重要。今天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也包括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渴求。 第二，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系。比如，当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中华文明面临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化的国家呢？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之学，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新的经典体系，即所谓的《四书》，从而为中国文化又一个高峰的近世文明奠定了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 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建中华经典学，或者说是重建“现代新经学”。 当代中国，我们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如何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 第一，就是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所谓的“经”实质上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比方说，孔子创立的所谓《六经》体系的前身，实际上是夏商周时期的先王们留下的档案、文献等历史典籍，而孔子希望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重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故而从历史传下来的典籍中间挑选、整理出一个《六经》体系。 第二，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应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选出哪些典籍作为现代中国文明复兴的经典？今天假设我们要重新编一套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经典体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五经》《四书》。其实如果我们要建立合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经典体系的话，不应该局限于历史上的经典，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而重建经典体系。 当代中国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需要实现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时代。也就是说我们重建新的经典体系，应该不再以“三代”圣王为标准，我们除了充分考虑轴心时代的先哲所创作的著作外，也可以延续到汉唐以后，只要是既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价值和意义的文献，都可以进入中华经典体系。另一个是超越学派。中国古代的经学，在经、史、子、集里面只有儒家的经典才是经学，其他各家各派的都不是经学，而是子学。如果我们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经典体系时，只要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均可以成为当代中华经典。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和现代需要来看，儒家典籍仍然是中华新经典体系的主体。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超越学派，从中华民族无限丰富的典籍里，为现代中国人构筑精神家园、为中华文明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经典体系。 第三，我们选出新的经典体系来，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诠释。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这种对话能够实现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人文信仰、人文理性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