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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理性精神不是纵横家独有的精神，但是在纵横家的身上表现的最突出。纵横家不追求理论上的建造，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它能用冷静理智、现实的态度设计谋略，又能在实践中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妥善解决计谋实施过程中的难题，达到所预计的目的。纵横家在哲学上没有大的创建，但对宇宙万物都是有规律地动变这个命题认识特别深刻。弘辩之士蔡译说：“月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⑥ 一位无名纵横士人说：“祸与福相贯、生与亡为邻，不偏于死，不偏于生，不足以载大名。无所寇艾，不足以横世。’，⑦ 纵横家立足于变的观点，认为完全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成功”。⑧ 纵横家正是以事物的变化能够认识与掌握为哲学支撑点，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成功充满信心。 深植在纵横家实践和学术中的主体意识、实用理性精神和哲学观念，是纵横家这个学派的深层次基石，对纵横家的特征及其学术的形成发展，乃至秦汉以后的流变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的兼并斗争，把中国历史推入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时代，纵横家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直接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纵横家与其他学派一样，遭到了空前的洗劫，显赫一时的纵横家在秦王朝统治时期暗淡无闻。然而因秦王朝过于短命，没能把纵横家斩草除根，仍是学有传人。公元前209 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中国的历史又进入新一轮的动荡纷争之中。秦末汉初的不稳定局面，为纵横家提供了再展雄风的机遇，战国的养士之风、游说之举和长短纵横之术东山再起，出现了一批专务韬略智谋的新时期纵横家和专研长短纵横之术的著作。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纵横家的主要活动，先是辅弼 随着西汉经济力量的恢复，国力的强盛与政局的巩固，西汉政权开始了由攻取之谋到守治之谋的转型。最后一位纵横家被杀，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被划上了历史的句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纵横家文化的彻底消声匿迹。纵横家生于本土，盛兴于战国、秦汉之际，有其兴盛的独特历史条件，也有其生存的基本土壤。汉武帝时期纵横家的终结，只表明它存在所需的独特条件的消失，可它的基本土壤还在。特别是长短纵横之术早已做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 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长期延续，历经兴衰。在专制制度的长期运作过程中，统治集团总是把儒学作为思想武器，以儒学来标榜自己，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长短纵横之术的依赖。这种依赖在总体精神上表现为以冷静、理智而又现实的态度处理政务，统辖万民；在具体运作中体现为统御之术、官场斗争的策谋韬略和政治权术。中国古代专制政权虽从没有公开打出长短纵横之术的招牌，但就其本质而言，它的总体精神和政治权术确实与变态的长短纵横之术有关。 汉武帝以后，儒学成为官学，道家在民间广为传播。纵横家在其学派断绝的情况下，长短纵横之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借助于现实需要和深层次的相通性、相近性，对儒学家说和道家学说产生着不易为人察觉的影响，使它们的实用理性精神强化，谋略权术含量增大。儒家讲三纲五常，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把伦理道德上升为政治谋术，在不言利之中谋求夭下大利。在儒家的历史擅变中，有的儒者甚至直接研究和吸收纵横家文化，东汉的马衍、魏晋的秦密、袁悦、唐代的魏征、李靖、宋代的苏询、苏轼、陈亮、叶适、明代的王世贞、李赞等，无不是如此。 道家虽不象儒学那样具有官学正统地位，但就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与深入的程度而言，却与儒家相差不远。道家与直言利害的纵横家不同，与强调入世的儒学也有差别，它以超然的面貌出现，提出许多玄远深湛的思想，并在哲学上达到了理论思维的高度。如果拨开道家“玄之又玄”的迷雾，便会发现道家始终关心利害祸福的应对，以更冷静，更理智和更智慧的形式表达着对世俗功利的追求。与道家学说相联的道教，从东汉产生之始，就显出与纵横家接近的谋略权术．重视现实政治，希望天地、社会、家庭和国家安定太平，人人延寿益年，并逐渐地衍生出讲求性命双修的内丹术，向谋求长生不老方向发展。班固对道家文化的谋略性早有看法：“历记成败、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守，卑弱以自 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⑨ 纵横家对儒、道两家文化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儒、道直接从纵横家文化中受引了什么，而在于纵横家本身强烈的谋略性、主体意识和实用理性精神对儒、道的渗透、交融，进一步加大了儒、道的谋略化比例，强化了儒、道的主体意识和实用理性精神，长短纵横之术也在这种渗透交融之中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不停地运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