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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末唐初,各路义军风起云涌,争雄图霸,如此,志士豪杰就有了逞说辞辩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魏征的《述怀》诗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纵横捭阖,建功立业的风尚:“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这种昂扬的进取壮志,激荡着初唐诗人的心扉。陈子昂愿“以义补国”、“论道匡君”;(《喜与马参军相遇醉歌序》、《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在《谏政理书》中,诗人说得更清楚:“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纵横家及豪侠义士的强烈的功名欲也使他热血沸腾。 战国纵横家们大胆地撕裂了儒家孝、廉、信的遮羞布,毫不隐晦地提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9]的主张。他们奉“名”、“利”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求“扬名”为杀身的代价,公开标榜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即使是“高士”鲁仲连,在游说聊城燕将的书信中也不废功名:“知者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10]乐毅报燕王书也说:“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11]可见他们是赞赏、奉行顺时而取名利的,与儒家的义利观水火难容。 作为一个年轻书生,直面“布衣取丞相”、合纵“激怒秦王肝”的苏秦,(《感遇》二十一)以及功名显赫的鲁仲连、乐毅等人,陈子昂也迫不及待地要成名:“初举进士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子昂顾左右,辇千缗市之。众惊问,子昂曰:‘余善此。’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入宣阳里。’如期皆往,则酒肴毕具。奉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名满京都。擢进士第。”[12]陈子昂此播名之举与纵横策士载“千金”游说以获取名利没有实质的差别。他采取了纵横家出奇制胜的用世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 陈子昂学纵横术的目的在于“囊括经世道”,他进士及第后,曾诣阙上书,《陈氏别传》载:“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他在《谏政理书》中具体表述了王霸蓝图:“思愿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鸿业,于国南郊,建立明堂”,并“立太学”,以此聚英贤,励图治,实行三皇五帝式的贤明政治。他向武则天的说教,就是“恢大唐之鸿业”的王霸策略,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特征。由于诗人富于政治幻想,别传云:“上数召问政事,言多而直,书奏辄罢之。”武则天对陈子昂的奏疏,不是“罢之”,就是“不省”、“不听”,因而诗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无法实现。虽然如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陈子昂已经把纵横家以名利为进取的功名精神,净化为“匡救于国”(《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的王霸大志。 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政治上受挫之后,陈子昂就想通过杀敌报国来实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感遇》三十五)急切地驰骋边塞,是诗人功名精神的形象写照。但在武攸宜军中,曾“屡献奇计”而不听,“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13]诗人要求建树奇勋的意志遭到冷酷的压抑。随着一次次努力的失败,陈子昂终于认识到怀利器而沉沦、汲汲济世而遭弃的残酷现实,锐意进取的热情渐渐消退。诗人发出徒然的叹息:“雨雪颜容改,纵横才位孤。空怀老臣策,未获赵军租”;(《答韩使同在边》)“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近。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最后不得不“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病家园》)为现实污浊而郁闷,只好遁入道家的境界中加以消解,无可奈何地抛却激励自己勇于进取的纵横家及纵横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重要的并不在于对纵横家的认同、弃掷,而在于对纵横家的熔铸与改造,包容了厚重了人生感悟。 为此,《战国策》中礼贤下士的燕昭王为诗人津津乐道。燕昭王为报齐入侵之仇,思才若渴,敬贤如师,筑台置黄金于其上,以招致天下贤能,于是郭隗、乐毅、剧辛、邹衍纷至沓来。“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今遗迹虽存,而霸图消歇,令人怅然。陈子昂睹物思人,慨叹不遇明时,赍志难酬,只好在战国纵横家身上审视着自己,以渲泄怀才不遇之幽愤。 (责任编辑：admin) |